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进行政治生态建设，是这一时期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特点。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通过政治文化涵养政治生态，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前提；加强制度建设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基础；巩固政治信仰是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明确用人导向和典型示范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一环；坚持从严治党和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保持良好政治生态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政治文化 制度建设 政治信仰 用人导向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净化政治生态”[1]，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内政治生态的全面好转，认真总结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经验，探索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客观规律，意义十分重大。
改革开放时期对制度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加强
改革开放初期的当务之急，就是恢复良好的政治生态。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政治背景。
先是要恢复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之后，1978年2月召开了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了新一任国家领导人。之后，被拖延了十多年的共青团、工会和妇联的全国代表大会也相续召开。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和构建新型政治生态的号角。接着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问题。
解放思想是恢复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和抓手。因为从长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从思维方式、评价标准、政策指导等方面进行调整，推动达成共识。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良好的政治生态逐步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党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进一步明确；党内民主风气不断发展；党内和国家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具体来说：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确立了坚定的政治信仰；二是大规模地平反了冤假错案，有序地处理了历史遗留问题；三是逐步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尤其是物质生活水平；四是加强制度建设，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五是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经过严格的程序，先试验获取经验然后逐步推广，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根绝派性；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不搞特权，[2]进一步使良好的政治生态保持下去。以制度和法律规制促进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是这个时期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特点。
邓小平十分注重政治生态的建设。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定下了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等等。[3]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只有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才能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4]1979年3月，邓小平针对“怀疑社会主义的倾向”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及时的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5]
在这一时期内，党的政治生态日益好转，离不开《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的影响和指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第二个方面就是规范党内的政治生态，使党内生活逐渐制度化；全国各级党组织也以不同方式，主要有下发文件、召开座谈会、轮训党员和干部等方式，贯彻“准则”精神。第三个方面就是关注民生。如1980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0.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8.9%。[6]党员的心情好了，群众的心气也顺了，政治生态明显改善。
党的十二大以后，当历史遗留的问题初步得到解决，改革的成果初步显现出来，特别是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之后，政治生态建设面临的深层次的矛盾也暴露出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大量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但是一些制造冤假错案的首要分子，还未得到充分处理；另一方面，在改革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包括党的发展方向等重要问题，也逐步表现出来。为此，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全面整顿。经过党的宗旨教育，对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更加明确了，党内的政治生态又上了一个台阶。同时各地根据中央的要求，按照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选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
此后，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任中央领导集体，接续全力抓好党的建设。从1989年7月到1991年，中央发布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这些文件主要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1989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0年3月12日），《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1990年7月14日）。这些文件重点强调：第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包括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少量食品的“特供”；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肃认真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7]第二，清理整顿党的组织。从1989年秋、冬开始，各级党组织进行一次清理、清查工作，之后在部分党组织中进行了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7]第三，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和对党员干部的培训工作。要加强党校的建设，一方面加强理论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培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素质。第四，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央政治局带头，各级党委负责同志，都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要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用共同的理想团结人民、全面加强对经济活动的监管和治理整顿，特别强调“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通过“建立和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和人民监督制度”，建设好党风。[8]在改革开放的探索过程中，通过制度和思想政治教育这“两把利剑”建设政治生态，是当时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特点。
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推进政治生态建设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未雨绸缪，在上述《决定》里明确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五项任务：一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二是继承优良传统和作风，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三是严肃党的纪律，步调一致，令行禁止；四是学习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知识，提高领导水平；五是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相继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强调要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建立健全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健全联系群众的制度、强化预算管理和审计监督等措施，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9]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期间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政治生态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江泽民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10]此后，进一步强调“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11]
在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如何搞好政治生态建设，是这个时期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特点。为此，中央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12]先后颁布了多项规定，严肃党内纪律、提升干部素质。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党的政治生态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搞好政治生态建设，是这个时期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特征。2003年10月14日，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但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也会反过来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13]《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对党内政治生态和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完善各种经济立法；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大规模培训干部；提高党内民主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党务公开，严格党内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政治生态建设，呈现出三个具体的特点：一是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推进政治生态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特别是同市场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法律，如物权法、劳动合同法、行政许可法、居民身份证法、就业促进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陆续开始实施。这些法律也为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态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条件下推进政治生态建设。党如何领导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最重要的是完善制度，经过近十年的建设，党内的各种制度，如“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述职述廉制度、民主评议制度、谈话诫勉制度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罢免制”都相续建立和不断完善。[14]三是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推进政治生态建设。
进入新时代，政治生态的系统性与统一性得到进一步强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将政治生态同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党的政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2012年11月15日，在党的十八大刚刚结束的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党内存在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15]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即“中央八项规定”。同时，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就制定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以反腐败斗争为起点，开始了全面建设政治生态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反腐败是同建章立制紧密结合的。随着反腐败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一批党内法规相续开始实施。[16]
从2013年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反复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问题，提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要通过“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家的软实力。2013年上半年中央决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17]2016年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问题，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8]2019年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照党章党规找出存在的问题，自觉落实，埋头苦干。[19]
这样一系列的“组合拳”，表明了中央“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党的政治生态逐步好转，政治生态建设的理论也日益系统化：
首先，明确了政治生态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20]其次，明确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就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21]。第三，明确了政治生态同政治文化的关系。“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践行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最后，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指出了党内在政治生态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建设的基本路径。要通过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等途径，涵养政治生态。[2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政治生态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整体性。自然生态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决定自然生态的因素很多，包括气候、地理环境、人为因素等等。政治生态也同样，受历史传统、文化特征、现实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二是基础性。政治生态建设属于基础性的建设，决定着其他工作和活动的走向。政治生态好，人们在工作中心情舒畅，行为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政治生态不好，特别是目标方向错了，工作中就会“南辕北辙”。三是无形性。政治生态从本性上来说，属于软性的东西。特别是很多因素隐藏在硬性因素的背后。这种无形性因素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想要改变它，也是一个过程，即“涵养”政治生态。
对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系统性理论分析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结合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历程，要对政治生态作以相对系统的理论分析。政治生态主要是指政治系统和政治组织的内部环境，构成一个完整的政治生态，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的要素：
第一，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前提。通过政治文化涵养政治生态，这是政治生态建设的最基本的途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源起于五四时期，形成于延安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这个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人民性”。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人民性”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明确提出了“打倒列强和封建军阀”，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当时“人民性”的前提就是阶级性，将解放劳苦大众作为“人民性”的内涵。到了延安时期，系统地总结了依靠精神因素进行政治动员的历史经验，更进一步地提出文化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通过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践，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有三个特点越来越明确：一是政治性，明确提出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同时强调文化是政治的组成部分；二是能动性，强调精神因素的重要。精神因素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转化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三是平民性，通过各种政策，提高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建设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二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三是在精神因素和物质享受的关系方面，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做了比较科学的解释；四是基层组织建设的系统性成果越来越多。并且这四个方面都在不断提升。
第二，政治信仰是政治生态的核心，决定着政治生态的发展方向。政治信仰，就是“初心”和“信念”。中国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信仰不同。近现代，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有了正确而坚定的政治信仰，将中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坚持政治信仰，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政治信仰是否坚定，直接影响到政治生态，是构成良好政治生态的基本要素。“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22]一个政治组织，或者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首先要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大家知道往什么地方发展，目标是什么；其次要有以目标为基础的精神支柱。这个精神支柱的内涵就是价值观。价值观起着持久的作用，激励着人们努力奋斗；再次，每个人都要有明确的责任，信仰是责任的灵魂；最后，信仰是合作的前提。有了共同信仰的人们，才能够合作共事。
第三，法律和制度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防止对政治生态的侵蚀，既要靠道德，更要靠法律规制。仅举最容易受到市场经济冲击的几个问题来分析：一是诚信，法律和制度是诚信的基石。诚信是我们主观承诺的要兑现的事情，同时诚信也是难以证明的，因此需要有一种标记来证明是否诚信，这个标记就是法律。法律“记录”诚信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合同法、金融法、会计法就是明显的证明。二是公平，公平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特定环境、教育程度等等的差别，人们的公平观差别是很大的，很难找出一个人们都能够接受的公平的标准。能力强的人主张机会的公平，能力弱的人主张结果的公平，作为领导者涉及到具体的问题主张认同的公平，为此，只能是事先定好具体的财富分配标准。三是和谐，一个社会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人们难免会发生摩擦，只能以事先规定好的规则避免这些摩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法规建设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系统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宏观上有惩治腐败条例，微观上有“支部工作条例”等等；二是严肃性，任何党员都要受到法规的约束，不能有“下不为例”和特殊人物；三是明确性，每个规定的边界都十分清楚，使党员有章可循。
第四，发挥先进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通过典型引路的途径加强政治生态建设，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一环。这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要选好用好干部。任用一个干部，就是公开树立起来一面旗帜，表明一个单位和部门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在选人用人的基础之上，要搞好典型示范。树立典型示范是培育政治生态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在典型示范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大批先进人物，如李大钊、邓中夏、夏明翰、王进喜、陈永贵、雷锋，一大批先进单位，如大庆油田、大寨生产大队、雷锋班、硬骨头六连，等等，均在建设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一些误区需要避免：一是为了突出英雄人物的高大，一定要找出对立面，这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反映；二是要求英雄人物都是十全十美的，不能有一点不足，实际上英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三是对英雄人物来自于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体现不够，要认识到，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只要在一个方面能够起到带头和引领作用就足够了，不应一味要求十全十美。
基于对政治生态的系统分析，可将之划分为三个层次：最深层次的是政治文化，这是政治生态的萌芽和发展的基础，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核心层次是政治理想和信念，即通过理性思维规定着政治生态的发展方向；最表层的是政治行为，受法规和制度约束的人们的行为，反映着政治生态的状况及对现实的影响。在具体的政治实践过程中，通过政治文化的“涵养”，通过政治理想的指引，又通过政治纪律的约束，各种因素相互影响，良好的政治生态的氛围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政治生态建设是置于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之中的。从传统文化当中寻找积极的因素，特别是找到当代政治生态建设的抓手，是推进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途径。通过政治生态建设的抓手整体推进，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要求；抓好基层建设，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培养，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一环。今后我们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勇于创新，构建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良好的政治生态。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历史经验研究”（19ZDA011）研究成果】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6]马齐彬等著：《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467页。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第331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439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0页。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页。
[11]《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页。
[12]《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6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1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3页。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4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第163页、第374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页。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24页。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96页。
[21]《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77页。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页、第415页。
责编：李 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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