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是推动当代资本主义变革的重要力量，它在价值观念、行动方式和成员构成等方面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有重合或趋同之处，在未来走向上体现出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中推动资本主义变革的主要力量，可将其视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多元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新社会运动已成为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中社会主义因素的重要体现。鉴于此，全面认识西方发达国家新社会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世界社会主义从低谷中逐步回升的大趋势。
【关键词】西方发达国家 新社会运动 社会主义因素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8.008
引言
20世纪中后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变化加剧，以阶级认同为基础的传统工人运动逐渐转变为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新社会运动。汉克·约翰斯顿认为：“新社会运动主要是指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的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反核抗议运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性恋权利维护运动、女权权利、动物权利、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生态运动等。”[1]新社会运动从20世纪中期出现在美国和欧洲后，至今已走过了近70年的发展历程。早期，这一运动在西欧和美国各自发展，形成了符合自己地域和文化特点的发展路径；到了20世纪中后期，美国和欧洲各国出现了生态运动，随后反全球化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渐成趋势，社会抗议运动在欧洲和北美逐步合流，进入了运动议题联动时期；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出现的抗议气候变化运动和抗议金融危机运动，推动新社会运动逐步走向了全球化阶段。近年来，在欧洲的法国、德国、英国等地爆发的多场抗议延迟退休、抗议本国政治经济政策的运动以及在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黑命贵”等抗议运动，是新社会运动的最新表现。
这些主要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新社会运动，从思想意识、运动形式和成员构成等多元维度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其运动目标基本上是变革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体制和政策，总体上是持中性偏左的政治立场。本质上，新社会运动是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反抗和改变资本主义的力量，在未来走向上体现出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视角看，可将新社会运动视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中推动资本主义变革的主要力量，其成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多元发展的组成部分之一。鉴于此，新社会运动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未来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
在价值理念上，新社会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持相似的批判资本主义立场
新社会运动的价值理念来源于多种理论和学说。其中一些流派的理论主张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提出了改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的诉求，其价值理念总体上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立场。在以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里，传统左翼包括老左派，如欧洲各国共产党、社会党以及美国共产党等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大。它们一般是传统工人运动的引领者和发动者，其运动宗旨主要是对垄断资本主义开展批判和斗争。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实践效果一直不理想。这些抗议运动遭遇的现实挫折，导致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其中一部分学者开始探索在理论上“改造”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学术流派由此诞生。他们在理论层面仍然以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目标，只是将一些学术观点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以此实现“改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实践层面仍然寻找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路径和现实力量，新社会运动成为这种探索的重要成果。新社会运动参与者努力以新的理念和视角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变化，但批判和推动资本主义变革的价值理念坚定延续。
在理论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为激进。新社会运动初期，“新左派”作为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力量成为各种反抗运动的主力。“新左派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西欧和北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场激进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参与主体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不是以往历次激进运动的主角工人阶级。这些文化人不满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期许社会主义的未来。”[2]20世纪中期，欧美地区社会的思想意识有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在知识分子阶层中这一倾向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一时期成为新左派兴盛发展的时代。他们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和现实问题，关注马克思主义和研究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学术领域中的潮流。
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新社会运动参与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有力批判，但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认识不到位、预期不准确，尤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资本主义状况的预测与实际不符。因此，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在研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主张的基础上，接受了赖特·米尔斯的阶级理论、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现代乌托邦革命理论和埃里奇·弗罗姆的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和心理革命理论等学说，尤其是接受了以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这是一套更为激进的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理论主张。
总体来看，新社会主义运动参与者的思想认识集中体现为：“在国内问题上，坚持底层民众的民主权利，维护社会的公正，主张非暴力性的社会斗争；在国际问题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中，持守和平主义立场，反对军备竞赛和扩张。为了贯彻这些主张，新左派发起了一系列社会政治活动，影响很大的有英国的核裁军运动、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集会、1968年法国的学生运动、西德学生领袖遭枪杀而引发的全国性骚乱等。”[3]这些反传统和反现代的思想认识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相比，表现出了相同的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立场，只是批判的视角和层次不同。马克思主义更重视对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矛盾的揭示和批判，新社会运动参与者更注重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现实的批判和分析。他们深刻认识到，西方国家主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确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其带来的消极作用不可忽视。一是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在推动形成西方发达国家“富裕社会”的同时，却导致了反传统和反现代文明的社会思潮。很多社会成员开始反思推动科技革命和促进国家走向发达工业社会的得失利弊。二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成员在享受物质文明带来丰裕物质生活的同时，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体系和人的信仰追求却遭遇溃败与崩塌。因此，本来是“富裕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却从人性、人道主义与人类未来的立场出发，猛烈抨击科技革命和技术创新。这种社会思潮也在反思，为什么人类与自己的发展进程及发展成果产生异化。三是科技革命导致了传统社会结构坍塌，人们很难在短时期内重新实现阶层定位，这种迷茫导致了对社会的更多不满和批判。“科学技术革命使美国的职业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呈现出新的趋势，这与大学生自身的前途息息相关。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自身前途的忧虑，使他们不断趋向激进化，对现实进行批判和反叛。”[4]
形成了分析批判垄断资本主义的新视角。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以信息技术生产为主的新生产模式，并逐步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这种“信息革命”前所未有地重塑着当代西方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其经济社会影响剧烈地冲击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促使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以新的视角分析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社会运动的产生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诞生在时间上基本同步，这一现象绝非偶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新社会运动暴露和凸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新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引发了西方关于‘后工业社会’即晚期资本主义的热烈讨论。”[5]新社会运动的发展促使研究者走出了传统认识框架，确立了分析批判垄断资本主义的新视角。
其一，从社会结构变化出发构建社会变革战略。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了经济结构变革，也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物质资源和社会组织形式不再是进行社会生产的决定性要素，信息控制能力和技术生产能力成为其关键和基础，这种现实促使劳动的内涵和领域发生变化。在以工业生产为主的时代，从事信息和技术工作的“白领”被确定为非产业劳动者，但在当代社会他们已成为信息技术产业的主要劳动者。在美国，“白领”数量在1975年第一次超过“蓝领”数量。依据法国学者安德列·高兹的研究，在1961～1988年期间，英国工人的数量与高峰期相比减少了44%，法国则减少了30%。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三分之一甚至约二分之一的传统工业工作岗位在1975～1986年期间消失。据此，安德列·高兹特别强调，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劳动的内涵和领域已经改变，劳动者的定义和范围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人们应该调整研究劳动的理论。这充分说明，传统劳动的概念、劳动者的范围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冲击下发生了变化，当代劳动者的概念已经从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扩展到第三产业的从事知识创造的“白领工人”和“新中间阶级”等。这种“劳动已经改变了，‘劳动者’也已改变了”[6]的现实，成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依据。最为明显的是，在以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率先提出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张和战略的基础上，马尔库塞创造性地提出“非暴力的反抗”这一新的革命道路，强调在新阶段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不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而应该采取改变人的意识、本能，并通过文化革命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安德列·高兹强调构建“争取社会主义的新战略”，以渐进变革的方式推进无产阶级运动和革命，杜绝短期夺取政权的理念，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合法斗争和推动政策改良逐步夺取国家政权。而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和《马克思主义中的现实问题》中，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存在扩张性、系统性暴力，他借助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构建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性解析，主张通过克服日常生活异化来实现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是通过日常生活领域，而不是生产关系来维护自身。现代化的日常生活使无产阶级失去革命意识，而与现存的制度同化，为此，必须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来唤醒民众。所谓日常生活批判也就是要变革现存的生活方式，变革现有的习俗、礼仪、价值观念，变革人的思想意识。”[7]
其二，从文化冲突层面确定社会运动主题。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变迁直接影响了社会文化的变化。在经济繁荣期，由于教育水平提高和消费水平提升，原有的政治结构和传统的社会基础不断被瓦解，导致社会结构高度分化，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发展空间。人们可以以信息资源为基础构筑自己的生活空间、确定自己的社会位置，但同时却无法摆脱依托信息技术形成的社会控制力量。“这种社会控制远远超出了以往公共领域侵犯个体行为的最大限度。传统上被认为是私人的、主体的和生理的各个方面，现在都受到社会的支配和操纵。技术装置、信息与交流媒介等在私人领域无所不在地伸张它们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越来越富裕和自主，也越来越孤独和异化。”[8]这种借助信息技术对个体自主性的侵犯，导致反抗社会侵犯和控制的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出现。新社会运动的主题涵盖了诸多反对资本主义异化和社会控制、彰显个体自主和追求个性自由的诉求。各种运动的抗议主题大多数是针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消极影响，包括抗议自由被侵犯、劳动被异化、环境被破坏等。虽然新社会运动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冲突的现实表现，但新社会运动在范围上已经突破了社会冲突集中于物质生产领域的传统，它所涉及的范围涵盖社会关系、物质生产、社会文化等领域。新社会运动是从社会文化基础层面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力争向那些掌握和控制信息生产的主体，即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和体制的文化控制霸权进行挑战。“新社会运动本质上反映了一种文化冲突。它以广泛的、多极的文化对抗代替了传统的阶级冲突，是当代社会动员面最广、规模最大、反对资本主义力度最强的文化抗议运动。”[9]
在行动方式上，新社会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存在联合的趋势
新社会运动在把抗议宗旨指向变革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构成了挑战，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运动或传统工人运动的行动方式。新社会运动的“新”是相对于传统左翼政党领导的传统工人运动而言的。虽然新社会运动以在行动上采取了创新的抗争形式，形成了具有新特点的运动方式，并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社会运动形式变革之路，但它所展现出的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和体制变革的目标，使其创新的抗争形式更充分地体现出：新社会运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鲜明的社会主义因素。
20世纪中后期，当西方发达国家的公众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都逐渐失去信心后，这些国家的传统工人运动就难以避免地走向了衰落。而此时的资本主义正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国的社会基本矛盾日益凸显且形式多样，如战争危机、霸权政治、恐怖主义、性别平等问题、生态危机等。为了消除制度弊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多重危机和诸多问题，以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力量开始寻求推动社会变革的新路径。形式多样的反抗资本主义制度或政策的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其中主要包括以法国五月风暴为代表的学生运动、欧美联动的反核和平运动、不断升级的生态运动、持续多年的女权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以及动物权利保护运动等。这些运动与传统社会运动相比在运动形式上有明显的创新。
运动形式具有诸多新特点。一是组织形式多样。由于社会运动参与主体的社会背景复杂，对某一诉求的认同程度成为其成员决定是否参与运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成员来自不同的阶级、阶层和政党，各有政治诉求、价值认知等利益要求，形成了不同形式、不同组织方式的运动。这导致各种运动的组织形式比较松散、凝聚力较差，一些运动的政治影响力比较有限。二是一般都没有明确的斗争纲领和政治目标。由于新社会运动倾向于从社会文化层面推动资本主义变革，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进行批判，这种运动主题一般在社会运行遭遇问题时出现，持续性较差，导致难以对其进行深入论证和系统策划。因此，新社会运动虽以变革资本主义为宗旨，但其政治目标的坚定性有待加强。同时，由于新社会运动的斗争目标比较具体，单一目标占比很大，致使不同运动团体之间的联合和结盟存在一定难度，也难以形成系统的变革社会的行动纲领。三是奉行“非暴力”原则。新社会运动一般是因为社会问题凸显促使抗议群体形成。新社会运动参与者大多数倾向于选择“非暴力”的文化抗议形式，由于抗争主题分散，运动方式冲击力较差，一般以抗议、游行、罢工、示威等方式为主。这些斗争方式虽然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但影响力有待提升。艾伦·伍德明确指出了这些运动方式的弱点：“这些不同的选择没有任何一种是以对构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及其关键的策略目标的系统的重新评价作为支撑的。这些不同观点的典型形式就是一厢情愿式的乌托邦或是处于绝望中的空想，或是跟通常一样，都是处于完成变迁的社会的幻想，而没有对于变迁进程的真实期盼。”[10]
政治活动更多是参与民主。大多数新社会运动参与者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力量，也不再是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力量。受米尔斯和马尔库塞的影响，青年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被确定为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力量，是新时期社会运动的领导力量。在早期，以新左派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成员并不赞同马尔库塞关于暴力革命的主张，而是强调应该用非暴力的、和平的与文化变革的改良手段推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革。虽然运动参与者的观点在后期出现分化，有部分人认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腐朽不堪，为推动其走向新生，内部实行改良已是无效之举，用暴力手段实现革命目标是必要选择，但在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中，以“参与民主制”推动实现变革社会的政治目标成为主流选择，它也是新社会运动中一种比较普遍的诉求表达方式和运动形式。这种“参与民主制”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在实践中提倡绝对个人民主和自由，以个体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作为基础，具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公社民主制色彩。“新左派主张通过民主的社会主义达到经济平等，并进而实行激进的社会平等，变革是使人们从一切非人的压抑下解放出来的方式。”[11]这种政治活动是以参与民主为主要方式的社会运动，是社会运动参与者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现实情况所作的选择。它既表达了运动参与者变革资本主义的诉求，也是一种新的变革方式。
推动新社会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走向联合。新社会运动更愿意选择文化抗议的方式，以非暴力手段去实现诉求和目标。虽然新社会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但当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反思并选择以和平方式追求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时，新社会运动与传统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在运动形式采取和平手段这一点上找到了共同点。
尽管新社会运动一直强调不以直接获取政治权力为目标，但它的抗议运动同样可以促使这一政治目标得以实现，甚至产生影响国家政权变动或影响世界格局的力量。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反核和平运动，对当时的冷战格局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新社会运动导致权力更迭的结果也曾经出现。本雅明·阿迪提以2001年阿根廷社会动荡为例进行了分析（阿根廷虽不是西方发达国家，但这是一个由社会抗议导致政权更替的较典型的案例）。2001年9月，阿根廷出现社会动荡，在初期是由于经济困境导致了社会矛盾激化，政治危机凸显，参加示威的主要包括城市失业者、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口等。本雅明·阿迪提认为，“这些抗议活动虽然最初并没有提出推翻政权的目标，但却是典型的政治行为。人群聚集在大街上、城市重要区域以及占领工厂，他们并没有进行联合行动，甚至也没有提出一种明确的政治规划，这与传统暴力斗争的形式，比如建立具有明确斗争目标的政治历史集团具有明显的不同”。[12]这些人的斗争虽然最初并没有以夺取政治权力为目标，但这种现实的抗议活动却以其行动的巨大影响，导致了阿根廷国内政治动荡，直至总统下台、执政党更迭。也就是说，虽然到目前为止，新社会运动并没有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更迭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作为运动目标，但这种运动形式存在导致出现这一目标的较大可能性，而这个目标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不谋而合。因此，二者因运动形式渐趋一致，目标可能重合，存在实现联合的可能。
在成员构成上，新社会运动参与者与社会主义运动主体存在部分重合
一些西方左翼学者认为，新社会运动之所以会出现，就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低迷，一些社会成员对其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表现存在不满和失望，才选择了新的运动形式。因此，新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是不可能联合的。但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提出，两者在运动主体方面存在相通和重合之处，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将中产阶级和边缘人群纳入自己的社会基础范围，而这部分人群正是新社会运动最主要的参与者。社会主义运动与新社会运动在参与主体上的重合度值得关注和研究。
第一，发达国家共产党推行广泛联盟策略。发达国家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能否科学确定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力量，是社会主义运动能否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20世纪中后期，在如何对待中间阶级的问题上，发达国家共产党的认识偏差导致了实践失误。由于他们对待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农民、中小资产者的理论和政策有“偏左”倾向，直接导致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遭遇困境。冷战结束后，各发达国家共产党认识到，本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必须汲取苏东剧变的深刻教训，放弃传统的带有地域和宗派主义色彩的政党主张和实践策略，拓展本党的影响范围，推行广泛联盟的策略，将中间阶层、边缘人群和其他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作为自己新的社会基础。这些认识和策略推动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不断拓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运动阶级力量的基本配置是：工人阶级（其中的脑力劳动无产者或知识工人阶级所占的比例不断扩大）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依靠力量；中小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运动需要争取和团结的力量；大垄断资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13]
第二，新社会运动推行身份认同政治。在新社会运动参与者中，是否认同运动议题是影响其参与与否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仍有较多运动的形成受到共同价值理念和相似身份定位的影响，这些运动被认为是身份政治运动。近年来，这种身份认同政治逐渐在新社会运动的发展中展现出独特的影响，成为引人注目的政治斗争形式。在美国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充分体现了这种身份认同政治的影响。运动参与者首先在抗议对象上形成身份认同，即抗议的是大资本家、大金融家，也就是在抗议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议题上形成认同；然后，参与者又在大多数人处于社会中下层这一点上形成身份认同。贝斯特和凯尔纳认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分裂过程在继续，‘新社会运动’已经转向‘身份政治’，这是对远离一般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而转向关注文化和个人身份的斗争的非常恰如其分的命名。”[14]
形成身份认同政治这一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后现代意识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凸显。后现代主义不仅颠覆了西方社会的理性基础，也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成员逐渐摆脱了传统政治运动的阶级认同视角。因此，凯尔纳强调，后现代政治在努力走出传统阶级政治理念后，突出强调主体立场、性别政治和种族政治等问题，为各种边缘化群体和差异化个人彰显其特殊立场提供了可能，争取对各自独特身份的承认成为其参与政治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身份认同政治由此凸显。总的来看，“差异政治”和“身份政治”是后现代政治的两种典型表现形式。“差异政治”凸显政治运动中不同群体的立场、身份和诉求的多样性；“身份政治”凸显这种差异和多样是实现政治动员和形成政治行动重要力量来源。“差异政治试图用被以前的现代政治所忽略的那些范畴（如种族、性别、性偏好等）来建立新的政治团体；认同政治则试图通过政治斗争和政治信仰来建立政治和文化认同，以此作为政治动员的基础。”[15]二是由于社会运动从传统的经济领域拓展到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正如葛兰西所预言的，争夺文化领导权将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形式，由中间阶层构成的市民社会成为这种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身份认同成为他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形成自我认同的重要视角，维护特定身份的文化权利是斗争重要目的。“身份政治是文化政治的从属部分，它关注‘名称的权力’并对其进行特定的描述。尤其是，身份的表征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与权力的问题绑定在一起的，而权力是生产出自我的一种社会控制形式。”[16]
按照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改造和替代资本主义。新社会运动力促资本主义制度和体制发生有利于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变革。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上，二者的目标存在重合之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过凯歌行进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之后，在20世纪中后期进入相对稳定阶段，社会主义运动在长远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其阶段性目标也在不断进行调整。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早期传统工人运动的抗争活动衰落后，新社会运动正在扛起新阶段社会抗争的旗帜，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变革资本主义体制的重要推动力量。新社会运动的目标亦在不断演进和提升，它已由早期远离阶级意识、不设政治目标走到现阶段促进资本主义制度发生转变，走过了从非阶级化、非意识形态化到一定的政治目标的演进路径。
苏东剧变以后，各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多样性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对世界其他社会进步力量开展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展现出更为宽容的态度。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消除差异和压迫、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运动，都应该鼓励、支持和推动。同时，应该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政党对社会主义现实发展道路的探索。特别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关系已经发生较大变化，从过去的相互敌对逐步转变为互容和共存。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共产党与社会党以及其他政党关系的不断调整和改善，推动形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目标和新社会运动目标的趋同态势。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新社会运动的目标则是促进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良和变革，但在变革资本主义这一点上，二者目标逐渐趋同。因此，新社会运动成为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中社会主义因素的重要现实体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ZDA001）
注释
[1]Hnak, J.and Alberlt, M., New Social Movement,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
[2][3][4]赵国新：《新左派》，《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
[5][7][8][9]周穗明：《新社会运动和未来社会主义》，《欧洲》，1997年第5期。
[6]Ander, G.,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Ecology, Translated by Chris, Tumer London Verso, 1994, p. 4.
[10]［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11]江洋、吕梁山：《美国新左派运动研究综述》，《理论界》，2006年第3期。
[12]Benjamin, A., "Post-hegemony: Politics outside the Usual Post-Marxist Parad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2007, 13(3).
[13]聂运麟：《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变化及其转型》，《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
[14]［美］斯蒂芬·贝斯特、［美］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6页。
[15]［美］道格拉斯·凯尔纳、［美］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67页。
[16]Chris, B., 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 SAUE Publications, 2004, p. 95.
责 编／肖晗题
孟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西方社会运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要著作有《西方左翼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