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是货币之间的比价，汇率变化不仅构成国际贸易波动的重要因素，而且会引发跨境资本大幅流动。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单边升值的现象，企业等市场主体高度关注汇率升值产生的影响，金融市场密切关注汇率变化可能引发的资本跨境流动问题及潜在风险。人民币汇率究竟会不会持续单边升值？什么是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常态？厘清这些问题对于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和企业等微观主体开展国际经贸合作具有重要影响。如何引导市场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理性客观判断，成为促进汇率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
人民币汇率不具备单边持续升值的基础。观察人民币汇率走势，上半年总体呈现升值现象，但单边持续升值并非常态，双向波动态势未见改变。截至6月3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比年初累计升值786点，升幅1.2%，但人民币汇率仍然体现为双向波动，今年年初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先后升破6.5及6.4两个关口，5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盘中一度升至6.3565，创下2018年5月以来新高。但此后汇率出现了双向波动的震荡走势，6月30日，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收盘报6.4612，较5月31日调整近1.6%。尽管人民币汇率在某些时间段可能出现单边升值现象，但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趋势未见改变，人民币汇率不具备单边持续升值的基础。
从资本流动看，美联储紧货币政策紧缩预期促使利率上升概率加大，增强美元汇率上行动力，资本流向美国的预期增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缺乏持续升值的环境。美联储虽然没有释放货币政策紧缩的信号，但伴随美国激进的财政政策的实施，通胀压力难以缓解，美联储货币政策缩紧的概率上升，由此将推动美元收益率逐步上行，美元利率逐步上升预期增强，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的压力加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值的可能性不大。
从国际收支看，经常账户顺差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支撑将呈现减弱趋势。今年上半年印度及东南亚部分国家疫情扩散，促使生产复苏进程受到冲击，供给能力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疫情缓解促使经济生活逐步正常化，消费需求较快恢复，我国较强的生产能力为解决全球供需缺口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推动我国出口较快上升，今年以来出口保持30%左右的增速，促使经常账户顺差上升，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支撑。然而，伴随世界各国疫苗接种面的扩大及治疗技术的提升，国外相关产业复苏进程有望提速，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对我国出口增长产生抑制效应，同时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提高了我国的进口成本，进口规模较快增长，促使顺差规模缩窄，国际收支向均衡状态进一步趋近，支撑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顺差因素将逐步减弱。
从宏观政策看，人民币汇率不会偏离均衡水平而持续单边升值，逆周期调节等工具为人民币汇率回归均衡水平提供政策保障。尽管测算一国汇率均衡水平并非易事，也尚未形成国际共识的公式标准，但国际收支是否平衡是评价汇率是否处于均衡水平的重要尺度。如果汇率变化导致国际收支失衡程度加大，那么就有必要采取政策促使其回归均衡水平。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外部失衡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如果当前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必然对进出口等变量产生较大冲击，影响我国国际收支平衡，那么我国就有必要采取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除常用的预期管理、远购风险准备金、中间价逆周期因子、即期和掉期市场调节等政策，还包括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这些政策工具箱有助于保障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回归，避免出现单边持续升值的问题。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符合经济金融规律。人民币汇率作为外汇市场的重要价格指标，其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既要考虑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又要考虑国内外利差及外汇市场供求的问题，还要关注国际货币体系及世界主要国家宏观政策变化。按照经济金融市场规律，价格会围绕均衡水平上下波动，人民币汇率单边持续升值不符合经济金融市场规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相互交织、动态变化，使得人民币汇率围绕均衡水平上下波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符合经济金融规律。
从制度选择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符合我国金融制度要求。关于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按照“不可能三角”理论，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与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只能取其二，即三者不可同时兼得，如果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那么就必须以失去货币政策独立性作为代价。我国经济体量位居全球第二，如此巨大的经济体不是外部价格的接受者而是影响者，独立货币政策成为保障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选择，为此，放弃固定汇率制度以获得独立货币政策成为我国重要的金融改革方向，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而促进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是符合我国金融制度要求的客观选择。
从国际比较看，汇率双向波动是主要国际货币的共同特征。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都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主要国际货币汇率双向波动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特征，外汇交易市场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2015年11月30日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新的货币篮子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加入SDR预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实质性进展，当前人民币在外汇储备份额已经超过2%，不管是SDR对纳入货币篮子的货币的市场化要求，还是人民币参与国际货币竞争的需要，汇率双向波动都是人民币发展的基本趋势。
应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政策重点。人民币汇率不具备持续单边升值的基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才是常态。企业要加大汇率风险管理，将汇率机制视作一个价格机制，增强汇率变动的风险意识，在成本核算时预留人民币兑换外币的成本，掌握控制汇率风险的有效手段，不断提高适应汇率双向波动的能力和水平。特别是针对某些特定阶段出现的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或者贬值现象，企业不能盲目单边押注升值或者贬值，而应强化汇率双向波动预期，适时调整生产决策，统筹发展与安全，将汇率波动影响降到最低。
一是金融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制度，为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营造良好的环境，强化公众对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预期。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金融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未来应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既促使汇率反映市场供求状况，也促使汇率回归均衡水平，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幅度，发挥“有管理”的优势。参考一篮子货币，保障在正常的国内外环境下，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波动，避免形成单边波动的问题，引导公众对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预期，理性客观看待不同时期的汇率波动，更好发挥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
二是加强创新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应对汇率双向波动的主动性。汇率波动直接影响进出口产品价格，出口企业特别是生产型出口企业要加大技改投入，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扩大质量效益好和自有品牌的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综合竞争力。要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政策规定，尽量选择多币种进行结算，规避单一货币的升、贬值风险。大力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在巩固欧盟、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着力开拓南亚、中东、非洲、东欧等“一带一路”市场，防范单一市场的不稳定风险。
三是积极调整进出口及融资策略，将汇率波动风险压力转为企业发展的动力。人民币升值降低了原材料、半成品和技术设备的进口价格，带来了扩大进口的好时机。企业要以此为契机，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力度，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增加技术设备和重要原材料的进口，提升产品结构，缓解国内资源瓶颈制约。积极开展人民币套期保值业务，在人民币汇率升值时，企业要通过申请外汇贷款、将人民币贷款置换为外汇贷款、延缓进口付汇等方式，适当增加外汇负债，抵消外汇资产的贬值风险，反之，适当减少外汇负债，平衡外汇收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