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时，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路径，是从资本主义内在的、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着眼，论证基本矛盾的定期爆发会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另一种路径，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越来越多地显现出“自我扬弃”的趋势，最终导致向社会主义的自然过渡。现阶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扬弃”的现实表现为：企业资本所有制的性质、社会的经济结构与阶级构成、民众的普遍生活水准与整体素质、乃至政府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职能作用，都在潜移默化地趋向和演化成社会主义的特征。可以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扬弃”的现实表现所具有的潜在意义是拉近了同社会主义的距离，而不是相反。
【关键词】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自我扬弃” 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8.004
伴随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其内部结构也显现着新的演化，它的“自我扬弃”趋势已日益明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西方学者已然凯歌高奏，欢呼“自由民主制度”成为普世文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取得胜利。孰不知，共产主义借助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过程正在潜移默化地将共产主义理念演化成资本主义变革的实践。
马克思有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两种路径的论述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历史演进作出深刻剖析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既然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那么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演进，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对它的束缚必然会越来越严重，从而要求生产关系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至于这种变革是渐进的“自我扬弃”，还是突发的革命，马克思则在不同的著作中提出了两种可能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作为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号召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斗争，提出了以暴力革命方式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的国内战争（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引者注），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1]当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作出深刻研究，特别是在对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演变进行了异常敏锐的观察后，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了资本主义演变的另一种可能性，即“自我扬弃”式的演化路径。他在剖析股份公司成立对资本主义演变的意义时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2]接下来他指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的这种“自行扬弃的矛盾”，构成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随着它（指股份制度——引者注）的扩大和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消灭着私人产业”。[3]在论述员工持股的合作工厂时，马克思同样发挥了这一理论构想。他认为，这些合作工厂的发展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4]因此，马克思实际是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在“自我扬弃”中走向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演变路径。
从上述引文可知，马克思向我们展示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转化存在两种不同途径。一种是，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与斗争走向尖锐化，无产阶级以暴力革命形式推翻资产阶级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变革。另一种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引发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自发地变革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转化。对于后一种自然的历史进程，统治阶级的行为乃是处于一种非自觉的状态。马克思提出的这两种过渡观点，深刻体现着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因条件而异的辩证法则，但却成为后来者在理论与实践中相互对立、争辩不休的一个重大问题。
马克思之后在有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问题上的诸种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阐释发生了分歧，分化为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改良派。列宁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且身体力行地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后陆续有东欧一些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通过武装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但是，列宁当时所在的俄国充其量不过是刚刚从农奴制向资本主义过渡。至于中国则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暴力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例证，并未出现。可以认为，革命的道路更多适用于后发国家，它们力图通过革命选择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以期减少发展的代价。
与列宁观点相左的伯恩施坦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出现新的变化，职业经理在股份制企业中替代资本家从事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这种新中间阶级的出现反映出工人阶级队伍发生着分化。他写道：“相比较早时期，社会远未由于分化而变得简单化，从收入和经济活动两方面看，它都进一步的分级化和多样化。……如果现代社会的崩溃依赖于在社会等级中的上层和下层间的中间阶层的消失，如果它依赖于极上层和极下层对这些中间阶层的吸纳，那么，它的实现在今天要比在19世纪的任何较早时期都更不现实。”[5]在他看来，所有的先进国家里，资产阶级的特权正在逐步地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因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6]他认为，在现代无产阶级高度成熟的情况下，普选权“就成为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成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7]而议会制度则成为实现无产阶级要求的最有效手段。所以说，伯恩施坦是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这一社会改良的渐进主义道路，来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但他并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通过“自我扬弃”的自然历史进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思想的真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科技革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以及国家干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一些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经济现象在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中日趋凸显，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不仅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作出现实的解析，而且必然联系到在马克思著述中曾经阐发过的有关理论思想，提出了他们的认识和评价。1949年12月30日，奥地利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美国纽约经济学会上发表了演讲，题目竟然是“大步进入社会主义”。[8]熊彼特的理论体系是所谓的“创新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进程。这种动态发展的动力是“创新”，创新包括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以及实现企业的新组织。资本家（或企业家）是实现这些创新的主要力量。[9]熊彼特从这一理论体系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自身破坏着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创业或创新机能，因为大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官僚式经营往往使创新成为日常例行的事情，并以专家委员会和专家小组的活动代替个人的创造性。而且，现代股份公司的发展支持了那种较分散的所有制，从而侵蚀其自身的制度基础。熊彼特将“社会化界定为在大企业标出的道路上迈出超越大企业的一大步”，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越成熟，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困难就越少，并能够在保持法律连续性的基础上实现和平转化。[10]熊彼特还断言，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是对的，但他所预言的取代方式却是错误的，因为“资本主义将被它的经济成功而不是被它的经济失败杀死”。[11]他这种对马克思的批驳显然是全无道理的，因为正是马克思最先预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种“自我扬弃”的自然历史过程。而对于这一点，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却是准确地把握住了。丹尼尔·贝尔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的看法并不是只有一种图式，而是存在两种图式。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十三章“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马克思勾画了他关于社会发展的第一种图式：新社会的结构，即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在旧社会的母胎中已得到充分发育；这种新结构反映了生产的社会化性质同“资本的垄断”所产生的“生产方式的桎梏”之间越来越大的矛盾；社会分化为两个阶级：一个数量日益缩小的资本大王，以及一个稳步增长的工人阶级；新社会的性质同旧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最后“外壳就炸毁了”，社会主义世界来临了。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敏锐地观察到了资本主义演化的一些新迹象，由此提出了第二种图式。丹尼尔·贝尔归纳出了马克思所发现的那个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所发生的三个重大变化：首先，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措资金，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其次，股份公司造成的革命，其结果是所有权同管理权的分离，并产生了一个新类型的职业（如果不说是一个新阶级的话），马克思把它称之为社会的“指挥劳动”。最后，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的扩大，以及股份公司的发展必然意味着办公室人员和白领工作的扩大。[12]正是由于资本社会化和新中间阶级兴起这两大结构性的变化，显现出资本主义在向更高的社会形态演化的迹象。丹尼尔·贝尔认为，马克思的第二种图式实际是指出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自然过渡的可能性。
随着苏联的解体，前苏联地区的学者也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这类问题展开讨论。俄罗斯学者普列特尼科夫就提出，显现出来的历史趋势是资本主义辩证的自我否定，它是通过辩证的“扬弃”来实现的，即将先前的成果加以改造，使其处于次要地位，尔后将其融入新的社会体系。资本的社会化正意味着一个新事物通过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而诞生，且这一新事物在当代已不断获得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他列举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中体现着资本走向社会化的四种基本形式：一是从社会主义那里借用来的对宏观经济实行有目的的计划（规划）管理和国家调节。二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劳动者居民阶层的切身利益。三是建立在部分经济职能合作化基础上的个人企业活动。四是建立在不同形式的劳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企业活动。其中，普列特尼科夫尤其强调劳动集体所有制经济形成的意义，因为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神圣的东西”——私有制关系本身在发生变化。可以说，劳动集体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形成在资本主义自我否定中起着特殊作用。在当代，新的劳动集体所有制已经产生并得到发展，它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的劳动集体所有制的范例是闻名世界的西班牙联合会“蒙德拉贡”（蒙德拉贡合作社集团），现已有200个企业和组织，其中包括由劳动者集体自我管理的工业、农业和贸易公司（合作社），投资银行（劳动人民银行），科学研究、技术和教学中心。第二种形式的劳动集体所有制的范例是采用劳动者所有制方案创建的商行和公司。数据显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有1万家公司实施这种方案，这些企业拥有1150万职工，约占全部劳动力总数的12%。普列特尼科夫认为，随着实行劳动集体所有制的社会经济成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混合经济正在形成。他认为，混合经济的存在证明了社会的过渡状态。普列特尼科夫还强调，劳动集体所有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必然会引发雇佣劳动的危机。因为对那些基本上不使用雇佣劳动的新劳动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经济活动的分析证明，这些新企业同在技术上可以相提并论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比较，除了工人的工资更高、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的增长速度更快外，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雇佣劳动没有前途，因为雇佣劳动首先失去了创造性工作的动因，即主人翁感觉。普列特尼科夫引用马克思的话作为结论，（劳动集体所有制）“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13]
我国历史学家庞卓恒教授同样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过程比马克思在世的时代推进得更加深远。他指出：第一，合作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在西方国家已有更大发展。西欧各国1400多万家合作社为其成员提供了55%的生产资料，帮助他们销售了60%的产品；美国有近一半人口受惠于合作经济组织。在美国，40%以上的家庭持有股票；在西欧国家，直接间接持股的人数大都也占成年居民总数的四、五成以上；二战后还兴起了机构投资（如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医疗健康保险基金），它们手中的股金具有千百万投保者的合作资金的性质；这大大增强了“资本社会化”的趋势。第二，随着新科技革命和新经济的迅猛发展，知识正在替代资本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间阶级成为生产过程中的组织、管理者。从而引发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第三，西方的价值观念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从只顾个人利益的“粗俗的个人主义”转向了顾及个人利益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14]
上述学术界的探析可以使我们认识到，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建构的理论设想——资本主义将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完成对自身的否定，正在日趋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演化的现实相吻合。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形成起来”。这种发展构成了对原有生产方式的否定，以及对新的生产方式的构建。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扬弃”趋势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解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扬弃”的现实表现，并非想要论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已经成熟，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已是指日可待，缺少的只是一种合适的契机。我们所要揭示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扬弃”的现实表现所具有的潜在意义是拉近了同社会主义的距离，而不是相反。那里，企业资本所有制的性质、社会的经济结构与阶级构成、民众的普遍生活水准与整体素质、乃至政府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职能作用，都在潜移默化地演化。而且，这种自发的演化，其趋向是更多地显现社会主义的特征。因此，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在于那种显示出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其历史意义到底是什么，而不在于剖析发达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已经具有几分之几的社会主义性质。以下，我们就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几个关键性因素作出剖析。
第一，关于资本属性的变化及其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导一切、资本统治一切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给予“资本”以特殊的关注，他的最著名的经济著作就是论述资本的《资本论》。他指出，资本不仅仅是物、而且体现着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15]至于资本的本性，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16]由此可见，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本质重要性，我们对资本主义演化的剖析自然应从资本所有权的变化切入。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家凭借着对资本的所有权榨取工人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这种私人资本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早期较普遍的资本所有制形式。它在当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即适应了当时不太高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对于所有者而言，他对企业的资产拥有着完全的控制权，对经营的激励比较有力。但由于这种财产占有关系具有封闭性，限制了生产规模，不利于取得规模效益，因而，也就不利于扩大资本的增殖力度。加之，它的经营风险集中，也限制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因此，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股份制企业与合作工厂获得了大的发展，私人资本所有制逐渐退居次要位置。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是以资本入股形式结合起来的部分资本家联合占有的一种形式，合作工厂则是员工股东联合占有，它们适应了需要巨大资本投入的机器化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由于它有利于资本积聚，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所以，继私人资本所有制后成为资本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在私人股份所有制企业中，股东作为财产的占有主体具有多元性特征，而企业则成为股东共有的整体财产。股东的权利仅限于在股东大会上参与公司决策、分享利润（股息、红利）、企业一旦解散参加剩余财产分配，并拥有股票的转让权。这种私人股份所有制企业促进了企业管理上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从而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走上专业化、职业化道路，有效地提高着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但它在筹资能力上毕竟还是有限的，而股份持有的个人化也容易发生企业经营短期化的弊端。由是，资本的所有制形式进一步演化。
自二战结束以来，法人资本所有制成为新的资本所有制形式，适应并推进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这种法人资本所有制，顾名思义，其典型特征是财产占有主体的非个人化。法人实体包括多种性质组合的基金、证券投资公司等，它把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投向生产经营企业，从而拓宽了企业筹资的渠道，促使生产与资本的进一步高度集中，取得更有效的规模经济效应，并加大研发投入。像在众多传统产业部门，当今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占有了飞机制造、汽车汽配、农用机械、碳酸饮料、软饮料、烟草、制药、农产品、种业等传统产业50%以上的全球市场份额。例如，世界前两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大型商用飞机100%的市场份额和全球20座～90座的小型商用飞机75%左右的市场份额，……在新技术产业部门，以液晶、电脑、数码相机、移动通讯为例，世界前三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移动通信设备市场的70%以上和全球移动终端电话的65%以上，世界前四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数码相机市场的80%以上，世界前四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电脑市场的55%左右。[17]尽管这些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一定起伏变化，却足以说明，资本的社会化走势强劲。而今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诸国中，法人资本所有制这种联合资本，已成为资本占有走向社会化的主导形式。
通过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属性演化的剖析，我们认为有三点启示意义：一是联合资本投向生产经营企业构建股份公司，而对于股份公司的形成，马克思认为，它使私人资本“在这里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这种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因此，它是“作为私人企业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18]我们认为，就股份公司这种企业模式而言，它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但就资本来讲，虽然由私人资本转化成为社会资本，但它的最终所有权却还不是全社会共有，仍然是私人所有，只是经由法人单位将它集中起来联合使用；在它的运行过程中，资本的最终所有者已无权直接操控。因此，股份公司还不会直接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它还“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这种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发挥着双重作用，既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有大的发展，又约束着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
二是员工合作工厂的建立是在没有资本家参与的情况下，由员工入股筹措资本开办的工厂。马克思指出，这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19]我们认为，它已经构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一种否定因素；它已经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显示出员工驾驭现代生产的能力和作为社会主人的信心。
三是资本的社会化、股份制企业的发展，构成了所有权与管理权的根本分离。这种分离对资本家的影响，首先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成了多余的人，其次是他们由此而将失去继续从企业获取利润的合法性。因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全部利润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表现为对别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这种占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已经和实际生产者相异化，生产资料已经作为他人的财产，而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从经理一直到最后一个短工）相对立。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20]在股份公司中，既然生产管理的职能已经由雇佣经理承担，已经同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那么，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自然也就同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所有权获取利润的合法性自然不复存在。于是，这些脱离生产领域的资本家往往转向金融领域进行投机活动，由于金融资本并不能创造新的财富，只是对现有的财富进行再分配，所以马克思将之称为“寄生资本”。这些金融资本家为数不多，但破坏性极强，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在全球范围屡屡掀起金融危机的狂潮，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甚至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破坏。
总而言之，资本的社会化与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一定程度的扬弃，这种扬弃的发生具有其必然性。因为随着生产和交换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融资的巨大需求逐渐超出私人或家族资本的融资能力，所以由私人或家族资本主义向股份制企业的过渡具有必然性。这种股份制企业，通过向企业内部工人或向社会融资以满足对资金的巨大需求。但随着劳动者收入的不断提高，社会剩余资金会不断增加，这供需两方面的因素就使得资本的社会化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资本的社会化、企业规模的扩大，为更多有才能的人参与到生产的管理和技术工作中提供了条件，也为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供了制度上的激励，尤其是企业内部融资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就更是如此。这些无疑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为更多的人从事脑力劳动创造条件，最终的结果无疑就是脑体分工差别的消失，也就是阶级的真正消除与人们能力全面发展的实现。
第二，关于社会阶级结构发生的重大变迁及其历史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着重大演化，新中间阶级，即“白领阶层”已经崛起。对于新中间阶级的崛起，联系到西方资本主义的转型问题，有两点需要强调。
其一，新中间阶级的兴起需要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前提，因此，它表现为一种自然的历史进程。其前提条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要以大众的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为前提。我们将新中间阶级界定为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阶层，而从事体力劳动转化为从事脑力劳动无疑需要能力的巨大提升。其次，要有产业结构的升级。新中间阶级的崛起发生在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进程中，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形成对管理层、技术层、专业知识层等脑力劳动者不断增加的需求，从而促使新中间阶级的数量迅速增加。最后，它要求大学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大幅扩张。因为新中间阶级乃是具有各类专业知识技能、综合素质比较高的脑力劳动社会群体，这些专业知识的获得往往需要通过大学和研究生教育进行培养和塑造。以下的几组数据能够帮助我们获得一些具体的认识。
随着科技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自动化生产使得原本在机器化生产过程中从事工作的劳动转化为从事监督性和服务性工作。于是，实物经济领域的就业比重明显下降。以1950年与1990年相比较，美国从46.5%下降到26.1%，法国从63.2%下降到33.2%，德国从65.2%下降到40.9%，英国从50%下降到28.4%，日本从70.9%下降到41%。与实物经济比重下降相伴随的是制造业就业比重的下降，以1970年与1990年比较，美国从26%下降到18%，法国从28%下降到21%，德国从39%下降到32%，英国从35%下降到23%，日本从26%下降到24%。[21]关于教育普及状况，1992年，以15岁到64岁劳动人口受教育的平均年数统计：美国为18.4，英国为14.9，德国为12.7，日本为14.8。[22]
由此不难看出，新中间阶级的崛起是社会历史发展自然进程的产物，他们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正是生产力发展所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从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化，正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高质量的且能够满足社会对多种人才需要的大学的不断增加，也同样反映了经济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其二，新中间阶级的崛起，其重大历史意义在于为社会转型提供着阶级力量的准备；更长远地看，为消灭脑体分工、为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做准备。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其依据如下：首先，正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进入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大熔合的时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于是，企业的兴衰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国民经济的增长取决于人力资源的状况。新中间阶级作为科技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源的主要承载者，必然会由于在企业和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而相应地要求在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学术界关于科技治国、专家治国的呼声很早就已经出现，这是不是应该被视为阶级结构变迁促动社会转型的先兆呢？
其次，新中间阶级的阶级特性表明，他们能够成长为支持社会转型的先进阶级力量。教条式的阶级理论往往不把中间阶级视为一个稳定的阶级存在，而是视为一种不稳定的阶级状态，认为它会不断发生分化，上层被吸纳入资产阶级，中下层则会经历无产阶级化过程被吸纳入无产阶级。但事实证明，新中间阶级乃是社会阶级结构中一个稳定的群体，它的规模在二战后一直不断扩展，已经占到劳动力的半数以上。他们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正因为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生产力的继续发展需要这个阶级群体的支撑；与此同时，随着他们自我意识的增强，他们的组织化程度也在不断增加，“白领工会”已经获得不小的发展。新中间阶级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发达社会的进程，致使各国政党和政府在政纲制定上都不得不考虑中间阶级的利益诉求。
最后，我们认为，马克思所设计的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消灭脑体分工，实现人们能力的全面发展。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都表述了这种思想。例如，他提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3]他对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划分的著名的三形态理论也同样表达了这种意思，“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4]新中间阶级的兴起、并在西方发达社会中占据社会多数地位，正是社会沿着消灭脑体分工方向演化的标志。造成私有制、产生阶级的劳动分工是脑体分工，消灭脑体分工才能真正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才能真正实现人们能力的全面发展，也才能实现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25]这就是新中间阶级崛起显示的社会将发生重大变迁的诸种前兆。
第三，关于“福利国家”制度及西方政府在“自我扬弃”中的作用和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从正反两方面的教训（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持续近30年的繁荣）中认识到，必须根据生产力的变化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恰恰融于其中，变为政府的行政行为。实行福利国家制度是调整生产关系的一项重大举措，它以立法形式使公民享有一定的社会福利，以保障广大劳动民众的基本生活，起到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的作用，从而有效地减少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维护社会的稳定；政府通过社会福利政策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刺激社会需求，发展国民教育，既促进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顺畅进行，又可为现代化生产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后备力量；民众生活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缩减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差距，也有利于增进社会的公平氛围。因此，有学者提出，这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按社会主义方式分配”。[26]再从政府承载公共职能不断扩大的角度观察，在当今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高新科技时代，不断增加对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要求，不断增加劳动者受教育的年限，不断增加劳动者对健康、医疗、生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求。私人资本家无力承担这些巨大的支出，不得不转由国家负担，因此，国家职能的不断扩大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势，并扬言要大大削弱政府职能，但最终不仅没有真正削弱，反而在一些国家增加了财政支出。这说明政府的职能不断扩大，并且随着普通大众能力的持续提高，他们约束政府为大众利益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促使政府职能逐渐转向为普通大众服务。
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半个多世纪创造的生产力，较之它在以往几个世纪中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那里民众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一切变化，不能认为同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没有关系。因此，我们会观察到，资本主义政府正在做的某些事情恰恰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改造资本主义应该做的事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10条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的措施，我们惊奇地发现，在170多年后的今天，其中约7条都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实践，例如，征收高额累进税；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中；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27]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自我改造正在逐渐实现。无怪乎一些美国学者都承认了这一点。199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的时候，美国学者詹姆斯·格拉斯曼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卡尔·马克思无形的手》的文章中指出：“不错，马克思主义——在苏联、阿尔巴尼亚和一些东方国家实行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确已不复存在了，但是，马克思的影响力依旧相当大。事实上，包括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都是极其恭维马克思的。像《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就是美国今天实行的这种所得税。马克思的思想在集体主义和国家控制这方面的影响最大，也最不为人们所注意。一个证据是，直到不久前，人们还确信由政府管理的养老金制度——称为‘社会保障’制度——应该为所有美国人提供退休金。”[28]
当然，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指日可待。应该看到，自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以来，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步伐在逐渐放慢，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更是如此。一方面，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放慢了全球化步伐，尤其是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叫嚣“美国优先”，开以多边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进程的倒车。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间阶级收入增长处于停滞状态，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但我们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扬弃”过程是一种长时段的进程，其中必然会有停滞、挫折，甚至倒退。应该看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扬弃”进程的停滞，甚至倒退已经在加剧各种矛盾。一是西方的代表性政要公开表示“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已经无法运转”，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1年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中就明确地指出：“上述四种现象引发了社会不平等危机、民主危机、民主制度的可持续性危机、气候危机。同开放市场经济连在一起的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已经无法在这种环境下运转了。”[29]二是西方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的好感有所增强，如最近的盖洛普民调显示：“43%的受访者说，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将对美国有好处。在18岁至34岁的受访者中，58%的人持有这种观点。”[30]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发展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面对各种严峻挑战时表现出的生命力、效率和韧性，已经作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模式而逐渐为世界所承认。虽然我们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但这恰恰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我们的制度对他们的威胁。不难设想，当我们的社会主义持续强劲发展，人均GDP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时，我们将会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外部榜样加速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在此，我们不由得想起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的话：“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当21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让位于后继的体系（一个或多个）时，我们将看看这后继体系是否会更平等。我们不能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作用。”[31]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3页。
[2][3][4][15][18][19][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4～495、497、499、922、494～495、499、495页。
[5]［德］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123页。注：这段译文译得比较模糊，笔者根据英文版做了重译。
[6][7]［德］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3、193页。
[8]［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5页。
[9]关于“创新理论”可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这里参阅了张培刚先生为该书所写的“中译本序言”。
[10]［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297、331页。
[11]［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2页。
[12]［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6～72页。
[13]［俄］尤里·普列特尼科夫：《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历史趋势》和《所有制关系和社会主义》，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现代性批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3～147、237～238页。
[14][28]庞卓恒：《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自我扬弃》，《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5期。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17]周建军：《积极应对全球范围的产业集中和资本垄断》，《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期。
[21]Manuel Castells, Yuko Aoyama, "Paths Toward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133, 1995, No.1, pp. 12-13.
[22]［美］托马斯·麦劳格：《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0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25]吴英：《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理论与评论》，2018年第4期。
[26]［俄］尤里·普列特尼科夫：《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历史趋势》，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现代性批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3～294页。其中第4条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这应该是每个国家都无庸置疑要做的；第3条废除继承权，西方各国也在通过高遗产税来逐渐对继承施加限制。
[29]《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已经无法运转》，《参考消息》，2021年2月8日。
[30]《社会主义日益受美国年轻人追捧》，《参考消息》，2019年8月27日。
[3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尤来寅等译，罗荣渠审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序。
责 编／肖晗题
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史学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历史和现实运用。主要著作有《今日亚太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译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