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叙事内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叙事，即将马克思主义本身更好地叙述给世人；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叙事，即关于资本主义批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叙事。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叙事主体，在阐述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研究对象时，实现了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主观叙事与客观叙事、形式叙事与内容叙事的辩证统一。在新的时代，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应将马克思主义叙事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内容高度融合，这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叙事 宏大叙事 辩证叙事 叙事方式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1.009
孔明安，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著作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物·象征·仿真：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研究》、《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译著）、《诠释学与人文科学》（译著）等。
叙事是叙事学的核心，是文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范畴，指用一定的方式把事物、规律、主体等叙述出来。英国学者马克·科里将人看作是叙事的动物，是讲述者和阐释者，他指出，叙事“犹如普通语言、因果关系或一种思维和存在的方式一般不可避免”。[1]叙事跟语言密切相关，只要使用语言进行表达，就必然存在叙事。叙事跟人类社会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也同样涉及叙事问题。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叙事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叙事，即阐释马克思主义本身，并将其更好地叙述给世人；第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叙事。本文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叙事，主要是从辩证法的视野出发，围绕马克思叙事主体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而展开。当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进行叙事的时候，本身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叙事。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早期马克思主义作家长于叙事，善于把自己的研究和发现通过各种叙事方法完满地展现出来，呈现多重辩证叙事的特点。当前，这种多重辩证叙事方式仍然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解答时代难题以及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有利工具。
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叙事具有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辩证统一性。宏大叙事指“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的无所不包的叙述”。[2]这里的“无所不包”带有批判色彩，即一般的“宏大叙事”通常为批判性用语，一些西方学者正是用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本文所指的宏大叙事是指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巨大的时间跨度和全球性空间视野，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统一性的叙述；马克思主义的微观叙事，则是指从局部入手、从具体入手、从现实的人入手来叙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叙事具有宏大叙事特征。我们无需因为西方学者批判马克思主义是“宏大叙事”就对这一问题避而不谈，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正是其魅力所在，是其超越其他理论、体系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如下论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这一论断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一方面，他们看到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会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存在阶级斗争，就会在阶级斗争中走向下一个社会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也必将在阶级斗争中走向消亡。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会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关键原因就是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关系限制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着与在封建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矛盾的类似运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5]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也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走向人类社会的下一阶段。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两方面论述中都运用了辩证法，这是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也把世界视为运动着的世界，不过这一运动世界完全是由绝对精神主导的世界，人仅仅是绝对精神实现自我运动的工具。黑格尔指出：“精神自在地就是运动，就是认识的运动——就是由自在转变为自为，由实体转变为主体，由意识的对象转变为自我意识的对象……或者转变为观念的运动。”[6]现实不过是精神自我运动的展现，是精神自我运动的必要环节。在这个精神的圆圈性运动中，精神是主导的，其余的主体、客体、现实等都是次要的，都是精神自我运动的中介。不同于黑格尔的思维过程（精神运动决定着物质现实），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指出了物质的第一性，即物质现实决定着人们的思维过程，决定着精神运动，“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7]因此，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要变革现实世界，批判以往哲学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阐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在黑格尔绝对精神辩证运动形式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倒转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将其运用于人类社会研究，从暂时性的角度看待他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由此窥破了人类社会辩证运动发展的奥秘，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
马克思主义叙事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统一性，以及时间跨度大等特征。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围绕着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至于马克思主义的连贯性、统一性在此则不作深入论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时间跨度大的特征，是在于它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之规律，敢于预言共产主义到来的必然性，这是其他任何理论都不曾具有的。此外，马克思主义叙事还具有全球性空间视野，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发展成为全球性现象。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9]由于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世界市场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必然涉及到全部国家。第二，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也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而是由世界各国的工人组成，这些人将会共同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第三，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叙事一直都是全球性空间视野的叙事，因为它关注的是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关注的是全人类的全面解放，这就注定了其范畴不可能局限于某国或是某地。综合来看，马克思主义叙事具有宏大叙事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优势之所在。
马克思主义叙事具有微观叙事的特征。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微观叙事，并在微观叙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总体叙事。”[10]这一观点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叙事的微观叙事特征，这一特性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等早期马克思主义作家在分析问题时注重从具体现象、现实的人、具体对象入手。在此，以如下两个实例加以说明。
首先，马克思本人在着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时，是从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财富的具体表现开始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就将其研究对象锁定在商品身上，由此，他指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属性。沿着商品的二重属性，马克思看到了商品背后的劳动二重性。同时，马克思从商品具有的价值形式中看到了其背后的社会关系，指出“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把自己的价值存在表现为一种与自己的物体和物体属性完全不同的东西，例如表现为与上衣相同的东西，因此，这个表现本身说明其中隐藏着一种社会关系”。[11]马克思通过商品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与物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物化”。在此，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的分析。关于商品拜物教，马克思将其与宗教崇拜进行了对比，认为人们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受制于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对商品产生了崇拜之感，使商品具有了某种“神话”般的性质。需要指出的是，商品拜物教者对商品的这种颠倒性误认，已经是马克思所指明的“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12]之开端。当然，商品背后还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里我们不作深入论述。马克思认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更容易研究一些。”[13]在他看来，商品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细胞，关于商品形式的研究，实际上比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研究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是剖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钥匙。所以，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细胞——具体的商品入手，逐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作的奥秘，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微观叙事。
其次，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异化状态时，也是从具体的现实以及现实的人入手，表现为典型的微观叙事。马克思从工人现实的异化状态开始，逐步揭示出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压迫工人的实质。从当时的国民经济实际出发，马克思看到“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还看到“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14]这些事实表明，工人的劳动产品已经成为一种异化的产品，工人的劳动也已经成为了异化的劳动。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存在着的工人的异化状态，使得工人阶级永远无法与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和谐共生的状态，他们必然会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而进行斗争。工人的这种异化状态也展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即依靠剥削雇佣工人，依靠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来获得发展，因此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不能持久，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无法长存。由此，马克思主义从微观叙事慢慢走向了宏大叙事，实现了微观叙事与宏大叙事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宏大叙事，也有微观叙事，二者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叙事的一大方式。一方面，宏大叙事是建立在微观叙事基础上的，离不开微观叙事的支持，否则，宏大叙事就会沦为空洞之普遍性而没有具体性内容；另一方面，微观叙事也需要宏大叙事作为其内容限定，为其提供主题性、目的性、统一性限定，否则，微观叙事就会沦为具体的繁琐之事而难以得到升华。总之，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
当前，我们仍然需要运用这一叙事方式来创新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比如在对我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规划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在面对我国国内、党内存在的相关问题时，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叙事。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继承和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的辩证统一。
主观叙事与客观叙事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叙事具有主观叙事与客观叙事的辩证统一性。一方面，主观叙事和客观叙事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尽管客观真理被认为是自在地存在于世界之中，但真理要想被人们掌握，首先必须被发现，其次还要通过叙事主体叙述出来，人们才可能运用它对现实进行改造和实践，真理才可能推动人类社会向更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迈进。另一方面，主观叙事和客观叙事之间的和谐统一很难达成，因为主观叙事很可能会干扰到客观叙事，使得需要被叙述的真理变成伪真理。在处理主观叙事和客观叙事的辩证统一上，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标杆。
马克思主义叙事中的主观叙事。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理论进行了叙述，因此马克思主义叙事必然带有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主观叙事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对工人阶级抱有极大的同情。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尽管资本主义尚处于发展之初，但当时工人受到的压迫和剥削状况已经让马克思、恩格斯深感痛心。在马克思主义多部经典著作中，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现实惨况的大量描述，使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针对工人不得不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生存资料的境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15]这些作为商品的工人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因受到无法掌握的商品规律的束缚而身不由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针对工人非人化的生产劳动，马克思指出：一方面，工人的劳动产品被异化了，“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6]工人完全沦为了自己劳动产品的奴隶，因为他实现劳动的对象和维持自己生产的生活资料都要依赖于作为资本家财产的自己的劳动产品。另一方面，工人的劳动也被异化了，“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17]工人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并不能让工人自由地发挥他们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得他们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8]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引述了大量记录当时英国公共卫生、经济状况、人口状况方面的统计报告来说明，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工人所遭受到的残酷境遇。透过这些统计报告，马克思作了这样一段论述：“工人这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喂得最坏和虐待得最残酷的了”，[19]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个人对工人阶级最深切的同情。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看似自由平等背后的残酷，在简单的流通领域和交换领域，工人和资本家看起来是平等的，他们平等、自由地交换着各自拥有之物——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平等、自由地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则平等、自由地通过自己拥有的货币从市场上购买劳动力。但是，一旦脱离这个领域而进入到生产领域，剧中人物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工人“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揉”。[2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怀有对工人阶级最大的同情，并因此赤裸裸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伪平等、假自由和残酷性。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同情使得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规律，同时也产生了工人阶级实现自身解放之理论。一定意义上，《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宣言，而《资本论》则是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的圣经。
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批判资本主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抱有极大的激情。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将自己的理论用于指导现实的工人阶级革命实践，高喊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饱含了极大的激情。马克思个人曾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21]所以，马克思不是一个经院哲学家，而是一个非常重视现实实践的哲学家，他深知改变现存世界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他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其实就是他们本人参与工人阶级革命的典型例证。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实践充满激情，他们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2]就马克思本人来说，他毕生都在为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实践服务，恩格斯亦是如此。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都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批判，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看清资本主义的实质，为工人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指导，让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而解放全人类。
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有着热烈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视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3]马克思本人首先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极不自由的状态体现在异化、物化、商品拜物教等方面，他指出，资本家也不自由，虽然相对于工人来说，他们显得自由；但是相对于资本而言，他们与工人一样，也只是资本自我增殖的工具，被资本驾驭。在马克思看来，要想打破这种状态，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就只有使物质生产过程“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24]也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此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也通过对人的宗教解放和人的政治解放的探讨，提出了关于人的解放的观点——“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5]另外，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分工的角度对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人的状态作了描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受制于特殊分工不得不使自己局限于某一特定工作，而无法展现出自己其他的兴趣和才能；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却不用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分工，一个人“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26]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早期马克思主义叙事主体所具有的主观色彩，被深深地烙上了马克思主义叙事主体——马克思、恩格斯的个性特点和情感色彩。这种主观叙事非但没有影响马克思主义所要表达的客观真理，反而给它加上了温暖的人文色彩，使得它如此独具特色，并深入人心。
马克思主义叙事中的客观叙事。所谓客观叙事就是叙事主体在叙事时必须忠实于客观真理。叙事主体在将客观真理叙述出来的过程中，不能因为有主体的介入而使得客观真理遭到扭曲。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叙事之主体在叙述客观真理时拥有自觉意识，自觉客观、公正地反映真理，主动“克制”自己的主观喜好。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叙事主体的马克思就有着高度的自觉意识。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7]因此，马克思非常重视理论的客观真理性，恩格斯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如下真理为我们所熟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之根本动力的真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的真理，等等。关于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阿尔都塞将其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进行了类比，认为马克思能看到平常经济学家所不能看到的由剩余价值决定的经济结构性事实，就像牛顿能够看到平常物理学家所不能看到的万有引力事实一样。[28]事实上，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和阐释，已经影响了精神分析，按照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说法，“拉康的剩余快感就是仿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提出的”。[29]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不仅仅体现在学术界对其理论的高度认可，还体现在它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真切改变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影响。中国能取得今日之成就，马克思主义当然功不可没，同时，中国之成功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之真理性。所以，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通过马克思叙事做到了客观叙事，其真理性并未受到马克思主观叙事之影响。这里有一个关键原因，即马克思清楚地知道，一个社会即便了解了自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30]所以，马克思有意识地使自己与客观真理保持着距离，不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到客观真理之上。他心中急切想做的，仅仅是通过自己的批判之激情、革命之激情以缩短和减轻社会分娩之痛苦。
马克思主义叙事融合了主观叙事和客观叙事。客观真理要被陈述出来必须依靠主体，而主体在叙事过程中则无疑会为客观真理添加上自己的主观色彩。我们不必因此担忧客观真理无法达及，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叙事中的主观叙事和客观叙事方式真正做到了两者的高度辩证统一，它不仅成功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客观真理，还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叙事主体的主观情感色彩，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既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又充满人文关怀、深入人心。当前在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处理主观叙事与客观叙事的辩证统一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客观叙事，抓住事物之本质，并且自觉地避免主观意志对客观真理的干预；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叙事主体赋予马克思主义叙事的主观情感色彩和时代特点，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保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和奋斗激情，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形式叙事与内容叙事的辩证统一
形式叙事是强调叙事之形式，而内容叙事则是强调叙事之内容。事实上，叙事之内容离不开一定的叙事形式，处理不好两者的关系，就会使它们之间形成张力而不利于客观真理之呈现。马克思成功地处理好了形式叙事与内容叙事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形式叙事与内容叙事的辩证统一。
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事实上，形式也可以是内容，内容即是形式，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形式与内容的简单对立层面上。黑格尔曾对形式与本质之间的关系作过如下论述：“正因为形式就像本质自己那样对本质是非常本质的东西，所以不应该把本质只理解和表述为本质……而同样应该把本质理解和表述为形式，具有着展开了的形式的全部丰富内容。”[31]我们注意到黑格尔使用的是本质，并且论述了形式与本质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形式即本质，并指出我们应该把本质本身就理解和表述为形式。在此，我们看到了形式与本质的同一性。其实，黑格尔所说的本质和我们所说的内容是一个意思，都是指客观之真理。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对形式和内容作过更为直接的论述，在他看来，形式和内容两者是同等重要的，因为没有无形式的内容，“内容之所以成为内容是由于它包括有成熟的形式在内”。[32]所以，内容本身就包含形式规定，一味坚持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对立势必会出错。但也需要注意，相对于内容而言，确实也存在着与内容不甚相干的外在形式，也就是说它并不影响内容。这就好比《资本论》无论采用纸质印刷形式呈现，还是采用电子文档形式呈现，又或者是采用手写形式呈现，对《资本论》本身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在此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与内容紧密相关的形式，即直接等于其内容的形式。当内容采用不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这样的作品就不是好作品，相反，“只有内容与形式都表明为彻底统一的，才是真正的艺术品”。[33]
在此，我们重点关注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叙事主体之一的马克思本人对形式与内容这一辩证维度的把握。齐泽克认为，在马克思的商品形式分析与弗洛伊德的梦之形式分析之间“存在着血浓于水的同源关系”，[34]两者都没有执着于形式背后的内容，而是开启了对形式本身的分析。齐泽克认为，相对于其他古典经济学家而言，马克思的高超之处就在于分析了商品形式本身，且正是马克思对商品形式本身的分析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纯粹版的机制研究，这种机制研究为人们进一步研究“那些初看上去与政治经济毫无瓜葛的现象（法律、宗教等等），提供了一把钥匙”。[35]
德国著名社会哲学家索恩-雷特尔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商品形式本身的分析，提出了现实抽象概念，认为现实抽象是一种不同于思维抽象的概念，它是由“人的行为、人们之间的相互行为”[36]产生的。此后，他论述了现实抽象向思维抽象转化的过程和条件，由此完成了对科学和哲学脑力劳动这一概念形式的历史性起源的阐释。在索恩-雷特尔看来，马克思虽然指出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7]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但是在具体论述社会生活如何决定意识时，马克思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打通意识形式与存在规定性之间的鸿沟。[38]而索恩-雷特尔则从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分析出发，看到了商品形式中蕴含的现实抽象，并经过详细论证找到了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之间的联系。因此，对马克思所言“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39]就可以作如下解读：人们在自己的思维中没有意识到商品形式中的交换抽象，但在他们的行为中却已经体现了这种抽象。事实上，索恩-雷特尔坚持认为“马克思的思维方式的标志是一种形式的观点”，[40]这一观点把马克思的思维方式与所有其他思维方式区分开来。可以说，正是对马克思思维方式形式的把握，使得索恩-雷特尔对商品形式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发现了其中的现实抽象形式与思维抽象形式具有密切联系。总之，索恩-雷特尔通过对商品形式的分析，为纯粹数学、纯粹自然科学等脑力劳动概念的形式找到了其历史性起源，即它们的产生根植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并且打通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联系。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本人关于商品形式的探讨对精神分析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受到西方学者的极大关注。这一方面说明形式是重要的，形式已经是一种内容；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叙事主体之一的马克思，其本人已经把握了形式即是内容这一辩证维度，因而才对形式给予了不同寻常之关注。
马克思有关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体现了形式即内容的辩证认识。马克思曾批判古典经济学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都把商品形式中的“价值形式看成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或者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41]古典经济学家把价值形式看成是无关紧要的，自然也就无法对这种形式进行深入研究，因而未能深入探讨这种形式与其背后内容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此，马克思指责这些经济学家从来不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42]相反，马克思重视商品形式，重视价值形式，他指出：“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43]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根源就在于商品形式。此外，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不把商品形式置于历史时间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就容易被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44]因此，马克思对商品形式、价值形式展开了深入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商品具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属性，揭示了劳动二重属性，揭示了价值形式从简单的、个别的价值形式发展到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发展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发展为货币形式的过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商品形式、价值形式作了科学分析，由此也就回答了上述提及的古典经济学家不曾提出的，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马克思并不迷恋形式，正如索恩-雷特尔所言：“对于马克思来说，形式在时间上是有条件的。它在时间中产生、消逝和变化。”[45]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当劳动产品作为共同体产品时，商品形式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变化，终将不复存在。
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叙事主体，只有当其具有形式即内容这一辩证认识之后，才能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叙事时实现形式叙事和内容叙事的辩证统一。可以说，马克思本人在研究商品形式时就已经充分认识到形式和内容对于客观存在的重要性，把握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并在具体的叙事实践中实现了形式叙事与内容叙事的相互统一、相互一致。马克思本人对形式叙事的重视，亦可参见其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有关说明：“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46]为了更好地呈现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中改写了价值形式这一节，这是马克思重视形式叙事的典型例证，也是马克思为了更好地实现形式叙事与内容叙事之统一所作的努力。更为重要的，宏大叙述与微观叙事的辩证统一、主观叙事与客观叙事的辩证统一，它们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叙事，与马克思主义内容叙事形成了辩证统一，换言之，这些叙事形式就是马克思主义内容本身。这也是当前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仍然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叙述方式的关键原因。
从“叙事”的视角来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叙事本身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它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因此，叙事既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既可以是形式的，也必须有自己的内容。无论怎样“客观的”存在，只要涉及语言，就无法回避“叙事”的诸多困扰，因此求助于辩证法就成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然之途。毫无疑问，21世纪马克思主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叙事，这一叙事将有利于我们创新和发展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如何做到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主观叙事与客观叙事、形式叙事与内容叙事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这三重辩证叙事方式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内容本身。因此，在新的时代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三重辩证叙事。这一辩证叙述方式不仅具有强大的理论力量和方法论价值，同时也是对抗西方意识形态及其叙事方式的有力武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的理论研究与批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ZDA101）
注释
[1]［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
[2]黄秋生：《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从后思索”与“宏大叙事”》，《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3][4][5][9][15][22][23]《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31、37、35、38、66、53页。
[6][31]［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3、62页。
[7][11][13][19][20][24][30][39][41][42][43][44][46]［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72、8、777、205、97、10、91、99页（脚注）、98、89、99页（脚注）、14页。
[8][21]《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500页。
[10]赵福生：《论马克思的微观哲学视域》，《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
[1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40页。
[14][16][17][1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157、159、159页。
[25]《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26][37]《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525页。
[27]《〈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28]参见［法］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65～166页。
[29][34][35]［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3、10页。
[32][33]［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2页。
[36][38][40][45]［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8～9、7、7页。
责 编／张 贝
On the Triple Dialectical Narrative Modes of Marxism
Kong Ming'an
Abstract: The narrative of Marxism lies in Marxism itself, which mainly involves two aspects: one is about the narration of Marxism itself, that is, to better present Marxism to the world; the other is the narration of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Marxism, that is, the narration about the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the la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the important narrative subjects of early Marxism, Marx and Engels achieved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grand narrative and micro narrative, subjective narrative and objective narrative, formal narrative and content narrative when expounding and study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research objects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when we adhere to and develop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highly integrate the narrative mode of Marxism with the content of Marxism, which is also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adhering to the universal truth of Marxism and developing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Marxist narrative, grand narrative, dialectical narrative, narrative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