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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贤明:尽快释放海南服贸负面清单效应

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开放形态,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自由贸易港建设突出强调制度集成创新,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率先推进服务业的全面开放,开展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的压力测试。在这个背景下,有关方面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以下简称“服贸负面清单”),这在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破冰意义。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服贸负面清单正式出台后,如何尽快落实、用好并不断持续优化这张清单,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这有三层含义:一是尽快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完善配套举措,使2021年版服贸负面清单尽快落地;二是着力发挥服贸负面清单的杠杆作用,带动海南服务贸易大发展;三是对标全球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结合境内外市场主体的需求,加快服贸负面清单的迭代升级,使其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开放形态不断完善。这三个方面相互嵌套又相互促进。

首先,加快制定具体实施细则,使服贸负面清单能够快速落地,这是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预期的关键。

“开局决定全局、起步就要冲刺”。尽管政策从出台到落地会有一定时滞,但营商环境好的地方,时滞会明显缩短甚至为零。过去几年,海南营商环境改善较大,市场主体规模不断扩大,相关的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由此推动了服务贸易的较快发展。但与市场主体需求相比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服贸负面清单的出台,标志着海南服务业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是海南营商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契机。用好这个契机,标志就是尽快落地,尽快实现“首单”,由此显著提升各方的预期。

为此,一方面,自上而下,按着《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和服贸负面清单,有关方面要进一步细化政策内涵,明确清单具体内容,加快制定实施细则,打通政策落地的堵点。针对境外投资者关注的重大问题,制定专项说明,使服贸负面清单可落地、能落地、快落地。一方面,自下而上,海南主动出台相关的配套举措,加快优化营商环境,尤其是要避免政策落实中的“肠梗阻”。比如,抓住海南市场主体数量与市场流量不足的挑战,需要通过更加优良的服务加快吸引各类新业态、新模式的服务贸易企业,为负面清单落地奠定坚实的市场基础。当前,海南正在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专项活动。要把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落实作为专项活动的重中之重,尽快把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盆景”拓展为“森林”。

其次,发挥服贸负面清单的杠杆作用,带动海南服务贸易的大发展,释放其开放红利。

过去几年,海南服务贸易发展较快。数据显示,除2020年受疫情影响增速下降外,2018年、2019年分别增长16.8%和20.3%,2021年上半年更是增长了81.2%。展望未来,推进最高水平的开放,面向东盟大市场,海南服务贸易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由此,推进服务贸易的发展,需要放大服贸负面清单的政策效应。

比如,在金融领域,根据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允许境外个人申请开立证券账户或者期货账户,并且可以申请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和期货投资咨询的从业资格等。这可以和海南未来的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结合起来,通过加快推进包括个人跨境财富管理在内的新业态发展,为海南打造资管业务创造重要的空间。为此,可以考虑个人项下资本项目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先期以人民币进行跨境财富配置,逐步扩大到其他的资管业务,待取得经验后再进一步推广。再比如,服贸负面清单取消了境外个人参加注册计量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产评估师等资格考试限制,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外籍专业人士来海南就业,提升海南的国际化服务水平。在这方面,可以进一步扩大到相关技术技能领域,比如家政服务等领域,推动海南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应当说,这其中蕴藏的政策空间相当大,可以作为的空间也相当大。数据显示,从2020年6月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已经有140多项政策陆续出台。可以考虑把服贸负面清单与140余项政策进行一一对照,找出叠加效应最大的部分,重点突破。

最后,是加快推进服贸负面清单的迭代和优化。这是最重要也是各方最为关注的。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目标不仅是超越WTO标准和国内自贸试验区标准,更是对标国际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通过制度集成创新,探索高水平开放下的制度创新,承担相关的压力测试。海南的每一项制度创新,都要放在这个大的战略目标下予以考虑。《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是我国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的第一张负面清单,放眼国内,确实是我国当前开放程度最大的清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相关的减让表,以及我们国家签署的自贸协定,包括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采取的都是正面清单。海南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具有重要的制度创新意义,是对现有服务贸易管理模式的一项重大创新,也是我国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实践。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对标香港地区、新加坡等国际公认的自由贸易港,海南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还相对比较长,市场开放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例如,海南服贸负面清单中金融领域有17项。而初步统计显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新加坡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共25项限制措施(不含金融);金融领域跨境服务贸易限制措施4项。香港-澳大利亚自贸协定中,香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共16项限制措施(不含金融);金融领域跨境服务贸易限制措施5项。此外,海南服贸负面清单在跨境教育服务等领域,还有比较大的改进空间。

因此,着眼于服务于国家大战略,借鉴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优化调整的做法,需要尽快建立以市场主体获得感为导向的评估机制,形成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定期更新机制。

一方面,对标最高水平的服务贸易清单,根据实际运行与评估情况,逐步缩小2021年版的领域和清单项目,推进服务贸易领域更大程度地开放。可以考虑以半年为一个周期进行迭代更新;出现重大特殊情况可以随时动态迭代。

另一方面,着眼于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领域,在全球知识产权、电信计算机信息、专业服务、文化娱乐、金融等领域加快开放,推动这些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数据显示,海南服务贸易领域中,以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为特征的新型服务贸易在2020年和2021年上半年分别增长了1.1倍和1.9倍,占服务贸易比重已提高到66.5%。推动2021年版服贸负面清单的迭代更新,关键是在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贸易领域重点发力,重点突破,由此取得“事半功倍”的创新效应。

(作者系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潘旺旺]
标签: 匡贤明   负面清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