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颜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教授
人类历史无数次证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尤其是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1922年苏俄加入苏联。但是由于苏联领导人放弃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想信仰丢失以及自身建设中的失误，竟使自己培养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从内部背叛，导致这一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轰然倒下，国家和民族也分崩离析，从此一蹶不振，对世界各国执政党敲响了警钟，更是警示与之渊源相近的中国共产党要时刻保持警惕。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党成立以来，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背离党的宗旨而失去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为了破解这一历史性难题，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注重通过“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积极应对和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时刻同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行为作斗争，不断清除顽疾病症、实现自我净化，经受住了各种重大现实考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功的重要哲学基因密码。“七一”重要讲话就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在锤炼党性中不断夯实党的群众根基
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的直接体现就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脱离人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疾苦，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被人民所孤立、抛弃，最终失去执政根基，导致垮台瓦解。防止堡垒从内部被攻破需要不断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夯实执政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内在规定了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中，持续性推进“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本质上就是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决同脱离人民群众、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作斗争。
为了解决党员干部脱离人民群众，避免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的悲剧，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十分注重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早在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十条就明确了党内监督机制，即“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很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最严格的监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切实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由此，我们党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拥有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人民武装力量，带领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结合具体实际，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一步升华，邓小平同志直接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改革开放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之一，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特别强调，办好中国事情，就是要看“人民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成为改革初期我们党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直接体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江泽民同志根据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将为人民服务与党的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强化了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胡锦涛同志将为人民服务作为科学发展的首要前提，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党中央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百年夙愿，使广大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红利，拥有切实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夯实了党长期执政的群众根基。
坚持思想建党，用不断创新的理论成果引领全党理想信念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理想信念作为执政党自身堡垒的基石，是其灵魂所在。一个政党自身堡垒出现裂缝、被攻破，往往是从理想信念这块基石的丧失或缺失开始。一旦在理想信念上出现动摇，执政党在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出现思想滑坡，导致公私不分、是非不明，各种越轨现象就会层出不穷，在风雨的考验面前摇摇欲坠，不攻自破。因此，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年3月23日，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同志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同志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执政党，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用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引领全党理想信念，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安身立命的根本，成为中国共产党接受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为了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念信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积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思想成果，成为不同时代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项重大成果都是对时代之问的回答，在革命时期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中国革命走何种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后回答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时代之问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时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过程中形成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回答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思想成果，不仅有力地回应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困惑和解决了党面临的时代命题，更是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积极结合中国实际加强自身思想理论建设，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认识现实问题，不断提高自身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进一步坚定了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这也成为我们党历经磨难而凤凰涅槃、屡创奇迹、加固自身堡垒的重要经验。
坚持制度治党，持续推进党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
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党要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就必须要加强制度治党，即将党在长期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通过规范化的方式延承下来，使全党树立起遵循制度和敬畏制度的意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有效贯彻和落实，这也是我们党巩固自身堡垒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一个政党若是没有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作支撑，必然受到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和阻碍，极易诱发治理失序和越轨行为，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不可预估的危害。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政党就如同一棵参天大树，若是任由蛀虫繁衍啃咬，必然会导致枯萎衰败，而制度正是这棵大树的保护罩和防腐剂，通过自身制度建设不断清除歪风邪气，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防止自身堡垒从内部被侵蚀、腐化。
为了实现自己的初心，完成自己的使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的制度化，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结合时代条件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制度体系，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通过制度保障成功防范和化解了各种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风险和挑战，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不同阶段的历史使命提供了重要保证。
早在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观点，为制度化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存在，党的制度化建设比较缓慢，一些制度甚至不够成熟，给早期的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破坏。直到遵义会议之后，党的制度化建设开始焕然一新，中央出台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等，有力地促进了党的制度化建设，为取得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遏制党内一些不良风气，打击党内少数党员干部的违法乱纪、甚至是分裂党的活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等，遏制了党内一些不良风气，挽救了一批党员干部，加强了党内团结，巩固了新政权的建设。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特别重视党的制度化建设，认为制度在党的整体建设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同时，党中央在总结制度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于恢复和健全党的制度、进一步保证党的团结、严肃党的纪律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结合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规范党的规章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制度治党，不仅对一些旧有不合时宜的制度进行了清理，还结合时代要求颁布了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如在党内法规层面，先后颁布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和《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并颁布了相应的配套规章制度，实现宏观指导与微观具体落实的密切结合，形成了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体现为“1+4”的基本框架，即以党章为根本，涵盖了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四大板块。另外，通过颁布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来具体贯彻和落实主干法规的具体执行，不断扎牢制度笼子，使权力在制度的框架内良性运行，使广大党员干部切实做到不专权、不越权、不谋私，将权力更好地运用到为人民谋福利、谋幸福的事业中去。
健全监督体系，强化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合力
从人类政权更迭的历史长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何种强大的帝国或政权，若是缺失了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自身的堡垒就丧失了规制的支撑，必然容不下肆意扩张的权力和欲望，最终难逃从内部撑破、政权被颠覆的命运。可见，监督是保障一个执政党有效运行和实现自身目标的重要环节，也是人类文明的永恒课题。1859年5月，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的监督，通过健全和完善监督体系，不断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党纪法规，严格贯彻和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事实有力证明，什么时候加强对党的监督，党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什么时候放松对党的监督，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在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健全监督体系一直贯穿始终，并鲜明地写在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旗帜上，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政治优势。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明确指出：“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在党的五大，第一次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为加强党的监督提供了专门力量。随后，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为了加强人民军队的纪律建设，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中央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逐渐演变为全体党员干部和军队的纪律要求。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进一步完善党的监督体系，1949年11月颁布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明确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明晰了各自的任务与职权，推动党的监督体系进入了全面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特别重视党内监督，要求将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密切结合起来，恢复一度中断的党内巡视监督。江泽民同志也特别指出：“努力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活动延伸到哪里，党组织的监督就实行到哪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和发展，鲜明地指出：“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的监督体系得到系统化的完善，正逐步形成包括党内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巡视巡察监督以及同级相互监督的监督体系，还将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不断增强监督合力。正是依靠系统的监督体系，我们党在新的奋斗历程中积极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文明进步史上的伟大奇迹。
敢于直面问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腐败可谓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公敌，也是破坏社会良性运行和影响执政党根基的毒瘤，只要时机适宜，腐败就会在权力的支配下蔓延，若不及时对其进行遏制和清除，这一毒瘤就会在执政党的堡垒上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和扩散，直到将堡垒吞噬殆尽、土崩瓦解。在人类的历史中，因腐败而亡党亡国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苏联的解体，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腐败，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侵蚀国家财富，导致社会中大部分资源被一些特权阶层所占有，促使政党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愈加激烈，直到演变为无力回天的地步。这些深刻教训时刻警醒着中国共产党，腐败不仅腐蚀党的优秀干部、破坏党的事业，还直接危害着人民的利益、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必须要与之斗争到底，否则将会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沉重的打击和不可预估的损失。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而聚集在党的旗帜下，对党是绝对忠诚和廉洁的，但是也有少数抱有各种企图的投机分子混到党的队伍中来。为了纯洁党的队伍，剔除腐败分子，早在1926年8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布《坚决清理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成为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以反腐败为核心主题的文件，推动我们党的反腐败斗争进入到规范化、程序化的道路上来。1951年，中国共产党先后查处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原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原任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并都判处死刑，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群众中反响都很大。随着我们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与腐败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这与国民党统治下的贪污腐败横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达延安，并在延安进行实地考察，陈嘉庚先生看到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由衷的感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少数党员干部开始居功自傲，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有所抬头。针对这一现象，党中央随后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等，惩治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净化了党的干部队伍。改革开放后，各种社会思潮在社会中传播开来，少数党员干部的思想受到了冲击，被错误的思想侵蚀、腐化，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党的形象，侵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十五大报告鲜明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内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腐败问题也呈现出顽固性、反复性、长期性的特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从“中央八项规定”入手，深入整治“四风”问题，坚持“苍蝇”和“老虎”一起打，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2021年6月2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讲到，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案件380万件，说细一点是380.5万件，查处了408.9万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的是374.2万人。党的十九大以来，在惩治腐败的震慑下，主动找党组织、找纪检监察机关投案的是4.2万人。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问题、“四风”问题62.65万起。
抓住“关键少数”，紧紧牵住自我革命的“牛鼻子”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对于我们党而言，领导干部在整个组织的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保证实现党的目标和使命的骨干力量。从领导干部的数量上看，领导干部属于少数，但在整个党和国家机构中，却处在关键岗位、关键领域、关键环节，扮演着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发挥着巨大的引领作用，不仅影响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还决定了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见，领导干部的质量直接影响着一个地方的作风和工作成绩，甚至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百年大党在推进“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过程中，高度重视领导干部队伍这一“关键少数”的建设，在不同时代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通过他们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为了推动革命工作的开展，通过讲习所、办夜校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发展和培养了一大批领导干部，许多干部成为党开展工人运动、发动农民武装的骨干力量，为推动革命运动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党员领导干部的数量实现持续增长，但有的领导干部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我们党开始在革命根据地创办各类学校，还通过整风运动的形式统一了党内思想认识，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人才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党中央专门下发《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加强对领导干部进行分级分类管理，主要包括中央管理的干部和由地方党委管理的干部，推进了党对领导干部管理的制度化和科学化。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需要，党中央提出要加强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使一大批青年干部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并结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将干部的管理、选拔、任用等权力下放，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一批重要文件，为管理领导干部提供了政策支撑。
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使命，同时对党的领导干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组织路线入手，要求“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培育、选拔、管理和使用等全过程、全方位的考察，逐步建立起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的素质培养体系，正形成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相结合的知事识人体系，不断推进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人事相宜的选拔任用体系的构建，加强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的完善，积极完善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并先后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等重要党内法规，调动了广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自觉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本领，充分发挥“火车头”作用，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好、更强，确保党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