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艰辛漫长,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不断深化。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特征日益凸显。要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进一步适应新的环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关键词】2035年远景目标 中国共产党 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6.001
刘海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原主任、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纲》《走向世界历史》《时代之声》等。
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借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讲,这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而是“现有的前提”产生的“现实的运动”的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产物。2035年也将成为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传承中华文明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其历史进程的连续性与统一性。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仍将流淌着中华文明的血液,并在这一基础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中国社会遵循着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逻辑。正如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孕育出西方道路一样,中国古代的“大同”学说也包含了对未来发展的设想。原始社会到文明时代的转变,使先人朦胧地意识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产生的意义,并经历了由此酿成的社会动乱和大变革。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他们以托古改制的方式表达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相关思想从《礼记·礼运》对“大同”和“小康”的描述可知。所谓“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所谓“小康”,“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虽出自儒家手笔,但“大同”学说基本为诸子百家共奉。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指出,自汉朝以后,“大同”二字已获得了伟大的神圣力量、情感力量和革命力量。[2]他们深知实现大同理想的条件远不具备,于是退而求其次,主张先结束混乱状态,再经“小康”而“大同”。这一“三段式”的社会发展学说也为后世的进步思想家所继承和阐发。近代以来,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仁人志士也从中获取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并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但是,“大同”这粒种子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还要具备历史条件,等待有利时机。
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鸦片战争既是转折又是转机。古老的中华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正面交锋。有识之士从中看到了中国落后的现实,并萌发出民族复兴的使命意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这种复兴已不再是传统社会的“中兴”“盛世”,而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必须用新的制度改造传统社会、实现现代化。为救亡图存,“大同”这粒种子得到了先进分子的培育和灌溉。改良思想家康有为撰写的《大同书》,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天下为公”的信条和目标,使这种理想和情怀得以再现和传承。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写下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总结了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豪迈地宣布:“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3]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这条道路,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这一历史进程如此漫长,当务之急还是要实现现代化。现代化不等于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基础之上,且现代化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加速推进。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经取得执政地位,就开始了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艰辛漫长。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他提出,要在20世纪内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但是,这一目标最终未能如期实现。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生产力起点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正如婴儿在学步期必然要摔跟头一样,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也注定要遭受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规划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理解,而是“小康之家”。到20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4]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时,党对现代化本身的认识也逐步实现了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小康”就是现代化的雏形,即人民摆脱贫穷、城乡差别缩小、经济社会呈现出协调发展共同进步的良好态势。经过长期努力,今天的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基于这一历史性成就,我们制定了2035年远景目标。从“小康”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顺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要求以及历史的潮流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果,这一结果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元素”。
凸显社会主义性质
我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既是我国现代化的目标,也是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建议》勾画出了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轮廓: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局之年。为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科学社会主义保持逻辑上的一致,《建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将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与科学社会主义保持逻辑上的一致,凸显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要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加以推进。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一旦这个任务得以完成则意味着共产党历史使命的终结,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这种领导作用仍将延续。一般说来,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都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则容易引发非稳定性因素。因此,需要有一个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冲突的发生。在中国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条件下,更需要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改造传统农业社会,使现代化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正如列宁所说,“在城市工人与农村雇工之间建立交往,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他们之间可以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互助形式,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5]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并不为社会主义所独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肯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竭力反对阶级斗争。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其主观动机是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尽管并不排除个别资本家胸怀造福人类的崇高理想。而社会主义社会则不同,“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6]当初我们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拨乱反正,但在实际工作中,打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侵占资源、破坏环境、重复建设、以权谋私的情况屡有发生。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明确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人民,既是客体,也是主体。前者指它是党和国家服务的对象,后者指它是国家的主人,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理应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实践。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这种统一的生动体现。
坚持新发展理念。社会发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社会形态的变革,狭义是指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本身既是社会主义属性和本质要求的反映,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体现着广义发展和狭义发展的有机统一。新发展理念,既是现代化进程历史经验的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为社会主义道路注入了新鲜血液。创新,从生产力层面来说是科学技术的创新,从制度层面来说则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调,则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全体人民分工协作、和谐相处、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绿色,则是在遵循人、自然、社会交互作用这一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维护良好的自然环境,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开放,则是通过“交往的扩大”从世界历史中获取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共享,则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恩格斯曾从辩证法的角度预测了未来的社会主义状态:“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7]这种“经常变化”在后来的实践中表现为,社会主义没有一套固定不变的发展模式,而是要随着时代主题和发展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实现模式的转换。转换的途径就是改革开放。在当代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优化完善。历史上也曾有社会主义国家对原有模式进行改革、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恰恰由于浅尝辄止而导致了模式的僵化。这说明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任务非常繁重,要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未竟事业,并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去除历史进程中的糟粕。从这个角度说,改革仍然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坚持系统观念。以往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都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及其优越性的体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在于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因经济危机而导致的资源严重浪费。由此观之,这个观点并没有过时。但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平衡”也始终存在,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都有失灵情况的发生,且这种现象在当前社会发展水平条件下难以避免。正因如此,要尽最大努力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之间的关系,保持现代化进程中阶段性目标之间的衔接以及发展战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这个层面看,系统观念就是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论。
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历史中形成,是人民的选择。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如此。
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存在。当今世界处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之中,社会主义还处于初始阶段,因此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并没有完成,这是共产党继续存在并作为无产阶级利益代表的历史根源。2035年的世界绝不是“大同”社会,因此,中国共产党仍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的代表;仍然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根据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需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而中国共产党也只有不断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加强自身建设才能巩固长期执政地位。
2035年的中国共产党将要面临新的环境。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直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兴起,社会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农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的加快,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事实上已经超过了50%,仅从这项指标来看,我国已经迈进了现代化的门槛。2035年,将会有更多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社会结构将发生新的变化并日趋复杂。1960年在日本箱根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现代化的社会构成方面形成了诸多共识:人口逐步向城市集中,整个社会日益形成以都市为中心的组织结构;社会成员普遍参与经济和政治事务,在广泛的空间范围内互动合作;村社和世袭社会群体普遍解体,个体的社会流动性加大,社会活动范围更加多元;具有渗透性的大众传播网形成,读写能力广泛普及;政府、企业、工业等行业和领域拥有大规模的社会基础设施,且组织日益科层化。虽然上述内容是从日本等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抽取出来的发展图景,但也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参照。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人将通过远离世界而保持自己的自由。这是一种消极思想。马克思认为这种立场造成了人同周围环境的分离,虽然这种分离也能够产生抽象的、理论上的自由,却不能使人在实践层面对周围的环境施加影响。“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8]这一观点提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不仅不能远离世界,而且要适应新的环境,通过“变革的实践”改造自身,并对环境施加影响——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而具体的途径就是密切同社会不同群体的关系,巩固和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并从中获取新的力量。
2035年的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将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能力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所谓自身现代化就是努力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这种能力不能仅停留在认识层面上,还需要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不断深化。西方观察家很早就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许多摆脱殖民统治、走上独立道路的非洲国家,也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某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提出要“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然而最终由于执政党没能够发挥政治和经济动员的催化剂作用,在从“政治解放的工具”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机构”方面做得并不成功,又缺乏训练有素的队伍将其付诸实践,[9]致使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已成过眼云烟。这充分说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一个能够发挥政治领导核心作用的政党至关重要。
2035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应该具有全新的面貌。政党由党员构成,党的指导思想和决策需要党员在实践中有效贯彻。中国共产党现在由9100多万名党员构成,不论到2035年有什么样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能改变,党员自身素质的提高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前提。这种素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所形成的途径也有所不同。显然,治理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方式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方式就有很大差别。对中国人来说,不论是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产物,其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不过是对西方社会的描述和抽象,如何将其运用于中国并与中国实际和历史传统结合起来,仍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艰深课题;如何处理现代化“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路当然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思想紧跟实际,解决问题的手段定会通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头脑“从现成的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注释
[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2][英]李约瑟:《文明的滴定》,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40页。
[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4]邓小平:《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
[5]列宁:《日记摘录》,《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65页。
[6]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4页。
[7]恩格斯:《致奥托·冯·伯尼克》(1890年8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1页。
[8]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8页。
[9][美]戴维·奥塔韦、玛丽娜·奥塔韦:《非洲共产主义》,魏塔忠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69页。
责 编/张 贝
The Century-Old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Building of a Modern Socialist Power
Liu Haitao
Abstract: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is a great dream of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 modern times. The road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s arduous and long.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especially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Party on the road of modern development have been deepening. In 2035, China will basically realiz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so the socialist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will b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further adap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raise the Party's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consolidate its ruling position, and make it always stay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times.
Keywords: long-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2035, CPC, socialist moder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