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探索增进中国人民的民生福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时期增进民生福祉规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和不断成熟的过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确定了新发展阶段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孜孜追求。
【关键词】民生福祉 百年奋斗目标 共同富裕 历史逻辑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2.005
一个世纪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增进中国人民的民生福祉，建设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美好社会。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这句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目标和奋斗历程。
胸怀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
追求美好生活、建设美好社会是中华民族、也是全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民生在勤，勤则不匱。”[2]这是“民生”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最早表达。后来，不同时代的人们赋予其不同的时代内涵。孟子在回答梁惠王提问时曾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3]要求国家治理者把百姓生活摆在重要位置，使其衣食无忧，过上好日子。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不仅关注当下的民生，也对未来充满向往，各种文学作品、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都对未来社会有美好的描述。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讲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4]这里，孔子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庶、富、教。庶，要发展就必须有一定人口规模，传统的农业社会，大量耕地开垦必须有足够的人力。没有足够的人力，土地荒芜，自然谈不上发展。富，国家要使人民逐步富裕起来。教，教育是国家人力资本的基础，所以孔子主张“有教无类”[5]。《诗经·大雅·民劳》有“民亦劳矣，讫可小康”[6]之说，这是中国文化中首次提出“小康”这一概念。“小康”在各个历史时期承载的内容各异，成为中国文化中表达民生和美好社会的重要词汇。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7]，他把民主、民生、民权作为其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憧憬，再到孙中山‘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夙愿，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深深渴望。”[8]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人民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追求美好生活、建设美好社会理想的高度概括。
改革开放后，人们常说“劳动致富”是对先人智慧的另外一种表述。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先生时首次用“小康”来表达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说道：“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9]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关注温饱和小康问题，达到小康水平之后就有精神领域的问题，民生永远是进行时，是人们无法回避的话题，是制定政策的中心。邓小平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中国实际，提出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解决贫困问题、温饱问题，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与国际交流，西方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福祉”（well-being）、“福利”（social welfare）、“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等概念相继传入中国，慢慢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融合，交叉使用。从历史上看，国际上没有民生这一概念，只有福利、福祉[10]的说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福祉等外来理论逐步融入中国人民的民生福祉实践。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期，随着我国一些地区开展改善生活品质、生活质量的探索，学界又引入、学习和研究一些国际组织、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提出的“生活质量”（或生活品质）问题，出现了客观社会品质和主观社会品质之说。客观社会品质和主观社会品质之说的提出实质上是在探索如何使人们获得更多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精神上也能够得到满足。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提出在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同时，满足人民对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要求，不断改善人民精神生活品质。
肩负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文明。近代以来，由于清王朝固步自封、闭关锁国，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外来侵略势力的凌辱和外国资本技术的洗劫，中华民族一度处于危难之中，民不聊生。“鸦片战争前，中国是清王朝统治下的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11]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开始瓜分中国，国家一度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受到外来大工业产品倾销的冲击，以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沦陷。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地主、官僚、贵族也加剧了土地的兼并。地租剥削率很高。加以灾荒连年，1846至185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领域各省都连续遭到严重的水旱灾害，两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不断。人祸天灾，使人民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12]这种境况也可以从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江村经济》一书中看到：“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如果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得到同过去等量的钱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13]费孝通先生还写道：“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14]解决贫困问题，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强国，必须发展经济、扩大贸易，推动科技进步和开展国际交流。面对外敌入侵，中国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新出路。”[15]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16]习近平总书记还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17]一部近现代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明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勾画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党的八大正式把现代化写入党章，成为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坚定不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18]民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的重大发现。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的相反。”[1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及其社会政策研究者把发展作为社会政策立足点和出发点，统筹考虑在发展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保障改善民生问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社会政策研究的理论指南。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把增进民生福祉摆在重要位置。即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也不忘记发展经济，毛泽东同志在1933年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20]同时他要求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2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帮助穷苦人翻身得解放，赢得了最广大人民广泛支持和拥护，夺取了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为摆脱贫困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22]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把经济建设作为取得军事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和任务。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要求，“必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即合理负担和保护商业”。[23]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就深刻认识到：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是赢得革命胜利的基础性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把民生福祉摆在重要位置。1959年，毛泽东同志在庐山会议上指出，“要把衣、食、住、用、行这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24]1959年，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工业情况汇报时指出，“我看解决了人民生活问题，饭吃饱，有油、菜、肉，生产起来劲头就大了”。[25]这句话非常质朴，但说明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人们必须解决好生计问题，才能有生产活动的能力和自身再生产的能力。2021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政府报告时针对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指出，“要着力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民生难题，兜牢民生底线，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习近平同志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民生的意义：民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要更加关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发展中不断补齐民生短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民生问题事关民心向背，事关社会秩序，是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基础。党的领袖们深刻阐述了民生的社会意义、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把民生摆上重要议事议程，梳理出非常清晰的经济和民生的关系：只有解决好生活问题，人民群众才能有精力、体力从事生产活动，社会才能稳定，才会有秩序和活力，才能稳步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艰难复杂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扭住经济建设和保障改善民生这一中心不动摇，努力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6]的庄严承诺，领导国家稳步前进，实现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特别是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时，波澜不惊，谨慎从容，高质量就业稳步推进，利益格局逐步调整，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社会保障体系基本成型，高质量教育逐步落实，全民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应对老龄化取得新进展，互联网使居民享受公共服务更加便捷。2019年11月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要求：“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扭住突出民生难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争取早见成效，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7]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阐述了民生的客观性质和主观品质，是对马克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也给新发展阶段增进民生福祉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准确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时期增进民生福祉规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和不断成熟的过程。党的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作了明确的规定，即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一五”和“二五”时期，主要是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进行工业化建设，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进行经济调整，“三五”计划开始强调要重视解决吃穿用问题；“四五”和“五五”计划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以加强“大三线”建设、加强战备为主。前五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虽有所差别，但总体上看，对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认识主要着眼于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和提高。“六五”计划体现了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转变，提出在研究和安排计划顺序时，首先考虑人民生活改善；“七五”和“八五”计划将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发展教育，建设精神文明，加强环境保护等有关人的发展的任务和目标列入发展计划。在总结了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加注重社会发展，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和目标更深刻、更全面、更成熟，愈加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人类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协调，强调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把保护和改善人的发展环境、提高人的自身素质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1956年，党的八大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基础上，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把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界定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突出了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不同历史时期，党和政府需要考虑工作重点，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81元人民币，整个国家的近10亿人口中，有两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当时确定主要矛盾的基本依据。在这样的条件下，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28]这里的“好”就是指生活品质，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标志。邓小平同志认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9]。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理解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这一思想。
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千方百计处理当时的主要问题与民生福祉的关系。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人均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综合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和各地的社会政策首先要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作为制定社会政策的出发点，坚持在发展中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1世纪初，面对“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一系列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思想，并将其转化为五年重点专项规划。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发展步入快车道。“十二五”以来，我国初步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改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丰富多彩，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扎实落实，保障能力和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稳步推进，国民受教育机会显著增多，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和职业培训不断加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农村危房改造进展顺利，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新发展阶段，要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基础上，鼓励和支持非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多样化需求，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2021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教育部、民政部等20个部门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明确了现阶段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基础标准，以标准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人民群众的需求提升到了经济生活基础上的社会生活领域。从基本民生到品质民生的转变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而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短短40多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在世界排名第11位，上升到第2位。国家综合实力大幅加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两会期间所说的，“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30]。
2020年，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效控制疫情，使我国成为世界范围内唯一经济呈正增长态势的大国，经济迈上了新的台阶。面对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冲击，中国政府妥善应对，稳步推进经济建设，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形成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发展，逐步形成新发展格局。
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2021年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追求美好生活、建设美好社会的梦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确定了新发展阶段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确定了社会政策制定、社会政策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紧紧围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设计社会政策。
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第一次明确表达了共同富裕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大党，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及时把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上议事议程，把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满足人民的新期待出发，提出了不断满足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思想，作出了相应的战略决策。2021年，“十三五”规划收官，“十四五”规划开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阶段，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3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32]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33]，勾画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
把高质量发展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追求，从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到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思想，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孜孜追求，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着实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庄严承诺。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十四五规划建议”所作的说明中指出：“建议稿在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34]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为“十四五”时期和2035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社会建设目标，并将其作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这为新发展阶段增进民生福祉的社会政策研究、制定和实施指明了目标和方向：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政策研究要立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通过不断改善全体人民生活品质，在评估人民群众客观获得和主观感受上下功夫，积极探索实现客观标准和主观要求的有机统一，不断把共同富裕推向新水平。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页。
[2]《四书五经》第四卷，《宣公十二年》，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1616页。
[3]《四书五经》第一卷，《孟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155页。
[4][5]《论语》，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第113页。
[6]《四书五经》第二卷，《诗经》，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900页。
[7]《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02页.
[8]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
[9]《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
[10]李小宁：《民生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前言，第2页。
[11]李侃等：《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页。
[12]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45页。
[13]《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4页。
[14]《费孝通全集》第二卷，第264页。
[15]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496页。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4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6～137页。
[22]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
[2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5页。
[24]《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25]《邓小平文选（1949～1974）》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页。
[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346页。
[2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
[2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30]《建党百年，习近平两会“下团组”特别谈到这件大事》，《人民日报》，2021年3月9日。
[31]《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人民日报》，2021年3月8日。
[32][3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新华社，2020年11月3日。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0年11月3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邓小平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Deeply Grasping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Ding Yuanzhu
Abstract: The CPC has combined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China's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taken the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as its goal, and constantly explored ways to improve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PC's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governing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in the socialist period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gradual deepening and constant maturity.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Ninete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oposed to realiz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the people, determined the basic go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closely integrat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meeting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reflecting the CPC's industrious pursuit while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Keyword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Centennial Goals, common prosperity, historical logic
丁元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发展战略。主要著作有《社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建设战略思路与基本对策》《美好社会的世纪求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