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历史上早发现代化国家实现城乡融合的演进轨迹不同，新世纪以来启动的后发国家的城乡融合是在新的技术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网络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能源技术等新技术的出现，为城乡融合的推进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技术支持，使得新近发生的城乡融合呈现出新的社会形态和发展趋向。尤其是作为城乡融合的先导，中国的长三角区域当下正在展开的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为各种新技术的功能施展提供了真实的社会依托和凭借，极大地推动了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形成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城乡融合平台及运作模式，揭开了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的新序幕。
【关键词】乡村未来社区 城乡融合 新技术 城乡对流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2.002
对于深陷城乡二元结构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城乡融合一度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经过快速的赶超式发展，以城乡之间存在的鸿沟逐渐被填平为前提，这些后发国家也必然会步入城乡融合的发展阶段。当下中国的城乡发展就正在经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进程。以数十年的发展奇迹和近年来国家主导下扶贫攻坚补短板为基础，中国的城乡结构业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动，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已初现城乡融合的曙光，值得我们给予特殊关注。
毫无疑问，与历史上在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实现城乡融合的早发现代化国家不同，新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启动的城乡融合是在新的技术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网络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能源技术等新技术的出现为城乡融合的推进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技术支持，使得新近发生的城乡融合呈现出一些全新的社会形态和发展趋向。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城乡融合的发展新趋向恰好与近期勃兴的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相结合，依托于新技术的支撑和经济快速发展，使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呈现新动态。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谈及中国当下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趋向，有必要将其与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相结合，探讨新技术如何通过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为城乡融合提供良好发展契机。[1]
乡村未来社区的构建主题及其与城乡融合之关联
作为一个基本的学术命题，社区概念自其产生之时起便是一个充满怀旧性内涵的话题，诸多学者通过阐释社区概念，对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关联的消解发出种种慨叹。但近年来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带有未来取向的社区建设话题，尤其是中国长三角等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区域率先出现了关于城乡未来社区建设的实践探索，使得城乡社区建设开始呈现出一种极强的未来性诉求。2019年1月，浙江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率先明确提出，浙江将启动未来社区等标志性项目的建设。同年3月，浙江省政府印发《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标志着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全面启动。[2]从整体上看，浙江省基本上将未来社区建设限定在城市社区范围之内，但值得注意的是，浙江衢州率先将未来社区建设延伸到乡村领域，开启了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的序幕。
乡村未来社区构建与中国新时期城乡融合进程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联，主要表现在：
第一，主题关联。在乡村未来社区构建主题的具体设想上，浙江衢州的规划设计提出：“乡村未来社区是以面向未来为特征、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以‘高品质生活’为中心的新型乡村社区形态和‘产社人文’聚合的现代化平台，是乡村发展从‘村落’向‘社区’转型的必然趋势，是村改居的高级表现形式，也是实现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3]衢州提出以“人口净流入量+三产融合增加值”为综合指标，以特定乡村人群为核心，重点突出“邻里、风貌、产业、交通、教育、康养、文化、治理”八大场景的系统设计，通过改革、发展和民生之间的高度融合，实现进则配套完善创业无忧，出则乡土田园回归自然。[4]浙江衢州选择了衡量乡村社区发展和城乡融合两个最为关键的核心指标，触及城乡融合两个最难破解的问题，即：如何使乡村社区保留一定数量的具有活力的人口，以克服乡村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如何通过三产融合实现乡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增添乡村活力？这两个问题涉及如何开发乡村的文化资本和生态资本，并且将其作为城乡互动的重要资本中介呈现出来。
第二，技术关联。毫无疑问，无论是乡村未来社区建设，还是当下新的历史条件下城乡融合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对新技术的应用。观诸历史，早发现代化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实现城乡融合的一个重要技术背景是交通革命。“从20世纪20年代起，更加灵活的交通系统和私人小汽车增长促进了人群和资本从城市地区向外的分散化和去中心化，也导致城市开始走向衰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交通可以同时被称作是城市的‘创造者和破坏者’。”[5]如果我们认同上述分析思路，便会发现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新技术表现得更为丰富，高铁、高速公路、互联网、能源技术以及诸多农业生产革新技术等具有时代意义的新技术必定会使今天的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和城乡融合过程发生一系列新的更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动。
第三，社会形态关联。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置身新世纪科学技术剧烈变革的大背景之下，无论是城乡融合还是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事实上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社会功能性判断，二者的发展以及互动和交汇实际上昭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如卡斯特尔在谈及网络社会的重大影响时即指出，网络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且已构建起新的社会形态：作为这些过程的后果，人们在三个领域感到深刻的变革——新社会结构（网络社会）、新经济（“信息资本主义”）和新文化（“现实的虚拟”的互联网文化）。在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被无所不包的“网络逻辑”统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网络构成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学，而且，网络化逻辑的传播实质性地改变生产、经验、权力和文化过程中的活动和结果”。[6]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学术界对网络社会的理解从来就不缺乏所谓社会维度，认为“从技术维度讲，将网络社会界定为由于互联网技术连接而创造的虚拟数字社会；从社会维度来讲，将网络社会界定为以网络为核心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整个人类社会新的形态”[7]。可见，城乡融合已不再是城与乡的简单相加，而是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发生。
乡村未来社区：技术支撑背景下城乡融合的新平台
毫无疑问，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能源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发展给乡村社区建设和城乡融合提供了空前有力的支撑。但我们必须看到，技术并不会脱离具体的社会空间和组织形态直接发挥作用，而是需要以若干社会实体形态作为中介才可以真正施展其功能。具体言之，当下在中国长三角展开的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为各种新技术发挥作用提供了真实的社会依托和凭借，使城乡融合可以通过未来社区建构这一带有创新性的实践形式，形成新的城乡融合平台及运作模式。有学者将乡村未来社区的具体操作方案概括为“4+1+X”的规划策略。其中，“4”代表4个乡村系统规划，即空间、产业、民生、治理四大系统，代表乡村未来社区的各个维度；“1”代表1个智慧乡村支持系统，为乡村未来社区的各项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X”则是基于上述五大系统和“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大价值坐标的X个乡村生活场景搭建。[8]可见，未来社区构建是在智慧乡村等技术支持体系下展开的，并且与城乡融合存在密切的关联。
以新技术实现乡村社区生产、生活系统升级。从历史上看，19世纪勃兴的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技术体系改变了传统的城乡结构，使城市开始成为现代文明的中心，而乡村则沦为一种边缘化的存在。在现代社会的经济体系中，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农业从业人口也必定会越来越少，如何提高农产品的经济价值便成为问题的关键。从东亚的经验看，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便开始尝试探索将农业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合起来以提升乡村生产能力的做法。1979年，在日本兴起的“一村一品”被称为“1.5次产业”，意为将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部分元素嵌入农产品中。到1993年，日本著名农学家今村奈良臣又提出六次产业，其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如果将第一产业农业看作1，第二产业看作2，第三产业看作3，那么便可形成1×2×3=6和1+2+3=6的算式，故称之为六次产业。可见，六次产业概念实际上是1.5次产业概念的进一步深化，其实质意义在于：将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结合起来，实现农产品的增值效应。日本的上述做法在中国被称为“三产融合”。“三产融合从根本上属于产业融合，是基于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形成的产业边界模糊化和产业发展一体化现象，通过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等，激发产业链、价值链的分解、重构和功能升级，引发产业功能、形态、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的重大变化。就是依托农业，立足农村，惠及农民，重点在县和县以下，关键在创新。”[9]可见，其中技术创新不可或缺。为此，培养新农民、推广新技术、提升农村创业创新的“双新双创”成为乡村社区发展的关键，[10]因为新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三产融合增加值。此外，“通过在地性的产业形态，并增强其与农业、农村、农民的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村人口的外流，使得一些中年妇女和老人可以实现在地性就业；通过产业关联推进了城乡之间的交流”。[11]
相比于新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新技术范围更加广泛，包括网络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其中，网络技术在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方面作用巨大。2019年中办、国办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数字农业、智慧旅游业、智慧产业园区，促进农业农村信息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以信息流带动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物资流。创新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改善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网络信贷等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为农民提供足不出村的便捷金融服务。”[12]从近年来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看，以电商技术为典型代表的网络技术打通了农产品流通诸多壁障，建立起超时空的流通体系。而从国际经验看，能源新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社区的生态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直接联系在一起。“从功能上看，乡村能源技术正由传统的‘能源服务型’向‘生产服务型’‘生活质量服务型’和‘环境服务型’转变。”[13]
依托新技术建构城乡均等化的乡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乡村社区治理服务水平。在工业化、城市化演进过程中，城乡融合的实现往往与“逆城市化”形影相伴。而从“逆城市化”生成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看，以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为代表的“逆城市化”主要是在城市化高度成熟，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或一体化的前提下实现的。相比之下，后发现代化国家“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还非常明显”[14]。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我国乡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因缺乏系统持续的投入而存在明显的短板。在此背景下，乡村未来社区建设首先要做的便是补短板，这便提出了乡村社区化的问题，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弥补城乡间的差距，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强调乡村公共服务硬件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与城市未来社区建设所推动的城市更新相比，乡村社区化过程所要完成的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的任务更加艰巨，具体包括以下方面：（1）依托新技术，建立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重要连接点、以村落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体系。既要建立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密切关联，也要建立乡村内部的结构关联。（2）针对乡村社会的分散性特点，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整合资源，建立新的具有共享性的民生服务体系。（3）社会联结体系的建立。“建立以共同兴趣爱好为目标的社群组织，鼓励居民积极参与邻里活动。鼓励多元参与共建。鼓励开展国际合作，引入国际先进文化元素，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体现社区文化多元性与包容性；鼓励村民、居民、游客、志愿者、新型经营主体、NGO组织、政府、投资者等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共享生活体系”。[15]
克服乡村人口外流态势，形成乡村社区人口的聚集效应。如前所述，作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表征，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动似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正如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所言，对农民而言，城市就是一块具有超强吸引力的磁铁，必定将乡村人口不断地吸引到城市中来，从而提出了乡土社会何以可能之类的问题。因此，乡村未来社区建设所面临的最为直接的问题，就在于努力使乡村保有适当密度的人口。近年来新技术在乡村生产生活中的逐步应用证明，新技术可以在维系乡村原有人口的同时吸引新的人口进入乡村。
（1）新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推进农业生产劳动实现明显的去体力化，这使得老人、妇女在农业生产劳动中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乡村民宿、农家乐等新的经营形式，也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妇女和老人实现在地性就业，甚至吸引部分年轻人返回乡村，实现了年轻人的回流，使乡村人口外流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2）乡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富有人文情调的多样化文旅项目的开发，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乡村社区旅游或短期居住，使乡村社区出现了“混住化”现象，其人口数量获得一定程度的增长。浙江衢州市衢江区乡村未来社区的策划方案将乡村人口的构成概括为“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提出：“乡村本土‘原乡人’的作用不可忽视，主体地位不可缺失。把‘老乡’的思维方式摸透弄清楚，遵循他们的思路，自下而上，上下联动，激活乡村自身的造血功能。提升莲花本地居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权利，让本地人更有归属感，成为莲花社区的真正主人。充分尊重居民在乡村中的主导地位，了解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引进和留住归乡人、新乡人是促进乡村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让外来创业者重塑归乡之情，成为乡村发展的最佳辅助。实施头雁回归、乡贤助村、村巢引智计划，吸引更多有情怀的优秀人才流向莲花，让广阔的乡村天地成为乡村干事创业的热土。”[16]
（3）城乡之间“两地居住”现象兴起，城乡间人口流动空前活跃。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专门探讨了近年来东亚国家进入新世纪后出现的城乡“两地居住”现象。“一些社会精英阶层和追求生活趣味的新中产阶层对于这种游走于城乡之间‘移动居住’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即除了在城市拥有住宅之外，还在乡村购置带有乡土特色的田园式的住房，采取流动性居住的生活方式。”[17]这种“两地居住”现象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其体验性和城乡社会之间的“对流性”，以此为载体，城乡之间人口形成常态性互动具备了条件。
新技术支持背景下城乡对流机制的建立
通过对乡村未来社区构建与城乡融合推进过程“交汇点”的考察，可以断言，与此前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城乡融合不同，当下后发现代化国家正在展开的城乡融合恰好与新技术的诞生和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的开启同步，其交互作用必定会催生城乡融合新的社会样态，最终目标是建立新技术支持背景下的一种新城乡对流机制。
告别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传统格局。自工业革命发生后，在工业主义及其技术体系的作用之下，人类社会开启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并依托工业技术将城与乡以新的形式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总体格局，长期地影响和制约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实现现代化赶超式发展，往往将主要的资源集中在城市工业社会中，而对乡村采取了单向的资源汲取，使乡村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在这一意义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城乡融合往往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但无论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还是早发现代化国家，其所展开的城乡融合都不外乎“城”与“乡”之间的融合。因此，实现城乡融合的一个最为基础的前提在于，改变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传统思维，建立起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平等交流，无论是“城”还是“乡”，都应在现代社会体系中获得一种真实的恰当位置。
新技术如何助力乡村社区建设实现升级。近年来，社会各界围绕着新技术助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实践，其研究视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借助数据技术、交通技术打破城乡之间的空间区隔，将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实现一种依托于新技术的城乡之间甚至是跨越国界的全球性的联通；如何通过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实现城乡之间的资源整合，为城乡间要素的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提供最为重要的支持；如何通过一系列农业生产新技术使三产融合变为现实；如何通过新能源技术在乡村建立起可持续的、绿色宜居的田园社会。近年来在中国长三角区域率先掀起的乡村未来社区建设，通过各种实体性的乡村振兴行动，使乡村的硬件基础设施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长期以来存在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有所缩小，同时，城市不具备的生态、环境、文化等乡村优势也由此激活，并获得空前彰显。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背景下，居家远程办公和研究授课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工作生活形态，从而进一步弥合了城乡之间的差距。由此，通过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城乡融合发展新趋势开始跃然出现在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新技术整合资源，破除壁垒，进一步消除城乡之间的区隔，实现乡村发展的升级，成为我们应认真探索的关键问题。
新技术支持下城乡融合的社会逻辑。既然城乡融合的进程集中表征了城市与乡村两大社会系统的结合，那么，在城乡融合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新技术指标不能作为单一因素直接发挥其功能，而是必须与社会元素深度结合。当然，这些社会元素也不可能仅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往往通过城乡社区组织形态的发展变迁表现出来。从目前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乡村振兴的进程看，其经验在于只有将技术深度嵌入乡村社区的具体发展进程当中，才能通过提高乡村社区综合发展水平，为城乡融合开辟道路。一般说来，城市未来社区建设往往与城市更新直接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和规划性的选择。乡村未来社区虽然具有更新特性，但其更新的内涵及表现方式都与城市更新存在重要差异，其更新往往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集继承与更新于一体。浙江衢州主动将未来性纳入乡村社区建设过程，在全国率先提出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的设想。如果说工业化初期以工业主义为核心的技术体系将国家发展的资源主要集中到城市，那么在今天，以网络信息、能源技术等为核心的新技术则为突破城乡界限，破除工业化初期建立起来的城乡藩篱，进而实现城乡重新整合提供了条件。
乡村未来社区建设背景下城乡对流机制的实现。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和框架之下，城乡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使乡村发展处于落后的状态。因此，在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中，如何使乡村社区的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升级，便成为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话题。之所以特别强调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对城乡融合的重要意义，主要是因为城乡融合不可能凭空实现，而是要以一定的空间、平台为载体而展开。具体言之，就是要在城乡社区之间建立起一种对流式的交往，主要表现在不仅乡村人要进城打工，同时也要城里人愿意走入乡村，使城乡人员双向流动。这种双向流动之所以能够实现，一个重要的技术基础便是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支撑。由此，便在真正意义上打破了乡村社区传统的封闭性，使之与外部世界建立起真实的、有意义的多重关联。“乡村未来社区”不是“城市未来社区”的复制品和追随者，而是立足于乡村实际，以“人的生活场景”营造为核心，实现新型乡村社区的构建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升级。与过去的乡村建设活动相比，乡村未来社区最重要的特点应当是将关注点从乡村本身转移到村民生活上，以“人”为核心搭建乡村多元生活场景。[18]总之，作为城乡融合的先导，中国的长三角区域当下正在展开的乡村未来社区建设为各种新技术发挥功能提供了真实的社会依托和凭借，极大地推动了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形成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城乡融合平台及运作模式，为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重要契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ZDA119）
注释
[1]本文撰写缘起于笔者近年来受浙江衢州市民政局和柯城区之邀而展开的持续性的城乡社区发展调研。调研中恰逢2019年年初浙江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未来社区建设”计划，引发社会各界热议。笔者深切感受到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对新技术支撑下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故撰写此文作一初步探讨。
[2]岳德亮：《浙江全面启动未来社区建设试点》，新华社，2019年3月31日。
[3]《衢州乡村未来社区指标体系与建设指南》（内部资料），2019年11月。
[4]朱海洋：《浙江衢州率先试点乡村版未来社区》，http://zjnews.china.com.cn/yuanchuan/2019-08-28/185938.html，2020年10月20日。
[5]［英］安德鲁·塔隆：《英国城市更新》，杨帆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页。
[6]［英］帕特里克·贝尔特、［葡］菲利佩·卡雷拉·达·席尔瓦：《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12页。
[7]郑中玉、何明升:《“网络社会”的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
[8]葛丹东、张心澜、梁浩扬：《浙江省乡村未来社区的规划策略研究》，《建筑与文化》，2020年第11期。
[9]程琦：《三产融合背景下生鲜产品安全供应体系研究》，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6页。
[10]《汪洋在首届新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大会上强调：以双新双创促进乡村振兴》，《农业工程技术》，2017年第11期。
[11]田毅鹏：《东亚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路向——以中日两国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1期。
[1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新华社，2019年5月16日。
[13]《衢州乡村未来社区指标体系与建设指南》（内部资料），2019年11月。
[14]陈柳钦：《“钦点”城市》，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15]《衢州乡村未来社区指标体系与建设指南》（内部资料），2019年11月。
[16]《中国衢江莲花乡村国际未来社区策划方案》（内部资料），2020年3月。
[17]田毅鹏：《乡村振兴中的城乡交流类型及其限制》，《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1期。
[18]葛丹东、张心澜、梁浩扬：《浙江省乡村未来社区的规划策略研究》，《建筑与文化》，2020年第11期。
Rural Future Community: The New Trend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ian Yipeng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of the previous modern countries in history,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of the late-starter countries commenci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akes place under the new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backgroun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ergy technology and other new technologies provide the most direct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which makes the recen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esent a new social form and development trend. Especially as the forerunner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future rural community program, which is being launched in China'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as provided real social support for the functioning of various new technologies, greatly promoted the equal exchange and two-way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s, formed an innovativ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latform and operation mode, and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of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Keywords: rural future communi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new technology, urban-rural two-way flow mechanism
田毅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城乡社会学。主要著作有《东亚“新发展主义”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