作者：陶立业（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中国之治”下的抗疫良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身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国式社会动员机制，以其一核统领、纵横交互、多维相济的有效逻辑，在抗疫中再次发挥了化“分”为“合”的独特作用。
一核统领，高度凝合抗疫意志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与之匹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能够快速凝聚共识、统一意志，迅速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抗疫局面。
为应对疫情，西方国家也进行了社会动员。然而，植根于私有制土壤的西式民主政治，无法根本消除阶级社会固有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同时，资产阶级政党为赢取“轮流坐庄”的主场优势，彼此间不遗余力地进行着消耗性的政治缠斗，也相应地假借“民主”之名，把“作为整体的人民”悄然分化为“持有不同政见的选民”。这样一来，经济利益上的根本分歧和政治主张上的激烈分化，持续加剧着西方国家的社会撕裂。受此影响，西方国家执政党发起的抗疫社会动员，因缺乏广泛的思想共识和牢固的互信基础，只能被民众选择性接受。
相较于西方，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方面清除了“利益对立”滋生“社会失合”的经济根源，另一方面也为开展大规模集体协同行动提供了雄厚的国力支撑。在政治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中国进行抗疫社会动员最显著的特色和优势。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确保了党政机构在贯彻党和人民意志上的行动统一。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在汇民心、聚民力方面持续发挥着保障作用。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形成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紧密合作、团结奋斗的关系，有效规避了西方政党政治的利益之争、选票之困和社会撕裂之扰。最后，民主集中制保证党在治国理政中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奠定了坚实基础。凭借这些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抗疫工作时，能够在最短时间高度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抗疫意志，铸就起举国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