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思想，可知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以技术变革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对城乡关系演进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城乡二元经济的对立是第一次技术变革以来城乡对立关系的延续和深化，由此形成的产业结构失衡、消费资料不足和过剩人口危机已经成为经济现代化的阻碍。当前，我国利用技术变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手：一是利用数据技术变革降低农业与农村发展融资困难，二是加大对农村交通运输和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三是借助知识和技术扩散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融合程度，四是利用互联网平台推动技术与知识下乡。
【关键词】 技术变革 城乡关系 融合发展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2.006
引言
以技术变革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1]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抓住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战略机遇期[2]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有关城乡融合发展概念的科学内涵及其演化的理论阐述。比如韩文龙（2019）指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是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和共享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许彩玲、李建建（2019）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角度，阐述了城乡融合发展中城乡要素流通、产业融合、功能互补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逻辑。姚毓春等（2019）、张克俊等（2019）、陈丹等（2019）分析了我国城乡关系演进的历史进程，指出城乡融合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在新时期城乡关系中的高度体现。金成武（2019）在反思当代发展经济学诸理论基础上，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突破了其理论局限性，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二是对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的思考。比如张来武（2015）提出，创新驱动是实现城乡融合、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黄祖辉等（2013）认为，城乡从二元对立到融合发展必须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双轮驱动”。高波等（2019）的实证研究指出，经济增长并不能主动服务于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因此政府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引导城市乡村在产业分布、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融合发展。
这些研究充分挖掘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及其与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适应性，但是缺少对推动城乡关系发展因素的研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以技术变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塑造了城乡关系赖以存续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对城乡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如何理解技术变革在城乡关系演进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对把握当前新一轮技术变革推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线索下，阐述技术变革对城乡关系发展的推动作用，其次阐述当前城乡二元对立关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最后分析如何抓住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契机推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技术变革推动城乡关系演进的历史逻辑
历史地看，技术变革通过塑造一定阶段城乡关系赖以存续的分工体系和物质基础，推动城乡关系不断演进。一般认为，城乡关系经历了混沌一体、乡村居主导地位的城乡初步分离、城市居主导地位的城乡对立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出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第三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关系的长期状态。
从城乡混沌到乡村主导。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城乡关系经历了从“混沌一体”到“城乡初步分离”的两个阶段。在原始社会时期，每个部落以家庭或氏族为单位，依靠狩猎、畜牧或务农为生。这一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生产分工仅限于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各个部落逐水草而居，分散在广袤的平原与河流周围，因而城市的形态尚未出现。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各个部落对土地和资源的要求随之增加，当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起来时，城市就产生了。这时的城市与农村仍然处于混沌不分的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聚居部落的经济剩余不断增加，私有制逐渐产生。财产的私人占有激励着财产和奴隶的所有者改进生产过程，以占有更多的经济剩余，由此带来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3]。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城市和乡村出现了社会生产过程的分工，使城市和乡村首次处于对立状态。马克思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4]当然，这一时期的城乡分离程度仍然较低，乡村甚至居于主导地位，城市不过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5]。这是因为城市的数量较少、规模较小，只能从事生产水平较低的家庭手工业生产和小规模商业活动。
到封建社会，城乡对立进一步加剧。生产工具的变革使城市在社会生产分工中越来越倾向于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农村则更集中于发展农业生产。农村为城市工商业发展和国王、领主等贵族的消费提供足够的农业剩余，这是城市扩张和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一时期的城乡关系主要表现为农村向城市输送大量的农业剩余，财富逐渐向城市聚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6]但由于城市生产力水平较低，农业剩余仍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因此农村在城乡关系中并未完全成为城市的附庸，反而在一定时期居于相对主导地位。
技术变革与城市战胜乡村。真正使城市“战胜”农村并在城乡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自然力为动力系统的工场手工业的长足发展，即第一次技术革命。[7]
随着城市数量和彼此交往的增加，城市之间出现分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直接引起工场手工业的产生。由于工场手工业完全依赖贸易的扩张或收缩，因此在英国战胜荷兰成为新的世界贸易霸主后，英国成为最大的工场手工业聚集地。超过生产力的商品需求扩张引起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首次技术变革——“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8]大工业生产“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9]
这种“城市对乡村的超越”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或称第二次技术革命后进一步深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城市越来越超越乡村成为商品生产和销售的中心。动力系统的变革推动了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又使得工业和农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不再受原产地的局限，将原材料的获取和产品的销售从国内拓展到更大的海外市场。随着蒸汽机、火车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技术变革使生产可以脱离农村的自然动力，向市场更加繁荣的城市聚集。蒸汽机的发明使工业生产所需的动力系统不再依赖于分散在广袤农村的自然力，它可以移动。“这种原动机是在城市使用的，不象水车那样是在农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产集中在城市，不象水车那样使生产分散在农村”，[10]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由此摆脱了对农村的地域依赖，得以转向人口更加集中、财富更加聚集的城市。
二是工业部门的经济剩余创造能力越来越超越农业部门。机器化生产极大地加快了固定资本的周转速度，提高了资本和原材料向产品的价值转移，特别是提升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结合的能力，使工业生产创造的剩余价值大大超过农业。
三是劳动力进一步由农村向城市聚集。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地主和资本家阶级以欺骗和暴力的方式掠夺土地，“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11]加快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剥离，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自由劳动者”，成为工业生产所需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蓄水池。农民和部分工业剩余劳动力组成了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使资本能够尽可能地压低工资价格。
两次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变革极大地深化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和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对立。城乡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部门成为工业部门的附属，农民成为工业生产和城市扩张的附属。其后果就是“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12]
此后的技术变革基本延续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加大城乡对立深化的逻辑。首先，动力技术的变革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使工业生产进一步摆脱对乡村的依赖向城市集中，金融等服务业部门也逐渐向城市工业中心靠拢，乡村仅保留农业为主导的单一产业结构。其次，技术扩散和农业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助力生产出更多的农业剩余人口，这些剩余人口向城市流动，与城市工人阶级汇集成为更加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群体，造成了严重的潜在失业危机和福利支出的财政压力。最后，对原材料的无限开采严重破坏了乡村的生态环境。这些都加剧了城乡关系的对立。
但是与此前相比，新的技术变革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的变革对城乡关系产生新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工业和金融业不断向城市聚集，导致城市土地价格不断上升，因此将部分工业制造业企业“挤出”到城市边缘的乡村地带，带动了乡村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就业人口的回流。另一方面，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通过全球化生产将本国城乡对立的矛盾转移到欠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使得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生产逐渐向资源富集的外围国家转移，廉价的原材料使母国掠取了大量剩余价值，并以其中的一部分补偿和发展本国现代农业，为农业过剩人口提供基本生活补助，以缓和日益激化的城乡矛盾和治理恶化的生态环境。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技术变革对城乡关系发展的推动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技术变革将不断加剧城乡关系的割裂与对立，这种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的必然结果，因为随着技术的继续变革，被剥夺生产资料的农业剩余人口同样也将被农业部门淘汰，失去土地的他们也无法真正分享农业现代化的红利。
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如前所述，技术变革对城乡关系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但如果仅仅将二者的关系视为单向的，则将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理论误区。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13]可以说，一定阶段的城乡关系既是适应包含技术变革在内的社会生产力长期发展的结果，又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后对下一阶段的生产力发展形成制约，并由此发生新的演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以跨越式发展的姿态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两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城乡关系经历了深刻变革，农业与农村也取得长足发展。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步伐还跟不上，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没有根本突破。这对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农业部门现代化程度较低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工业部门。这种产业结构的失衡将给我国的经济稳定和繁荣造成潜在威胁。以下采用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模型对此进行阐述。
在封闭的二元经济结构中，第一部类作为生产资料再生产部门可以简化为工业部门，第二部类作为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简化为农业部门。各部类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分别计为和，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和年产品总价值分别记为c、v、m和p。上角标i={1,2}，其中取值为1表示未发生技术变革，取值为2时表示已发生技术变革，下角标表示第一和第二部类。
因为工业部门的资本密集度更高、生产技术更为先进，更容易发生技术进步，为方便计算，我们假定工业部门将率先发生技术变革，并且技术没有扩散到农业部门。假设技术变革的发生和普及导致本部类的平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α倍，剩余价值率提高β倍，工业部门的预付总资本不变，因此，有预算约束方程如下：
整理上述公式，可分别求得技术变革前后农业部门再生产投入的不变资本数额：
只有
，即
时，发生在工业部门的技术变革才不会导致农业部门生产规模的萎缩。我们将分子分母同时除以
，将
记为n，则上述公式可进一步简化为
。
可见，相对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一约束条件对工业部门技术变革中的剩余价值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赵峰等（2017）对全国及省级两部类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的核算证明，我国工业部门技术构成上涨在大部分时间和地区都未能满足上述约束条件，我国现代化在两大部类存在严重的失衡。[14]
因此，可以推论，当技术变革仅发生在工业部门或工业部门的技术变革领先于农业部门时，农业部门的生产将受到挤压，社会消费资料总产出将出现缺口。这源于工业部门的技术变革提高了再生产过程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比重，而产业工人的剩余价值率提高也不能填补这一缺口。
剩余人口与城乡收入和福利水平差距扩大。城乡二元分割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城市与乡村收入差距和福利水平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技术变革降低了农产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降低了粮食、原材料等农村主要产品的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和商业多集中在城市，因此农村经济长期以农业、原材料开采和农产品初加工为主，产业结构相对单一。这使得农民的收入严重为农副产品价格所左右，维持在较低水平。此外，相对剩余人口规模的扩张也拉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导致工业和农业部门相对剩余人口增加，加剧了产业后备军的竞争，降低了农业剩余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使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表1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主要依靠国家对工业剩余进行转移支付，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原因在于，有限的财政资源仅能维持较低水平的乡村社会保障给付，更为严峻的是长期依赖财政补贴将透支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无助于改变乡村对城市、农业对工业的依附。长此以往，必将带来庞大的财政负担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透支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
可以看出，当前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发展的二元结构性失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健康持续发展。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是党和国家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的历史选择。
技术变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
以新型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以新能源技术为动力支撑、以新型制造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技术创新集群必将深刻地塑造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15]为全面分析如何利用当前技术变革服务于城乡融合发展，本文采用资本循环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马克思的资本循环图示由下式给出：G表示从事生产活动需预付的货币资本，即为生产所做的融资过程；W表示使用货币资本购买的产业资本，包括生产资料Pm和劳动力A，可以视为生产要素的流通；P表示生产过程；W'表示产生品，G'表示商品销售后获得的带有增量的货币，从W'到G'表示产品的销售和流通过程。下文将基于这四个过程逐一展开分析。
G—W=Pm+A…P…W'—G'
降低农业与农民的融资难度。信用制度的发展是影响资本循环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在考察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中的货币流通时指出，完成生产所需投入的货币资本与预付资本中购买劳动力的资本高度相关。由于工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普遍高于农业部门，因此在连续不断的社会再生产中，工业部门在每一轮循环中所需的融资总量小于农业部门。并且，由于农业生产依赖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具有天然的高不确定性，因此农业生产和农民融资风险一般较高。这两方面因素的叠加造成了农业部门和农村经济的融资难题。
新一轮技术变革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以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为依托的信息技术变革，能够依托互联网平台收集资金流水、农户基本信息和财政代发信息、农村社保参保等海量数据，通过先进的算法更加准确地估计气候和环境等不确定性外生冲击发生的概率，拟合农民的消费水平和偿还能力，评估公司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由此精准锁定农民和农村企业的信贷需求（吴正昌，2019）。在此基础上，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农村金融部门可以精准地设计金融产品，在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和降低违约风险的同时，为农业发展、农村企业经营和农民消费提供有力的融资支持，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充足的金融保障。
打破要素流通壁垒，加快城乡要素流通和资本循环。技术变革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第二方面意义在于通过新的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打破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流通壁垒，加速资本周转和流通速度。
历史地看，交通运输技术的滞后是阻碍城乡融合的主要障碍。“以具有家庭副业的小农业和城市手工业为‘枢纽’的社会所拥有的交通运输工具，完全不能再满足拥有扩大的社会分工、集中的劳动资料和工人以及殖民地市场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需要。”[16]相比于城市交通和通信的发达，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长期以来相对薄弱，轨道运输、高质量公路运输和互联网硬件设施建设不够完善，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乡之间、乡村之间的商品流通，而上一阶段的产出品同时又可能是下一阶段产业资本循环的投入品，因此造成农村产业资本循环速度低下，降低了其剩余价值的获取水平。马克思论述了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对加快物质生产要素流通的重要意义：“一个过程的产品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过程，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运费的低廉有很大的作用。”[17]铁路轨道运输的快速发展、物联网的广泛辐射覆盖和新能源动力的使用，大大缩短了城乡之间生产资料转运的时间，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加快了农村产业资本的循环速度，提高了单位时间内的剩余价值创造能力。
同时，数据和信息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基于工业互联网的通信技术的变革极大促进了信息的传递与整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产业资本错配，提高了资本的生产效率。信息传播技术变革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提高了信息的流通速度，打破了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资源错配。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幅降低，渠道大幅拓宽，速度大幅加快，农民和农村企业经营者得以打破信息垄断，公平参与到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市场竞争中。
技术和知识扩散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奠定乡村振兴的强大物质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技术变革和知识变革向农业部门的扩散是农业现代化的首要因素。马克思指出，技术的垄断使掌握先进技术的资本家以低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的成本生产商品，从而凭借价格优势垄断市场获取超额利润。[18]以农产品深加工制造业为例，产业资本可以凭借技术优势获取产品定价权，压低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获得超额利润。而农民和农村企业受限于技术壁垒，被迫停留在低附加值产业，接受利润侵蚀。
但是先进生产技术的垄断不是永久的。一般而言，市场竞争和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将导致技术在行业内部和产业间扩散。因此，马克思指出：“通常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19]但是这种技术扩散更容易发生在工业部门，“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总过程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部门”，[20]而向农业和农村的技术扩散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是要通过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引导城市工业部门的先进生产技术向农业部门转移和扩散，破除二元经济结构的生产力差距，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此外，农业的现代化除了农业产业的技术现代化外，还要求农民和农业劳动力的现代化。依托于互联网的技术变革降低了知识的获取成本，有助于农业部门的劳动者普遍提高劳动生产率，与生产技术的现代化相得益彰。
传统的城乡关系将乡村视为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蓄水池，通过压低农业产品的价格降低工业生产成本，以剪刀差的形式将农业剩余转移至工业部门，待城市工业部门极大发展后，再以补贴、帮扶和济贫等转移支付的形式将少部分经济剩余补偿给农村，造成农业依附于工业、乡村依附于城市的现象。城乡融合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城乡关系的依附和被依附思维。首先，城乡融合紧扣农业现代化总目标，强调通过促进、鼓励和引导城市工业部门向农村转移以及先进技术向农业部门扩散，使机械化生产、智能农机和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到农业生产全过程，提高农业部门生产中物化劳动的比重，打破制约农业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全面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其次，在技术扩散的基础上，城乡融合突破了农业与工业两部门的产业边界，转而寻求以农业为基本依托，通过产业联动、产业集聚、技术渗透、体制创新等方式，将资本、技术以及资源要素进行跨界集约化配置，从而将农业、工业与服务业有机整合起来，实现“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的产业融合局面（马晓河，2015；苏毅清，2016）。
技术变革拓宽商品流通渠道，提高剩余价值实现能力。技术变革对农业产品的流通同样具有积极作用。长期以来，受限于自然环境、交通基础设施的薄弱、储存技术的落后和信息的闭塞，以农作物为代表的农村商品的销售始终面临较大困难，成为阻碍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随着互联网销售平台的兴起和普及，淘宝、直播带货、平台销售等形式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更加宽泛和直接的渠道，农产品的产销一体化程度大幅提高，减少了流通过程中非生产性成本的支出，同时推动了剩余价值的实现。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思想，分析了以技术变革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对城乡关系演进的推动作用，指出城乡二元经济的对立是第一次技术变革以来乡村对城市依附关系的延续和深化，由此形成的产业结构失衡、消费资料不足和过剩人口危机已经成为经济现代化的阻碍。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通过全球化将本国城乡对立矛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这样以邻为壑的办法是不可持续的。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实现农业现代化，推动乡村振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
在政策建议方面，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推动技术变革服务于城乡融合发展。一是利用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依托的技术变革，精准锁定农业与农村居民的信贷需求，提供精准、安全、有效的信贷支持，解决农业与农村发展面临的融资难问题。二是加大对农村交通运输和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打破城乡要素、信息和商品流通壁垒。三是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提高产业融合程度，改善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单一的经营结构。四是推动技术与知识下乡，提高农业与农村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立项课题“新时代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VSJ048；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季雷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一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28～29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的。
[2]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是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内涵。关于新一轮技术革命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论述，参见人民日报评论员：《正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5日，第1版。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10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80页。
[6][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7、67、68页。
[7]有关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的研究普遍认可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出现的“四次技术革命”伴随的经济长周期波动。将自然力作为动力系统应用于工场手工业生产被称为“第一次技术革命”或“第一次长波”。参见［英］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沈宏亮主译，沈宏亮、沈由佳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5～146页。
[10][11][12][16][18][19][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4、791、758、421、347~354、421、42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9页。
[14]参见赵峰、赵翌辰、李帮喜：《马克思两大部类模型与中国经济的宏观结构：一个经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赵峰、李彬：《马克思两部类模型视角下的中国省域经济结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这两篇文献提供了有关我国省级和全国基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的详实数据。
[15]有关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判定与实质，本文采用了王亚玄（2016）的研究结论，该文汇总了有关技术变革的各类权威综述。参见王亚玄：《论新技术革命的实质：基于新熊彼特和马克思理论的综合》，《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4期。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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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毅清，2016，《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中国软科学》，第8期。
Promoting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Technological Change
Ding Kai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Marxist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we can see that in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represented by technological chang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The opposi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ual economy is the continuat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opposi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ince the first technological change. As a result, the imbala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lack of consumer goods, and the crisis of overpopulation have become obstacles to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t present, China may make us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to promot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following four areas. First, China can use data technology change to reduce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affecting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second, China may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rural transportation and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third, China can improve the degree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with the help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pread; fourth, China may provide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o the countryside via Internet platforms.
Keywords: technological chang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丁凯，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宏观经济、经济体制改革。主要著作有《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不确定性》（合著）、《小康之后》（合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