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战争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智能化战争初现端倪。智能化作战体系成为智能化战争的主要力量形态，催生出自适应作战、集群消耗作战、同步并行作战等新型作战样式，“制智权”成为战争制权新的制高点。未来，智能化战争将呈现分阶段加速演进之势，智能科技发展将决定智能化战争走向，战争的矛盾法则将发生深刻变革，战争伦理和法律规制将不断加强。迎接智能化战争挑战，要主动设计智能化战争，加快发展智能化装备，塑造智能化组织形态，加强智能化战略管理。
【关键词】智能化战争 信息化战争 形态演变 战略举措
【中图分类号】E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0.002
郭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为军队指挥。主要著作有《战法》（主编）、《特种作战学教程》（主编）等。
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革命的共同推动下，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智能化战争呼之欲出。作为未来战争的新形态，智能化战争不仅正在颠覆人们对战争和军事的认知，而且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探索掌握智能化战争特点规律、加快推进军事智能化发展，是维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课题。
深刻认识智能化战争的演变动因
战争形态是以主战兵器技术属性为主要标志的战争历史阶段性的表现形式和状态，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运动在军事领域的表现。[1]从历史上看，战争形态先后经历了从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到信息化战争的若干次演变，目前正在向智能化战争演进。这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新一轮科技革命是推动智能化战争演变的根本动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军事科技的重大突破和主导性武器装备的标志性发展，引起军队编成、作战方法和作战理论等全新变革，导致战争的整体性改变，产生了新的战争形态。进入21世纪以来，以“智能、泛在、绿色”为主要特征的新科技集中崛起，特别是人工智能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脑科学等新技术新理论的驱动下，呈现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发、自主操控等新特征，引发军事领域链式突破，使人、武器，以及人与武器、武器与武器的结合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多用途无人战术运输”地面车辆、“忠诚僚机”无人机、“黄貂鱼”舰载无人加油机、“海上猎手”反潜无人艇、卫星机器人、“网络空间飞行器”、“自适应雷达对抗”、“阿尔法”超视距空战系统等各种智能装备项目纷纷涌现，人机混合编成、无人蜂群作战、基于系统的认知欺骗等将成为可能，作战方式、指挥控制、体制编制、后勤保障、军事训练等各领域出现体系性重大创新，“以智驭能”的智能化战争崭露头角。
大国战略竞争是推动智能化战争演变的内驱动力。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2]大国战略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军事需求，是推动战争形态演变的关键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英、法、德、美、苏等国的军队都拥有坦克、飞机、无线电通信设备等，但是只有德国率先成功实践了“闪击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试图以此破解两线作战的战略困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美国出于维护世界霸权的战略考虑，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明确把人工智能和自主化作为优先发展的技术支柱，从战争设计、作战概念开发、技术研发、军费投入等方面加快推进军事智能化发展，积极抢占军事智能革命先机，谋求以新的技术代差优势掌握战略主动权。俄罗斯坚持把有限的科技资源投入到战略价值高、技术前沿、极具实用性的领域，将智能化作为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关键，明确提出到2025年把无人作战系统的比例提高至30%。[3]英、法、印、日等其他大国也不甘落后，纷纷加大军事智能化投入和布局力度。激烈的国际战略竞争，不仅影响着各国军事智能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也推动着智能化战争的演变和发展。
军事理论创新是推动智能化战争演变的思想先导。军事理论创新对军事科技发展、战争形态演变具有重大的思想先导作用。人类战争史表明，前沿科技及其物化的武器装备要想真正形成实战能力，必须有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而固守原有军事理论，错失新质战斗力建设和运用之机的案例也屡见不鲜。美军历来注重从科技角度设计战争，以新型作战概念开发来牵引国防科技、武器装备、作战能力的创新与跃升。美军近年来密集提出的新质作战概念，均围绕顶层作战概念“跨域协同”展开。如美空军提出的“分布式作战”，通过“分布”将能力解耦，再通过“协同”将能力聚合，从而构建完整的作战体系。反映到力量配比和运用上，就是少量有人飞机协同大量功能分解的智能化无人机构成作战体系。2020年8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组织进行第三次人机空战概念验证，在最终的虚拟对决中，人工智能团队大胜人类飞行员团队。俄罗斯明确将军用机器人作为军事智能化发展的重点方向。今年4月，俄罗斯媒体披露，其空天军“闪电”多功能无人驾驶系统已完成群体投放测试，能够实现俄军“蜂群”作战概念攻击任务。[4]这些已具有一定智能化特征的作战概念，其核心是探索智能化战争如何通过“智”的提升来统筹运用各军事力量，以跨域的非对称优势击败对手、谋取全胜。智能化战争的形成，有赖于深刻理解智能科技，敏锐洞察其军事应用潜力，高度融合战争艺术与智能科技创新发展的智能化军事理论。
战争实践探索是推动智能化战争演变的主要途径。战争形态演变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每一种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的实现过程。与信息化战争的兴起相比，智能化战争迄今为止还缺少像海湾战争那样完整、典型的战争实践样本。但是，智能化作战的实验和实践正在推动智能化战争从孕育向萌芽、从低级向高级发展。2015年，俄罗斯在叙利亚战争中第一次成建制使用4台履带式“平台-M”战斗机器人和2台轮式“阿尔戈”战斗机器人，以及无人侦察机和“仙女座-D”自动化指挥系统，开创了以战斗机器人为主力的地面作战行动。2018年1月，俄军在叙利亚战场首次运用反智能化装备击毁、干扰、俘获13架来袭无人机。2019年9月，十几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两处石油设施，致使其石油产量减半。2020年纳卡冲突，阿塞拜疆军队对亚美尼亚军队的攻击行动中，无人作战平台第一次超过有人平台，达75%以上，无人机的使用数量、频率和强度均创人类战争史之最。[5]这些智能化作战的实践探索，不仅将推动智能装备在战场上的运用范围越来越广、投入数量越来越多、作战场景越来越复杂，而且将推动智能化作战手段和反智能化作战手段在对抗中逐渐升级，从而加速智能化战争的深刻演变。
准确把握智能化战争的本质特征
以蒸汽机、内燃机等为代表的机械化时代，实现了人类体能的极大拓展；以互联网、精确制导等为代表的信息化时代，实现了人类感知能力的空前飞跃；以深度学习、自主决策等为代表的智能科技迅猛发展，正为“以智驭能”的智能化时代积蓄物质和能力基础。从军事视角看，智能化载荷、智能化平台、智能化系统等构成的新型作战力量，将催生无人蜂群战、认知控制战、智能算法战等新型作战样式，夺取“制智权”将成为战争制权新的制高点。
智能化作战体系成为主要力量形态。智能化作战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人类指挥、机器自主、网络支撑”，这是有别于机械化、信息化时代的关键所在。智能化不是无人化，智能化作战系统是“平台无人、系统有人”，武器在前台、人员在后台；智能化也不是武器变成人，而是人的智能移植到了武器上，人与武器已经实现高度一体化。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虽然发展很快，但都是以人为主导、以人为中介的，实质上反映的是人类对智能认识的进步。无论智能科技取得什么样的突破，人仍将是战争的发起者、设计者和最终决策者，人的作战思想以规则、算法、软件和数据的形式被物化到智能武器中，战争中由智能武器来贯彻人的作战意图、达成预定的作战目的，智能武器自主作战的背后依然是人的作战方法、指挥方式与意志品质的较量。自主特性是军事智能的核心属性，也是智能化作战力量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武器装备具备了人的部分智力属性，能够在人的决策和控制下，实现战场作战行动层面的自适应战场环境、自协调复杂行动、自组织力量编成。因此，智能化作战力量的所有优势都是由自主化这一特性衍化而来的。智能化作战力量还具有迅捷性，由于作战行动更多地由机器自主，“观察—判断—决策—打击”的循环时间将缩短到近乎即时响应，从而实现行动速度和作战节奏的跨代跃升。网络科技催生互联网、物联网、智联网迭代发展，是提升机械化、实现信息化、支撑智能化的基础。万物互联、人机交互等新型网络科技快速发展，正引领作战编成向“有人／无人”混合编组演变，通过高效协同网络支撑智能化作战力量，实现任务定制、自主编组、灵活协同。一旦智能化作战体系高度依赖的网络环境被破坏、链路被打断，其作战功能就会遭到巨大损害甚至是瘫痪性失能，这促使世界各国开始高度重视智能化作战体系抗干扰、抗打击的韧性问题。
自主作战成为主要作战方式。随着智能化作战系统广泛应用于装备部队，并逐渐成为战场的主要作战力量，自主作战上升为主要作战方式，从自主、规模、弹性、认知等方面深刻改变着作战样式。根据目前军事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可以预判以下几种作战样式将在未来陆续登场。一是自适应作战。即依靠智能武器所具有的自主学习能力，对复杂战场环境作出敏捷反应，实现作战行动的自主判断、自主决策、自主执行，发挥最佳作战效能，具体运用样式包括“极速点穴战”“智能瘫网战”“仿生特种战”等。这一作战样式的主要优势是可极大突破人类的心理限制、作战时间限制、作战机动限制等固有弱点，尤其适合深入敌占地域、核辐射区域等高风险地区执行作战任务；同时，凭借智能武器的敏捷性特征，通过迅捷的打击节奏，使对方无法组织有效的应对，从而将以快制慢提升到全新高度。二是集群消耗作战。即以智能无人集群编组为主、辅之以少量有人战斗系统，模仿自然界中动物群体展现出的“群体智能”，以群体自主协同模式执行作战任务的作战样式，具体运用样式包括“蜂群”作战、“鱼群”作战、“狼群”作战等。这一作战样式的主要优势是运用低成本的小型智能武器，以饱和式攻击或自杀式攻击摧毁对方高价值作战目标，将数量优势转化为对传统大型主战平台的非对称体系优势。三是同步并行作战。即将作战功能分解到全域部署的多种异构的小型有人、无人作战平台，通过在多个平台间组建分布式通信网络实现在作战时间、空间、层级上保持同步，以体系化形式共同完成作战任务。这一作战样式的主要优势是利用智能网络延伸到广域分布的智能传感器、作战平台和单兵系统，实施同步并行打击，夺取作战优势。
“制智权”成为战争核心制权。战争制权的发展与战争形态演变脉络相一致，火力和机动力是机械化战争制胜的主导要素，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成为战争制权争夺的核心；信息力是信息化战争制胜的主导要素，制天权、制信息权成为战争制权争夺的核心；智能优势是智能化战争制胜的主导要素，“制智权”成为战争制权争夺的核心，智能主导、自主驭能、以智谋胜将成为智能化战争的基本法则。“制智权”的争夺，集中体现为“算法＋数据＋认知”的综合较量。算法是智能科技的核心所在，“算法即战法、软件定义战争”成为智能化战争的鲜明特征。构建算法的核心是创建基于问题的抽象模型，并根据目标问题选择不同的方法完成算法的设计。算法优势的一方可精确模拟作战场景、精准估算作战结果、最大化推演优选作战方案，为实现未战先胜提供有力手段，“谁的算法先进，谁就能占据制胜先机”成为新的战争制胜规律。数据是智能化时代众多颠覆性技术群的核心资源，掌握数据、分析数据、争夺数据，并将数据运用于战争之中，成为智能化战争的制胜关键。智能武器具有部分人的智力特征，这使得认知域成为战争的对抗焦点，以认知环路为目标，依托智能科技限敌获取有效信息、迫敌使用错误信息、延迟认知速度、诱导认知模式、阻断认知输出，能够打乱敌指挥决策、瓦解其民心士气，实现对“攻心为上”古老战争规则的可定制、可操控。在信息化战争中，失去制信息权的一方，虽然作战人员和平台未被消灭，但失去了相互之间的通畅联络，无法形成有机的整体。智能化战争中，失去了智能优势，即使具有信息优势和能量优势，也会因为人机协同失调、自主决策失灵，而导致整体作战效能的大幅降低。
智能化并未改变战争的本质属性。叶剑英元帅指出，“战争打两门：第一打政治，第二打技术。政治决定战争的性质，加上技术决定战争的样式”[6]。智能化战争并没有颠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原理，但在基本范畴上将出现许多新的发展变化。一方面，智能化战争的政治决定性没有改变，仍然是政治的工具。政治决定战争的动因、目的和性质，离开由政治所决定的战争目的，战争就变成了盲目的杀戮，战争就没有了灵魂。当今时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主要战争根源，民族宗教矛盾、能源资源争夺、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等仍将是诱发战争的直接动因。无人自主系统的广泛运用，模糊了战争与非战争的界限，战略和军事风险的降低可能导致未来战争门槛的降低。特别是智能科技的军民两用性以及以“众包”“众筹”“创客”等为代表的“开源共享”模式的普及，使越来越多装备技术的获取渠道更加商业化，这将对智能时代的战争主体带来深刻变革，以非国家行为体为代表的战争主体将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智能化战争制胜的政治因素没有改变，仍然由战争的性质所决定。推动历史进步和体现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目的的战争，是正义性质的战争，反之则是非正义性质的战争，正义战争必胜、兵民为胜利之本仍将是智能化战争时代的制胜铁律。但是随着智能科技孕育产生智能化社会，将重新定位民众在智能化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显著拓展民众参与战争的广度和深度，民众将日益成为智能化战争的直接攻击目标、防御主体和坚强后盾。因此，必须辩证、全面地考察智能化战争，避免“单纯军事观点”和“单纯技术观点”，认清智能化战争的“变”与“不变”，以此探寻智能化战争的制胜之道。
科学预测智能化战争的发展趋势
当前，智能化战争尚处于孕育阶段。预测智能化战争的发展趋势十分必要，且具有挑战性。有学者提出，虽然目前大致可以判断出机器学习、工业机器人、材料科学等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但是这些技术如何结合起来，对未来战争将造成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尚无法准确预测。[7]这就需要跳出从单项技术出发的思维模式，注重从整体上认识智能化战争可能的发展趋势。
智能化战争将呈现分阶段加速演进之势。随着现代科技领域的指数进步、组合进步、数据进步，以及在军事领域的加快转化运用，武器装备变革的过程不断缩短，加之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地区动荡、局部战乱将成为常态，智能化作战实践探索将更加频繁，这些都将推动智能化战争加速发展。同时，受到智能科技发展、智能化力量融入作战体系、军事观点更新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智能化战争演进将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有学者提出，真正进入智能化战争，人工智能技术需要迈上四个台阶，即计算智能、感知智能、认知智能和人机融合式增强型智能。当人工智能技术走上第二级台阶，智能化战争才开始走来，当踏上第四级台阶时，智能化战争的时代将全面开启。[8]据此可初步研判，在未来15年左右将会出现比较典型的智能化战争，未来30年内智能化战争或将成为基本的战争形态。实践表明，军事领域的每一次变革、战争形态的每一次演变，都发轫于新质作战力量的兴起。新质作战力量因其军事技术的独特性和先进性而具有“撒手锏”性质，常常会打破战场上的力量均衡，成为克敌制胜的关键力量。一旦新质作战力量融入作战体系并大规模投入战争实践，就标志着战争形态发生根本性质变。智能化战争的真正出现，必将是智能无人作战平台、智能无人作战集群等新型作战力量发展壮大并融入现有作战体系的结果。这是一个逐步推进、不断深入的长期过程，从初步融入到深度融入，也决非一日之功。
智能科技发展将决定智能化战争走向。智能科技是一门综合发展运用脑与认知、生物交叉、先进计算、大数据、微纳米等前沿科技，研究智能行为机理及其实现的科学与技术。智能科技作为推动智能化战争演变的根本动因和物质基础，其发展趋势、产业基础、技术成熟度以及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深度和广度，直接决定着智能化战争的未来走向。人工智能技术在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三起两落”。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仍处于统计学习的初级阶段，并可能长期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脱离人而自我演化进化的强人工智能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智能科技的发展和突破，直接决定着智能化是信息化的高级阶段，还是比信息化更高级的阶段。当前，智能科技的发展趋势对智能化战争的驱动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智能科技赋能现有武器装备。尽管目前发展的主要是针对特定应用场景的专用智能系统，但已经使航母、飞机等传统主战平台的作战效能不断提升，从由人直接操控，逐步发展到能够自主完成特定的作战任务。二是智能科技变革未来作战指挥模式。智能科技融入并改造指挥控制体系，将推动指挥主体混合化、指挥体制柔性化、指挥模式灵活化，在作战行动层面围绕自适应、自组织、自协调指挥优势的争夺将更加激烈。三是智能科技更新未来作战流程。智能科技将把陆、海、空、天等作战域的多个杀伤链汇聚整合成为跨域杀伤网，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从传感器到射手”的单一作战流程。
智能化战争的矛盾法则将发生深刻变革。运用战争的矛盾法则是把握战争规律的主要途径，敌对双方之间的对抗是战争中的基本矛盾。对于智能化战争而言，战争的基本矛盾将集中体现为隐蔽与发现、认知与迷惑、网络弹性与网络失能、攻击与拦截、行动速度与决策速度、争取民心与动摇士气、消耗与效果、投送与拒止等竞争性关系。随着智能科技的加速发展，这些核心作战对抗将日趋激烈、优势互换将更加频繁，从而推动智能化战争不断走向成熟。未来战场隐蔽与发现间的对抗，将向智能化更强、响应更快、体积更小、价格更低的方向发展。智能科技作为驾驭信息爆炸“双刃剑”的战略制高点技术，将使增强己方战场态势认知、误导欺骗迷惑敌方的对抗更加激烈。智能化网络信息体系设计、动态目标防御等技术为未来战争的网络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认知电磁操控与电磁频谱战、网络空间智能对抗等技术为攻击敌方网络提供了新的方式。自主无人系统、智能弹药等发展有望优化未来战争的攻击手段、提升攻击威力，自主寻的武器、超近程拦截主动防护等性能的发展将显著提升应对新威胁的拦防能力。无人系统自主化、群体协同等技术将显著提升行动速度，智能辅助决策、群体智能操作系统等技术可大大提高决策速度。无处不在的网络、社交媒体和智能终端深度融入人类生活，信息传播的速度、波及的范围、推送的精准度空前提升。随着低成本蜂群式无人机、导弹等技术的出现，未来战争很可能以低成本的作战平台使敌防线不堪重负，迫使敌人进入一场防不住、防不起的战争。
智能化战争的伦理法律规制将不断加强。智能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战争形态向智能化战争演变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全新的战争伦理问题和战争法困境。比如，将决定人类的生死权力交给机器是否道德？当机器拥有主宰人类生死的权力时，迎接人类的可能不是更加光明的未来，而是暗无天日的无底深渊。又比如，由智能武器引发的战争罪行向谁追责？这可能涉及武器本身、使用者、设计者、生产者等，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责权困境。近年来，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对智能化武器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国际会议的形式开展国际对话，成立相关机构研究法律规制原则，颁布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等等。2017年7月，中国政府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要“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2019年4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道德准则，提出包括透明性、公平性、安全性和人类监督在内的七大条件。2019年10月，美国国防创新委员会提出军事人工智能运用的负责、公平、可追踪、可靠、可控五大原则。面向未来，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将安全可靠作为智能科技的重要发展方向，围绕军事智能的可解释化和透明化、防范自主武器系统“瞬间崩溃”安全隐患、新的交战规则设计等领域开展战略对话，推动建立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国际规则，共同应对智能化战争可能带来的全球性挑战。
迎接智能化战争挑战的战略举措
智能化战争的到来，将可能造成新的军事代差，从军事上影响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甚至引发新一轮大国兴衰。智能化战争既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时代性挑战，也为我军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面对机遇和挑战，迫切需要超前谋划、前瞻布局、综合施策，努力抢占未来军事竞争的战略制高点，牢牢掌握维护国家安全、打赢智能化战争的战略主动权。
主动设计智能化战争。一流军队设计战争，二流军队应对战争，三流军队尾随战争。面对即将来临的智能化战争，必须尽早预见战争、主动设计战争，着眼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努力成为未来战争的洞见者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一是注重从科技角度设计智能化战争，增强前沿科技认知力，敏锐把握科技发展新趋势，洞察能够引发战争形态演变的关键领域、关键方向、关键技术，以科技先进性设计战争主动性，以科技组合性设计战争灵活性，以科技颠覆性设计战争非对称性。二是注重加强智能化新型作战概念开发，着眼未来我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和我军担负的使命任务，基于军事智能化的发展、应用和影响，聚焦如何借助智能化作战来破解我国面临的战争威胁和战略困境，围绕各战略方向以及新型安全领域，对未来可能面临的智能化作战场景进行系统构想，大力推动智能化作战理论创新，加快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的智能化作战理论体系。三是注重强化智能化作战需求牵引，聚焦智能化全新作战样式，系统描述所需能力、体系、装备，以作战需求牵引军事智能化发展，确保将作战需求贯彻到军事智能化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全面提高军事智能化发展的实战水平。
发展智能化武器装备。智能化武器装备是智能化战争的物质基础，是智能化军队的重要标志。一是坚持体系建设。信息化战争拼的是体系，智能化战争拼的更是体系。当前，以智能指挥控制系统、智能无人机、智能坦克、智能导弹、智能地雷等为代表的智能化武器装备尚处于分散发展阶段，远未形成体系化发展。如何构建智能化武器装备体系，特别是打造智能网络信息体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二是坚持攻防兼备。有矛必然会有盾，有智能化武器装备必然会有反智能化的武器装备，必须统筹推进进攻型智能化武器装备和防御型智能化武器装备发展。对于智能化武器装备来说，一旦被敌人获取源代码，就相当于获得武器使用权。这对攻防兼备的智能化武器装备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三是统筹推进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融合发展。坚持以机械化信息化支撑智能化、以智能化牵引机械化信息化，通过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要素耦合、比例优化和体系集成，加快智能化武器装备建设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塑造智能化组织形态。没有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就没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军队组织体制的基本功能，是保证军队人员和装备的有效结合，使军队整体作战能力得以形成并不断提高。打赢智能化战争、建设智能化军队，必须建立智能化组织体制，构建智能化军事力量体系。智能化军事力量体系是以智能化武器平台为骨干，按照人机协同、机器自组织协同等方式组织，在人的授权控制或者监督下开展作战行动的作战力量，以及为之提供侦察情报、通信、算法设计等活动的作战支援力量和后勤、装备保障力量构成的有机整体。应按照“注重协同发展、着眼竞争优势、促进体系融合”的思路要求，围绕扩充数量规模、优化部队编成、创新组织方式，在继承传统树状结构和军兵种结构组织模式的基础上，兼顾稳定与创新的双重组织体制，努力构建重心虚拟化的指挥体制，探索创新跨域混合部队、有人/无人混合编队等新型编制方式，努力实现智能化军事力量体系的灵活、有机、高效运行。
加强智能化战略管理。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始于科技、成于管理。应对智能化战争挑战、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必须坚持把战略管理摆上重要位置，围绕提高军事智能化发展质量效益和智能化军事体系运行效率，站在全局高度加强统筹规划、系统设计、集中统管和分类指导，走出一条集约高效的智能化发展之路。适应智能化战争快速反应能力要求，着力优化管理体制机制，采用网络化、自主化管理模式，提高对前沿智能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运用的规划计划水平，加大研发投资和支持力度，确保科技创新走在时代前列。加强人工智能军用标准体系建设，抓紧出台涉及智能化设施、智能化系统、智能化武器装备、智能化人才和智能化作战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不断完善支持军事智能化发展的重点政策制度。围绕人工智能科技泛在易扩散的特征，以及国家战略能力、社会生产力与军队战斗力高度耦合的要求，进一步优化智能化建设开放融合布局，畅通组织领导体制机制，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推动实现富国与强军的有机统一。
注释
[1]《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战略》（第二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第506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1页。
[3]赵林：《从空中、地面到水下无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俄军走了多远》，《解放军报》，2019年1月31日第11版。
[4]陈梓毅、饶雨峰、马建光：《“闪电”无人机或成俄空天军未来作战新秀》，2020年4月16日，人民网，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21/0416/c1011-32079848.html。
[5]兰顺正：《纳卡冲突中的现代武器及战术比拼》，《世界知识》，2020年第24期。
[6]《叶剑英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250页。
[7]傅莹：《看世界2》，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292页。
[8]李始江、杨子明、陈分有：《以新理念迎接智能化战争挑战》，《解放军报》，2018年7月26日，第7版。
责 编／张 贝
Basic Understandings of the Intelligent Wars
Guo Ming
Abstract: The modern wars are quickly transitioning to information-based wars so that the intelligent wars are emerging. The intelligent combat system has become the main force form of intelligent wars, giving birth to new combat styles, such as self-adaptive combat, cluster attrition combat, synchronous parallel combat. The "intelligent dominance" has become a new high ground for war supremacy. In the future, the intelligent wars will present the trend of accelerated evolution by stag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intelligent wars, the contradiction law of war will undergo profound changes, and the war ethics and legal regulation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intelligent war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actively design intelligent wars,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equipment, shape the intelligent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strengthen intellig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Keywords: intelligent war, information-based war, form evolution, strategic meas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