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当前，国家经济正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路径演化，必须扭转制造业报酬递减趋势，遏制经济虚拟化倾向和产业空心化倾向，破除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更好发挥其在创新引领、资源要素配置、人力资本积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 体制机制 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体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的根基地位。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它不仅是创新资源集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中枢环节，而且也是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性产业，更是连接国内与国际市场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发展阶段，国家经济正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路径演化，全面优化实体经济结构、提升实体经济创新能力，是扭转当前制造业报酬递减趋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
我国实体经济面临两大挑战：经济虚拟化和产业空心化
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其中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创新引领、资源要素配置、人力资本积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迅猛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依靠劳动力比较优势和资本深化，我国建立并稳住了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近些年在传统比较优势逐渐削弱的情况下，工业发展开始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经济虚拟化倾向和产业空心化倾向。
经济虚拟化倾向
一般认为实体经济是物质产品与服务等经济活动的生产部门，主要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虚拟经济则是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的经济，主要包括带有投资和投机性质的金融行业以及与之深度相关联的房地产行业。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经济脱实向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源于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而导致过剩资本流入金融领域寻求出路；另一方面则源于资本逐利本性所形成的内在冲动，使其通过自我强化特性逐渐远离价值增殖的物质基础，而现代金融的发展又为其发挥自主性提供了极大便利。
就我国而言，经济的虚拟化倾向主要表现为房地产的长期泡沫化，即社会资金的过度房地产偏好，加之较为低效的金融服务和不合理的金融结构，导致资金在金融内空转，挤压房地产外的实体经济发展。
资金过剩率（流动性过剩）可以用来衡量我国整体的资金偏好和资金偏好房地产的程度，就某个行业而讲，资金剩余率高就是社会资金对其产生了较强的偏好，资金热衷于流入这个行业，导致这一行业出现泡沫化。房地产历来是我国的强势产业，一般而言，房地产资金过剩率在20%左右可视为正常，高出正常部分便会被认定为泡沫化。如表1所示，自2003年以来，我国的社会资金开始出现过度的房地产偏好。资金过剩率连年提高，通常都在30%以上，在房价涨幅明显加快的年份则超过了40%，如2007年、2009年、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7年，其中在强刺激政策作用时期（2009—2010年间），房地产资金过剩率更是超过了50%。
房地产的过度发展，特别是其长期泡沫化倾向，不仅使得自身及金融领域潜伏巨大的风险，而且导致居民财富差距显著扩大，抑制中等收入家庭的成长，扭曲正常的居民消费行为，更为严重的是，它对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形成了越来越明显的“挤出效应”，成为实体产业出现过早过快“空心化”的重要诱因。
产业空心化倾向
产业空心化是以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为条件，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使资本实现跨行业流动、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去工业化的结果，制造业利润率下滑和资本逐利是其直接驱动力。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的主要表现便是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加工制造环节出现报酬递减趋势，一些制造业或制造业的加工制造部分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导致制造业比重逐渐下降。这里的下降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较高工业化阶段中产业结构升级的自然结果，另一种是过早的“去工业化”。至于“去工业化”是一种自然结果还是过早型，可以通过人均GDP水平、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征作出初步判断。具体来说，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变化，就是标准性的去工业化，具有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发达国家多如此；而相反，过早去工业化的国家，实质上是一种“发展病”，正是这种病（工业化发展不充分、出现过早的退化）才导致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即使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但农业比重仍较高，工业升级与资本深化过程严重受阻，新旧动能转换失败，制造业比重迅速下降），如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
当前，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呈现出一定的“过早型”特征，要努力防范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1997年是制造业比重的最高点，到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工业，开始出现三产化趋势。至2019年，我国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7.1%、38.6%和54.3%，而三次产业中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为25.1%、27.5%和47.4%，人均GDP为10276美元。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水平还未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产业结构方面农业占比仍处于较高水平（日本2018年为1.24%，德国2019年为0.72%），服务业比重有待提升（发达国家占比在70%左右）。同时，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演变并不同步，就业结构变化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化。这些特征都表明我国的工业或制造业发展并不充分，特别是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仍处于中期阶段，还有继续工业化的空间。
在我国还未达到“去工业化”的真正“拐点”的阶段，特别要防止人为地从结构优化角度“去工业化”，即在制造业未充分发展时却热衷于发展资本强度高的服务业（如房地产业、金融创新等）。鉴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多方面经验，对我国近几年出现的产业空心化现象，要引起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命脉，振兴实体经济也是增加就业、提高国民收入和提升民生福祉的重要手段，如何增强制造业的内生动力，建立高水平制造业优势，是当前振兴实体经济最重要的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警惕制造业比重下降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问题的同时，也应正视其下降的合理性。参照日本和德国产业演进规律，“去工业化”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常规”路径，属于部门间的“非平衡增长”，也就是说率先发生技术创新的部门其规模会相对收缩，但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创新带来的高回报率会超过规模经济的红利。这说明，制造业比重下降的同时，可以为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而鉴于生产性服务业多半是从制造业内部分离出来的，是制造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来生产性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又将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质量和效益。
近阶段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阶段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动力不足及体制机制不畅通等。
产业、产品结构不合理
提高供给质量就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尽管我们拥有全球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和配套网络，但中低端产品依然占据市场的主体，高端产品则相对缺乏。这一方面使我们在分享全球产业链分工所形成的利润“蛋糕”中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则使我们在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从而加大了产业链在贸易争端或者全球突发事件中断链的风险。造成供给质量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要素质量不高，难以满足高质量生产的需要。一方面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远未完成，导致要素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偏低，特别是整体资源利用率偏低。另一方面，高端人才资本相对不足、生产要素质量不高。如尽管我们的高等院校数量和规模非常庞大，但世界级的学校数量和质量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基础研究的软实力也相对较弱。另外，我国原材料制造工业大而不强，不少高端原料依赖进口。特别是新材料方面的研发一直滞后于装备制造，使得重大装备、重大工程面临明显的瓶颈约束和风险，制约了高端制造工业的发展。
二是创新能力不足、产出效率低下。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创新能力不强是我国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尽管从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来看，近些年在我国的持续追赶下，多项指标处于领先地位，但同美国相比，我们存在高质量创新成果较少的问题。如在含金量最高的三个指标：知识产权收入占贸易比重、软件支出占GDP比重、论文引用数量上，与美国有明显差距。创新能力不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创新要素质量不高的原因，也有创新制度、创新环境不健全、不完善等问题，其中创新回报率长期偏低是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特别是投机回报率的严重偏高极大挤压了创新的回报空间，使得创新的原始驱动力大量丧失。
三是制造业、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缓慢，导致制造业整体质量偏低。我国制造业在总体上表现为大而不强，部分中低端产业长期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高技术产业和消费升级相关制造业的增长基础不稳固，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供给能力不足；而服务业在总体上表现为发展不充分和层次低，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高端部分占比不高，同时，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不高问题也相当突出。
创新动力不足
我国的人口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弱化，但目前仍未建立起基于创新优势的新比较优势，新旧动能转换还存在不少障碍。阻碍新旧动能转换的根本原因也是投机回报率偏高而创新回报率偏低。通过计算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率与同期销售收入增长的比值变化，可以清晰看出企业报酬递增或递减的趋势（见表2）。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2002—2011年和2012—2018年。第一阶段，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与销售收入增速之比的总平均值为1.19，总体上表现出高增长时期的速度效益型特征。2012年后则出现较明显的报酬递减特征，7年来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与销售收入增速之比总平均值降至0.35，仅有两年超过1，其他年份在1以下甚至出现负值。
扭转报酬递减趋势，关键在于大幅提高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收益率，加快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引导社会资源投入高端制造业，全面提高工业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创新回报率，以完全抵消传统产业报酬递减带来的压力。虽然我国越发重视创新和技术进步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战略作用，但目前新产业、新业态占比仍较低，带来的报酬递增效应也相对较小，形成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的报酬递增的进程仍需要一定的时间。为此，要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各种体制机制性障碍，让创新成为第一增长动力。
实体经济发展存在不少体制机制性堵点
我国经济出现一定程度“脱实向虚”的原因，除房地产利润率显著高于实体经济外，一些政策性和体制机制性问题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重化工业阶段，存在一定的产业政策偏差，很多地方长期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培育支柱产业，简单来说，就是根据比较优势变化或结构升级的需要，培育未来将发挥主导作用的产业，其特征是对技术进步起重要作用的产业。而房地产业作为现实的强势产业，明显不具备这一特征，但由于它对经济增长具有强带动作用，许多地方都把它作为支柱来刺激，因而形成产业政策的偏差。同时，前期我国住房政策的设计也存在缺陷，即安置了动力巨大的“发动机”却忘记安置“刹车装置”——税收调节机制，这使得宏观政策对房地产调控既不够有力更不够有效。二是仅有垄断性土地一级市场，缺乏有效的土地二级市场，使得高地价高房价成为一种单边趋势，从而吸引过多的社会资本涌入，追逐高回报率。三是利率双轨制和金融结构不合理，导致资金严重“脱实向虚”。一方面，利率双轨制导致大量资金空转，影子银行快速发展，通过大量中间炒作寻租套利，显著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削弱了实体经济的生存和盈利能力。另一方面，金融结构不合理，主要是直接融资发展滞后，占比严重偏低，制约了社会资金发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导致一些成长性好、创新意识强的中小企业缺乏低廉的社会资本支持。
另外，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体制机制性堵点就是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突出表现为税制结构的不合理。企业发展特别是其创新能力的提升与税收制度有很大关系。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一些要素成本（劳动力成本、资源价格、商务成本等）的上升是必然趋势，企业只有通过产业升级、发展方式转变进而提高产出效率，才能克服成本上涨带来的不利影响。但一些外在性成本（制度性成本）却可能阻碍企业的创新转型发展。
目前，我国企业面临多重高成本难题，既有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的压力，也有融资成本高、税负重的难题。从国际竞争和创新发展的角度来看，税负过高可能是企业现阶段面临的最大的发展瓶颈。企业税负过重的根本原因是税制结构不合理，在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大部分税收随着商品劳务的流转而产生，且以商品劳务的增值额或销售额为计税依据。在实际的市场交易中，由于最终交易价格包含了税收，必然使得征税下的均衡价格高于不征税的均衡价格，这不仅会降低企业产品竞争力，还会带来“超额负担”。此外，房地产税的缺失又加剧了资金的房地产偏好和经济虚拟化的趋势，从而使得实体经济主体——制造业的各种企业面临融资成本过高的困境。
当前促进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建议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正处于由中端向高端转变的关口，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着力深化改革，疏解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堵点，避免产业发展泡沫化和空心化，推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良性互动，切实降低制度性成本，从而全面振兴实体经济、提高产业现代化水平。
将创新摆在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
一方面，要从产业层面入手，全面提高创新投入强度，加快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建设步伐。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资金流入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加快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全面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在重要领域，将现代新科技与现代金融有机结合，全面参与打造“以我为主”的新的全球产业链。另一方面，要从产品层面发力，完善产品创新与品牌创新的机制，走高度开放下自立自强的新路。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进精细化的先进管理模式，建立健全产品技术标准体系，打造自主品牌和国际一流品牌。特别是要培育崇尚创新、包容失败的社会风尚和企业文化，引导一大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创造热情的骨干企业家投身实体经济。
深化税收结构改革，加快促进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向“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转变，降低实体经济的制度性成本
一是要增加直接税份额，加大力度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税制改革任务，不断深化征税体制改革，增加个人所得税在总体税收中的比重，同时降低企业税负。
二是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实施，抑制房地产泡沫化和经济虚拟化倾向。我国房地产税制度设计，应将房地产税的主要功能定位放在培育地方税主体税种、调节收入和财富差距两个方面。可率先在一线城市实施房地产税法，并建议将只鼓励一户一套住房政策纳入相关立法。
三是要继续推进间接税改革。继续完善和改革增值税制度，创造条件促进增值税转型。深化消费税改革，发挥好消费税引导健康消费、绿色消费和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同时，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使资源税从当前主要调节资源级差收入转变为促进绿色发展的生态型资源税。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培育土地二级市场，从源头供给上降成本稳房价，抑制经济虚拟化趋势
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与提高土地存量综合使用效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引导产业高效转型、畅通市场体系和供求循环等重要作用。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建议分类设计，稳妥推进：
一是推动原有土地开发权放开，开放土地二级市场，形成多主体参与城市更新改造的新机制。存量土地资源再开发的核心是利益的再分配，即对原居民所获除原有住房的同值补偿外的收益征收统一的资产所得税，税收收益仅归地方政府。
二是探索建立土地农转非和宅基地流动新机制，通过特殊的税制安排，实现城乡土地的全流通。例如，可征收“特别资产所得税”，对其总增值收益的分配可遵循中央财政得大头、当地政府与居民得小头的原则。
三是打破城市土地用途转换的机制障碍，推动实现现有城市多功能土地市场一体化。其核心仍然是对土地用途转换的收益进行合理分配。对此，可同样采取征收特别资产所得税的办法，但税率设计应有别于私人土地与住房占有再开发的统一资产所得税与土地农转非的特别资产所得税，如可以对税率高于土地再开发的征收一般资产所得税，低于土地农转非的征收特别资产所得税。另外，对小产权房，也不能一禁了之，要做好顶层制度设计，逐步加以解决。
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一方面，要加快破除利率双轨制，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公里”。破除“双轨制”有三个条件：一是银行业准入管制需要大幅放开，形成较为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二是推动形成有效的利率形成机制；三是严重的债务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目前主要的限制是在债务风险控制上，需要对此作出恰当评估，制定利率市场化改革“最后一公里”的路线图，创造条件，等条件基本成熟，尽快推进。
另一方面，要健全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化发展。首先，也是最关键的，是设计和实施一套有效的准入制度，特别是要消除我国一次市场发行制度的积弊，下决心全面实行“注册制”。其次，加快完善市场交易制度，主要是提高事中监管水平，注重过程监管，健全市场信息披露机制，对于不充分披露相关信息的企业给予严重处罚，依法、依规查处市场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第三，完善退市机制，形成可进可出的良性市场循环。第四，建立风险平衡基金，确保资本市场体系的稳定安全。
大幅放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尽可能发挥其对振兴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
一方面，要加快打破服务业的各种行政性垄断，加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力度。对内开放的核心就是要打破“行政垄断”，切实贯彻“非禁即入”的政策，取消对非国有资本或者非本地要素的不平等做法。最重要的是要促进金融、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等高端服务业的开放，通过对外开放，倒逼服务业体制机制的改革。
另一方面，要依靠创新、融合和集聚等方式，全面提高生产性服务业质量与专业化水平。发展服务业要依靠创新驱动，主要包括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两个方面。制度创新方面，当务之急是要消除长期以来服务业在要素利用上的歧视政策，同时要加快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符合市场化改革要求的服务业价格分类管理制度；技术创新方面，对服务业的技术研发活动予以重点激励。促进服务业发展，还要在产业融合上下功夫，既要加强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又要加快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有机结合的步伐，形成更加完善的现代服务经济体系。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张晏玮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0年4月9日。
[2]《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实施意见》，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21年6月10日。
[3]蔡昉：《生产率、新动能与制造业——中国经济如何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5期。
[4]王小广：《提高金融创新和服务能力 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农村金融研究》，2018年第4期。
[5]王小广：《供给-需求两端双向发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学术前沿》，2020年第14期。
责编：罗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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