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江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庄严宣告，向世界展示了百年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的信心。
百年大党的制度自信，来自于我国的制度能够契合时代要求，是最适合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符合一个既定历史时代要求的制度，是最适合这一既定历史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马克思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相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原理既决定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同时也揭示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从这一逻辑出发，可以得出：对一个国家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是最契合这个时代要求的，是这一时代最优越的生产关系。而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主要通过制度体系来体现。
在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中，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这个既定历史时代下最优越的、能够最大程度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这是由两个客观基础决定的。一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这个时代越来越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社会化大生产发生、发展及其客观要求进行了严密的论证，并在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这个行动”就是指无产阶级取得社会权力并且通过社会权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当前这个时代，越来越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对制度的要求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满足，且只有当社会主义制度赋予生产资料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时才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换言之，社会化大生产这一客观基础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契合时代要求的制度。
二是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了这个时代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既表现为劳动资料特别是劳动工具的先进，也表现为劳动者科学技术素质的先进，更表现为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结合的科学合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劳动者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是资本的奴隶，可以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同样可以得到充分自由地发展。在此基础上劳动者与劳动资料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的有机结合，既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能够促进劳动者素质的不断提升。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不断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劳动者、充分自由发展的生产资料以及两者的结合，代表了这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而这两个客观基础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是这个既定历史时代下最优越的制度。
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还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另一层含义。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即表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一定会随着发展而与新阶段相适应；同时，新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的新的经济基础，也一定会要求新的上层建筑。生产力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也以最根本的力量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时代不断进步。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才能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时代的进步。
事实上，我们党不仅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且还做到了灵活运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地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所有制层面，经历了从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到建立单一公有制经济再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在收入分配制度层面，实现了从计划分配体制全面转向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经济体制层面，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实践证明，来自不同层面的改革使得生产关系进一步调整，更好地发挥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确保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最大程度上适应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正是因为我们党不仅建立了契合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始终坚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不断的完善，使之与时俱进，保持与时代的契合，才创造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两大奇迹”。可以说，百年大党的制度自信，来自于我国的制度能够契合时代要求，是最适合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
百年大党的制度自信，来自于我国的制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建立起来的，是当代最科学的制度
只有依据科学的理论，并科学地运用理论的精髓以及立场观点方法建立起来的制度，才是科学的制度。
马克思主义是这个时代最科学的理论。这种科学性在于它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马克思之前，许多智者，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人类未来做出了许多憧憬，乃至于局部实践，但由于缺乏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甚至于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现实提出的问题，因而难以真正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后，人类才第一次发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才第一次有了科学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类要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只能是实现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任何基于小集团的人类发展理论即使自诩为科学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而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道路的理论，其指向的是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只有这样的植根于人民，清晰地阐明必须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理论，才能够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仅致力于“解释世界”，同时也致力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同时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一经形成就被用于指导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斗争，被用于人类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后来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创新理论也都是在为人民求解放、为人类谋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在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可以说，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社会事实的进展变化不断调整、丰富和创新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也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能够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所以虽然世界在变、时代在变，但它依然科学，能够继续指导变化的世界，指导新时代的实践。
我国的制度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建立的。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及时把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此外，我国从实际出发，在坚持的同时实现了发展。一方面，坚持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历经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形成了能够满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另一方面，我们党建章立制始终遵循“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从百年的制度实践看，我们党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发展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得到发展和完善，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大势，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坚持致力于“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的全部实践证明了我国制度的科学性，证明了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管用的、有效的。在这个制度下，我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发展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经受住了挑战，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百年大党的制度自信，来自于我国的制度是从历史进程中磨砺出来的，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确立、并被人民所认可的制度
一个制度能不能在自身所处的时代取得成功，关键要看它是否能为时代所接受，为当时的人民所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中磨砺出来，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确立的，是被人民高度支持和认可的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从我国悠久的历史政治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历史经验。在五千多年悠久历史文化中，沁入中华民族骨髓的“大一统”的观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以及“和”“合”思想，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土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近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为了改变中华民族悲惨屈辱的命运，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无数仁人志士开始从制度根源出发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虽然这些探索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的成功推进，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做好了各种准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从社会主义事业的艰苦创立和艰辛探索中萌生出来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许多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改革开放的艰苦探索中确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改革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手段。因此，一代接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不移地通过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接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巩固发展我国的国体、政体和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重要制度，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在协同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进程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更为关键的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以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我国的制度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也深深植根于人民，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制度。很多制度创新，实际上都是人民群众首创。小岗村的“红手印”按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寨村的“一选”产生了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广东蛇口“杀出一条血路来”推开了经济特区制度的大门……来自人民的制度当然也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到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得到人民的信赖、人民的支持和人民的拥护，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活力。在人民的信赖、支持和拥护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也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社会团结、阶层共识，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还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持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百年大党的制度自信，来自于我国的制度不仅让站起来的中国在世界各民族面前站稳了脚跟，而且保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在民族的历史迈入到世界的历史之后，再也不会有哪个文明能够独立于世界其他文明而孤立存在，有哪个制度能够避免把自己的优劣暴露于世界各国的互动比较之中。百年大党的制度自信就是在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动中、在与世界各种类型的制度的比较中形成的。
我国的制度保证了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从无到有、从缺到全，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经济规模跃居全球首位，不仅有效地提升了我国发展的韧性，更为我国抢抓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的制度保证了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掌握自己命运，成为国家的主人。我国创造性地建立了不同于任何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了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最伟大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这一系列制度，切实地为过往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也将为未来的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我国的制度保证了中华文化的赓续，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空前繁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财政对文化建设的支持不断加强，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纪念馆不断建成，各种传播媒体的覆盖面不断扩展，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化精品不断涌现。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中华文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在世界上高高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等已经并将进一步辉映世界。
我国的制度保证了社会的空前和谐、人力资本的空前积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正在使“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成为现实。我国建起了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体系，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这些现实以及这些现实所依据的制度，无疑还将推动社会更长期的和谐稳定发展，推动我国向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
我国的制度保证了生态环境的日益好转，人民对优美生态、优美环境的需要得到更好的满足。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在这个制度体系的推动下，清洁能源投资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一，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河长制”“林长制”等制度创新进一步筑牢了生态屏障，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中国正行进在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快车道上。
以此观之，无论是在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是制度对人民的保护、文化的进步、社会的和谐、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方面，世界上都没有什么制度能够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做得更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