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百年发展，大致可分为建党至土地革命时期的孕育探索、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的壮大发展和新中国时期的兴盛繁荣三个阶段，为完成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内容十分丰富，推动了党的建立、发展和自我完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助推器，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记录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者，是国共关系发展的见证者。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丰富的学术价值、重要的时代价值，能够为深入研究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提供丰富的报刊资料，为开展“四史”教育提供鲜活的文本素材。
【关键词】党报党刊 百年发展 “四史”教育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9.001
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以下简称“中共党报党刊”）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和伟大使命，中共党报党刊始终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从《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向导》周报到《人民日报》《红旗》《求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阶段，创办了多种中央及地方的党报党刊。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深入研究中共党报党刊的百年发展及其价值，为新时代党报党刊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参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百年历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深刻认识到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阶段，从中央到地方创办了许多党报党刊，具有突出的时代烙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大致来看，百年中共党报党刊经历了孕育探索、壮大发展、兴盛繁荣三个发展阶段。
党成立至土地革命时期的孕育探索。党报党刊的创办，最早可以追溯至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国民的思想启蒙和国民性改造。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由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的转向，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逐渐由宣扬资产阶级文化到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先进知识分子陆续创办《每周评论》《湘江评论》《觉悟》等报刊，并以此为主要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尚未创立，但这些报刊已经具有党报党刊的属性并发挥了党报党刊的作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逐渐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使中国人民开始逐渐认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奠定了最早的、重要的民意基础，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舆论阵地、思想基础、理论准备和干部队伍。因而，这些报刊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0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共产党》月刊创立，学界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创刊就表明其承担着建立布尔什维克政党的使命，从思想上将国内成立的一些早期党组织统一起来，为尽快建立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达成使命的《共产党》月刊即停刊。此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党报党刊仅有《新青年》。1922年7月，《新青年》休刊后，为了宣传工作的需要，党的二大决定创办党中央机关刊物，以宣传传播党的政治主张、为党联系工农群众，《向导》周报应运而生，中共党报党刊的发展由此进入新阶段。
《向导》周报创刊，正逢国民革命时期。《向导》周报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推动国民革命运动为己任，自1922年8月创刊至1927年7月被迫停刊，历时5年，共出版201期，是早期中共党报党刊中出刊时间最长的刊物。就共产党的宣传策略而言，尽管《向导》周报长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工人运动，但同时期有《工人周刊》《劳动周刊》等刊物，《向导》周报无需承担直接向工人宣传的任务，只重点关注对知识青年的革命动员。
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党报党刊得到初步发展。1923年，中共中央创办了机关刊物《前锋》，结合中国实际系统阐述中国革命问题，但仅出版3期便停刊。同年底，以刊载党内文件、报告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共产党党报》正式发刊，存续期也不长。至1926年，中共中央主办党内机密刊物《中央政治通讯》，为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了解工作情形制定决策提供参考，八七会议后转为党内公开刊物，主要发布党的政治决议及各地党组织报告等，1928年底，变为不定期刊发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30年停刊。[1]国民革命时期的党报党刊，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任务和道路等基本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果，也提供了探讨中国革命问题的舆论阵地。
随着国民革命的失败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党组织在很多地方被迫转入地下和秘密状态。与此同时，中共党报党刊发展也遭遇困境，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陷入被动局面。为了继续传递中共中央声音，宣传党的革命理论以及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主张，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创办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先为周刊，后转为半月刊、月刊，1932年7月被迫停刊，历时约5年，共出版52期。
《布尔塞维克》几乎是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展困境的缩影。一方面，连续登载的大量悼文以及党内革命路线和方向的争论，各种党内批判性的文章频频见报，凸显党内的路线斗争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施压和新闻检查，令其多次休刊，并一再延长刊期，反映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压迫的日趋加深。依据共产国际指示，为加强党员群众的理论教育工作，《布尔塞维克》刊登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导致其理论宣传与中国的革命实际和社会实际联系不够紧密。此外，该报大量宣传国际形势和国际事务以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但《布尔塞维克》提出的中国可以建立苏维埃政权；提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思路，则为工农武装割据指明了方向。
在此期间，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秘密创刊。出版126期后，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1930年8月，《红旗》与中共中央宣传部秘密印刷的《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并公开出版，完全暴露在国民党当局面前。《红旗日报》发刊词表明要成为“广大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喉舌”，[2]毫无保留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高举革命旗帜。但因为当时的党中央错误判断了革命形势，过早由秘密发行转为公开出版，导致大量发行人员被捕，发行量也大幅缩减，加之遭到国民党多次查封，出版环境持续恶化。《红旗时报》于1931年3月停刊，共出版182期；1931年3月，又改为《红旗周报》；1933年8月，从59期复名《红旗》，转为半月刊，直至1934年3月停刊，共出版64期。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共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始了局部执政的探索。12月，《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创刊。《红色中华》初期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后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是这一时期发行量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党报党刊。苏维埃政权建设是中共执政理念形成的最早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红色中华》作为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真实记录了中共执政理念的探索和实践。1934年，红军长征后不久，《红色中华》休刊，至1935年底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在瓦窑堡复刊。与《红色中华》同时创刊的还有《红星》，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机关报。[3]长征途中，由于《红色中华》休刊，《红星》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唯一报纸，成为事实上的党中央机关报，担负着长征中的政治宣传和信息发布等功能，1935年8月红军抵达陕北前，《红星》停刊。
同为中央机关报的《斗争》则有不同版本。一为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报，1932年1月，创办于上海，1935年7月停刊，共出版79期，通称“上海版”。二为临时中央迁往江西瑞金后的苏区中央局机关报，1933年2月创刊，1934年9月休刊，通称苏区版。红军抵达陕北后，《斗争》作为中共西北局机关刊物延续苏区版期号复刊，1936年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至1937年3月停刊，通称“西北版”。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共党报党刊的孕育探索时期，创办的党报党刊数量较多，但受到国内政治局势影响，多数党报党刊的存续时间较短。
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的壮大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效推进，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得以集中精力建设陕甘宁边区政权及各根据地政权。这一时期，中共既要开展抗战动员，也要为自身发展扩展群众基础。为此，充分运用党报党刊开展宣传工作，就成为中共革命工作的重要一环。
为更好地发挥中共中央对苏维埃的领导作用，继续建立巩固革命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红军并组织革命战争，1937年1月，《红色中华》更名《新中华报》，同年9月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1939年又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至1941年5月停刊，共出版1029期。《新中华报》集中刊发各类政府文告及重要领导人讲话，以在边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指导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
1937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在延安创刊发行，后改为半月刊，至1941年8月停刊，共出版134期。
1937年12月，《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周刊成为国统区民众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让国统区民众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展现了中共领导下的军民抗战功绩和根据地建设成就，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以外的影响，推动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1946年6月，《群众》周刊迁至上海，1947年3月，因被国民党政府封闭而停刊。为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改变海外舆论宣传的被动局面，1947年1月，中共毅然在香港创办《群众》周刊并发行至海外。鉴于香港所处的特殊位置，其宣传影响波及范围较广，因而，《群众》周刊香港版既成为中共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重要舆论平台，也成为赢取广大中间势力、维护党的海外形象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群众》周刊香港版圆满完成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宣告终刊。
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也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武汉沦陷后，《新华日报》在重庆继续出版。1939年，中共中央公开说明《新华日报》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机关”。《新华日报》创刊正逢第二次国共合作之际，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审查限制下，仍然全面报道抗战动态，展示中共团结抗战形象，广泛介绍根据地建设动态，成为全面抗战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全国性党报。1946年5月，《新华日报》转为中共四川省机关报，直至1947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而停刊。
1941年4月，中共中央将《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创办大型机关报《解放日报》。1942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该报兼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宣传党的总路线，初期内容的重点是国际新闻兼有抗日动态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就，对党的路线宣传力度不足。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后以边区新闻为主，辅以国内外重大新闻和其他根据地重要新闻，从而加强对党的路线政策的宣传。更重要的是，《解放日报》深度参与了整风运动的政治传播，为延安时期党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年3月，《解放日报》停刊，共出版2130期。
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创刊于延安，是中共中央创办的存续时间较短的内部理论刊物，1941年8月终刊，共出刊19期。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专门的党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等命题，并提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法宝，[4]因此，该刊是专门研究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重要刊物。1948年6月，由《晋察冀日报》改名而来的《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创刊，8月成为正式的中共中央机关报。
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中共党报党刊步入发展壮大时期。虽然国民党政府仍对中共有所压制，但前期因国共合作抗日，报刊管制略有放松；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已然壮大，加之中共办报经验日趋丰富，因而，这一时期党报党刊的刊行时间普遍较长。
新中国时期的兴盛繁荣。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社会环境稳定，又经过多年办报办刊的探索，党报党刊步入繁荣兴盛时期。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延续出版至今。1958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加强党的建设和党对实际工作的理论指导，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创办《红旗》。中央级党报党刊“一报一刊”的出版格局就此形成。1958年6月，《红旗》开始出版，初为半月刊，后改月刊，1980年又改半月刊。至198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改为由中央党校主办党内理论刊物。[5]1988年6月《红旗》停刊，7月《求是》创刊，仍为半月刊，延续出版至今。
1949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在解放战争中停刊的《解放日报》报名交给上海，同年5月《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在上海创刊，即现在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此后，地方层级的党报党刊陆续大量创办，从不同角度、不同区域、不同层面关注地方社会主义和党组织建设。据不完全统计，当前省级党报党刊有60余种，地市级党报党刊有400余种。地方党报党刊为提高全党理论水平、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各地实际工作经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报党刊发展步入兴盛繁荣时期。
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丰富内容
纵观中共党报党刊的百年发展，各党报党刊虽然刊发内容及侧重各有不同，但基本都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历史任务发挥了媒介宣传、舆论引导、社会动员的作用，同时作为思想平台也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与完善作出了贡献。虽然在特殊时期，党报党刊受政治形势的影响，有过舆论宣传偏差，但依然在宣传报道、舆论引导、塑造形象、组织动员等各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应当说，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内容十分丰富，限于篇幅，仅撷取一些典型加以阐述。
推动党的建立、发展和自我完善。中共党报党刊是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中，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壮大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党报党刊既是思想平台，也是舆论阵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和自我完善。一方面，十月革命之后，《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觉悟》《共产党》等通过发表文章，抨击时政，反对军阀统治，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北洋政府政治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这些党报党刊在理论宣传中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学理认同和道德支持，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建构了一定的合法性。同时，党报党刊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又以列宁的建党学说为主，介绍联共（布）的建党原则、政党活动及党的建设等情况，围绕“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宣传，并刊登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关于建党探讨和准备的文章，论述了共产党的建党原则及其基本纲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原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向导》周报结合中国实际宣传党的革命主张，通过舆论引导并推动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工农运动的革命实践，党在革命实践中不断累积经验教训，经过国民革命的锤炼，得到进一步发展。《向导》周报的诞生，意味着党报党刊从单纯的理论宣传转向理论联系实际，将党的革命主张、政治路线、纲领等融入到时事宣传中，能够更加深入人心。[6]
土地革命时期，按照中共中央确定的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陆续在各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工农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创建苏维埃政权。为此，《布尔塞维克》《红色中华》等党报党刊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在宣传党的革命理论以及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主张与实践之外，配合党内开展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国民革命后期及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分歧一度加剧，出现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影响了党报党刊的内容和倾向，思想争论、观点交锋频频发生。对此，党内及时认识到问题所在并予以纠正，从而使党在挫折和困境中得到进一步成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如何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的组织独立性，成为党的组织建设的焦点问题。中共党报党刊先后刊登一系列指示、决议、社论，强调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强化党的纪律教育，提高全党的组织纪律性。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过程中，党报党刊参与并推动了党在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等方面的建设，尤其是深度参与并推动延安整风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整风运动还是“三反”“五反”运动，中共党报党刊仍然持续推动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党员干部加强理论教育，为强化无产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提供理论滋养。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党报党刊率先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新闻报道与理论宣传的实践标准，坚持党性原则，恢复党报党刊的政治方向，推动了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运动，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助推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信息传播渠道极为有限，中共党报党刊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的渠道和载体。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一项长期任务，而党报党刊自始至终都很好地承担了这一任务。党报党刊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十月革命及苏联建设成就，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中共党报党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导》周报最早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引导工人参加国民革命，并将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工农运动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工人运动，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和理论成果的重要载体。
土地革命时期，《红色中华》结合苏区和民众的实际，有效地运用歌谣或歌曲、诗歌、戏剧或活报剧、标语等喜闻乐见的方式，浅显易懂的语言，活泼直观的手法，铿锵有力的话语，不断地向苏区军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宣传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形式，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形式。[7]
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阶段。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8]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共产党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党报党刊通过刊载系列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梳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展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并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和诠释。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命题，之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理论成果，中共八大分析了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果，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中国共产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党报党刊依然担负起思想平台和宣传引导作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传播。
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记录者。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公开言论，包括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任务，以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等，最初都是发表于党报党刊。尤其是中国革命的道路探索，在经历了城市中心论的危害和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述，提出到农村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理论上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党报党刊在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宣传和平建国的主张之外，中共持久战的抗战路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抗战主张也均由党报党刊向全中国加以宣传。仅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单行本，《新华日报》就为其刊登37次广告，扩大了其在国统区的影响。
在理论探索之余，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中国革命实践探索。苏维埃政权建设，是中共执政理念形成的最早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红色中华》通过宣传土地革命、选举动员，推动以实现政治纲领为目的的政治建设试验；通过发起节省运动、查田运动、公债发行、经济动员等群众运动，推动以满足革命需要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实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路线及革命实践的结合、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与文化创新的结合，进行了文化启蒙和扫盲运动，推动了颇具规模的文化建设，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作出贡献。中共党报党刊关于苏区政权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的具体内容，展现了中共政权主导下进行的苏区社会结构重构、社会组织建立、社会事业兴办、社会风俗变革有序推动等社会治理场景，反映了中共执政理念由上至下的实施与贯彻的途径和效果，为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赢得了较为广泛的群众支持。抗战时期，《新中华报》对于“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内涵、进展的介绍，对其实际做法及经验教训的总结，促进了“三三制”政权建设的推广和发展，其社会影响范围甚至扩大至国统区。同样，《新中华报》对陕甘宁边区政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多有论及，成为边区政权建设重要的舆论平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者。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报党刊宣传了国民经济恢复的方针政策，报道了和平解放西藏、肃清黑恶势力、进行土地改革、支持抗美援朝、推进“三反”“五反”、开展整风整党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等相关内容；宣传中国共产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举措，引导社会各界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动员群众力量支持新生政权，推进社会主义改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党报党刊宣传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宣传由沿海地区向内地梯次展开的对外开放格局，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引导社会各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参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积极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权威的舆论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共党报党刊宣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宣传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内容，与此同时，宣传了“一国两制”思想，引导社会各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党报党刊，发挥了在国内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和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作用，书写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光辉记录，为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贡献了媒体力量。
两次国共合作的见证者。中共党报党刊积极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年，中共三大决定开展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至1924年国民党一大，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自此国民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发展起来。中共党报党刊见证和书写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发生、发展和破裂的全过程。国共合作尚未实现时，中共党报党刊发表文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探索，宣传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晓以利害，促成国共合作。国共合作之际，中共党报党刊宣传国共合作成就，推动国民革命有效开展，形成了大革命的高潮。随着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国民党右派逐渐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党报党刊抨击反动势力，同时争取国民党左派继续留在革命的阵营，为挽回国共合作作出努力。
中共党报党刊见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党报党刊揭露日军暴行、动员人民力量参与抗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全社会各方力量支持，并大力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以迫使国民党积极投入抗战。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汪精卫等公开投降日本，蒋介石等实行抗日反共的两面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破裂危险之时，中共党报党刊公开申明中共坚持国共合作的决心和诚心，以“七七”抗战纪念特辑的形式，刊登中共有关“七七”纪念的宣言、中共领导人撰写的纪念文章，呼吁团结抗战到底，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对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重大价值
中共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中共党报党刊见证了百年中国共产党由幼年到成熟、由革命到执政、由部分执政到全面执政、长期执政的不平凡历程。因此，百年中共党报党刊自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丰富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时代价值。
独特的历史价值。第一，中共党报党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忠实书写者。党报党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和发展起来的，作为党的喉舌，党报党刊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是中国革命的“指向标”，是国共关系的“晴雨表”，是时代脉搏的“感受器”。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百年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历史的书写者、参与者。
第二，中共党报党刊是了解和学习中共党史的生动素材。透过百年中共党报党刊，有利于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共党史的认知，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与作用；了解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历程；见证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明晰中国从迈开历史性的脚步到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的深刻变化；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能够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百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形成更加全面的社会认知，从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聚社会共识，汇聚磅礴力量。
第三，中共党报党刊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文本。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发展壮大的历史，内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力量鼓舞着中国人民不断开拓进取。百年中共党报党刊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党报党刊有大量漫画、活报剧、歌谣民谣等通俗化大众化的传播内容和方式。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学术成果的发表和出版，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普及读物和公众活动，直接服务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各界正确认识百年中共党报党刊，注重阅读新时代中共党报党刊，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丰富的学术价值。首先，丰富中国近现代报刊史、新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是中国近现代报刊史、新闻史和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梳理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有利于弥补中共党报党刊整体性研究的不足，构建更加完整的中共党报党刊史学术研究体系，充分体现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突出的历史地位和巨大作用。因此，系统、深入研究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中国近现代报刊史、新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其次，深化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并提供丰富的报刊材料。百年中共党报党刊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由幼年到成熟、由革命到执政、由部分执政到全面执政、长期执政；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成长、发展；见证了改革开放由开始到全面深化的巨大变化；见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为深入研究和阐发“四史”提供了鲜活丰富的党报党刊资料。系统、深入探寻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有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重要内容，借助中共党报党刊的丰富资料，能够深化对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及其若干历史问题的认识。
最后，充实国共关系史的研究。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得出一条基本结论，国共两党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一定程度来说，中共党报党刊史和国共关系史密切相关，是观察国共关系的“晴雨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报党刊的发展与国共关系能否良性发展密不可分，也记载了国共关系发展的相关史实。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报党刊依然是促进国共关系、两岸关系朝良性发展和促进祖国统一的有力武器。系统、深入探索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有助于推动国共关系史的研究，与此同时，中共党报党刊能够为国共关系史研究提供相关的报刊资料和档案、日记及其他报刊等文献相互印证。
重要的时代价值。第一，为新时代党报党刊发挥媒体的喉舌作用，在国内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和提供中国方案等方面提供镜鉴。中共党报党刊的百年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不乏失败的教训，更有在国内外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艰难求索、完成党的任务的成功经验。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都是重要的宝贵财富。新形势下，世情、国情、党情依然复杂，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共党报党刊的百年发展，无疑能为复杂环境下党报党刊的发展和发挥作用提供镜鉴，尤其是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方面，中共党报党刊大有可为，也必须大胆作为，这离不开从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中汲取营养与智慧、总结经验与启示。
第二，广泛借鉴百年中共党报党刊的传播经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国家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国家统一离不开国共两党开展有实质意义的沟通和协商。研究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有利于充分认识到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广泛借鉴百年中共党报党刊的传播经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改进和完善对台舆论宣传，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排除障碍，为推动新时代台海和平稳定、解决台湾问题提供文化支撑和舆论引导。
第三，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教材。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9]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反腐倡廉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10]媒体监督具有广泛性，中共党报党刊在反腐倡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要通过对百年中共党报党刊的研究，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反腐倡廉建设提供生动的鲜活的教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11]中共党报党刊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阵地，长期以来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舆论支持和思想引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党报党刊的舆论引导作用、思想引领作用不会改变。新时代党报党刊仍然是党的思想方针政策传播的主要平台，仍然是凝聚人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武器。人类社会早已进入信息时代，传播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中共党报党刊需结合党的宣传工作需要、人民需求和新媒体特点，讲好中国故事，增强自身吸引力，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提供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0&ZD325）
注释
[1]邢永福、赵云云：《〈中央政治通讯〉简介》，《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
[2]向忠发：《〈红旗日报〉发刊词——我们的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2页。
[3]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后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故《红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
[4]毛泽东：《发刊词》，《共产党人》，1939年第1期。
[5]苏星：《〈红旗〉停刊与〈求是〉创刊》，《百年潮》，2002年第8期。
[6]张朋：《竞争舆论与“向导”青年：中共早期党报宣传策略的转折》，《新闻大学》，2017年第1期。
[7]林绪武：《〈红色中华〉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8]毛泽东：《论新阶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1页。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6～7页。
[10]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8日。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1页。
责 编／肖晗题
林绪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报党刊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的纪念及其历史价值》（论文）、《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的省思》（论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