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供给侧，但在注重供给侧长期增长因素的同时，也必须注意需求侧的波动情况。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巨大的飞跃。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从生产要素粗放驱动的阶段，迈入了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现阶段我国应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为主线，以创新驱动发展，同时兼顾好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充分释放制度红利，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
【关键词】经济增长 创新驱动 要素配置效率 要素确权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6.002
【作者简介】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导，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就业理论、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中国居民消费。主要著作有《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均衡与非均衡：中国宏观经济与转轨经济问题探索》、《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深层矛盾和基本走势——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新视角》（论文）等。
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与调控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2020年12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明年的经济决策做出了重要的判断和指示，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对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启示，其中也有一些新的提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同时，这也说明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格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如图1所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分析框架可以分为供给侧与需求侧，分别对应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
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供给侧，取决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劳动要素数量和质量、资本形成水平、技术进步、制度改革与结构调整，当人均资本配备处于长期动态均衡时，人均经济增长主要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TFP）提高。经济增长由供给侧因素决定，需求侧改革和扩张本身不可能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是，在注重供给侧长期增长因素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时时注意需求侧的波动情况，深入分析外需、投资和消费背后的决定因素。就当前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与全球经济增长、全球产业链变化、汇率变动左右我国净出口的变动。我们的货币政策、融资结构及其环境的变化、利率变动则对投资需求具有决定性意义。最后，消费需求取决于居民的收入增长、公共产品的发展与分享以及未来房地产价格的走势。在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在以内循环为主的增长格局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现代市场经济中，供给侧和需求侧必须实现很好的配合，供给侧改革只有同时打开需求侧的扩张空间才能维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巨大的飞跃。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条件，而我们在每一个关键时期，都能抓住机遇，实现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对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流，最大程度地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的不断优化配置，从而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向前发展。
回顾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中国经济走过了不同的发展时期。首先是改革开放伊始至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这一阶段中国对内改革的重点是农业与农村，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吸引外资。一方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中国广大农村亿万剩余劳动力，同时兴办乡镇企业吸纳剩余劳动力，开启本土工业化新道路；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使得近3亿劳动力从农村和中西部转移到接受外资最多的东部地区，全国5.5亿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有为政府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统一且安定的社会环境，这一优良投资环境是发展中国家里少见的。这一时期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劳动力比较优势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经过近20年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出现了诸如大量轻工业产品产能过剩与企业三角债导致银行坏账积累等一系列问题，这一阶段对内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而对外开放的重点则是加入WTO。同时也展开了非常重要的需求侧改革：城市居民住房制度的改革打开了住房需求的空间。具体来看，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为中国民营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空间；城市居民住房制度改革，一方面助推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升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得以增加，推动房地产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与土地金融基础上推动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以及与此相关的重化工业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们的外循环逐渐受阻，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顺差、美国逆差的“中美利坚”格局难以为继。中国的储蓄大量通过投资美国国债等安全资产的方式流入美国，进一步推动美国房地产与金融市场的投资需求。中国成为了制造大国，而美国的制造业日益空心化，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张制造业回归。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全球贸易争端上升，多边贸易协议难以推进。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除中国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之外，全球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决定的外需增长前景不明。与此同时，国内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房地产业和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导致制造业的土地成本、融资成本和税收成本上升。此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内生出对环境改善的要求，环境治理成本也大幅上升。所有这些变化都在说明，中国制造业需要转型，以低成本推动的“世界工厂”不可持续。中国制造业需要“腾笼换鸟”，换言之就是从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实现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中国在许多领域诸如5G和移动支付上实现了“弯道超车”，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创新驱动已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对经济增长三个阶段的分析
中国的经济能实现持续增长的重点在于对内做好激励，促进生产要素的释放与流动；同时对外开放，大力引进外资，不断开拓市场，促进资本、劳动力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实现要素配置的不断优化。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要素粗放驱动的阶段。由于对生产要素的利用严重不足，短缺与失业并存，制度和结构性改革可以促使大规模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第二阶段是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阶段。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素投入增量逐渐消失，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关键是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健全。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的阶段。随着要素市场的改革和完善，要素配置效率得以保证，这时，战略性科技突破将成为新增长动力的核心。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显然已经结束。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中国面临的全球竞争空前激烈，加之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结构的变化，可能没有时间让我们依次经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而必须是熔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于一炉，即同时进入要素配置效率提高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中国经济由第一阶段能否成功过渡到第二、第三阶段，体现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并成功突破来自霸权国家的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的抑制，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阶段，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素粗放投入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轮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生产要素投入，尤其是劳动力要素的粗放投入，由此实现充分就业。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由于资本短缺，并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大规模地引进外资。第一波是改革开放初期以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为标志的引进华侨资本；第二波是以1990年上海浦东开放为标志，大规模引入以全球500强企业为代表的欧美日资本，同时在世界第五次并购浪潮的影响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起步阶段；第三波则是加入WTO，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化。与此同时，劳动力要素的粗放投入也促进了从农业到工业的结构转换。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结构效应，工业部门劳动力的人均产出可能是农业部门的十倍甚至更多。所以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动力既来源于劳动力充分就业，也有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带来的结构效应。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间，工业化水平相比解放前有了很大进步，但还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初动力来自向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拓展，而大量的隐性失业则意味着我们的产出水平没有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也就没有达到潜在产出水平。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释放，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生产可能性边界得到迅速扩展。此外，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以及国外市场都随着资本的引入而被一同带入中国，形成了“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局面。简而言之，要素的粗放投入使得产出水平不断往生产可能性边界拓展，而干中学则进一步拓展了生产可能性边界，从而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因此，生产要素投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的结构性转变，从农业到工业，使得亿万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体系，进入全球产业链。中国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模式具有必然性。中国当时大量劳动力的隐性失业决定了中国有实现充分就业的基础，同时这一模式又具有特殊性，原因在于我们正好对接了1980年代全球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链的布局，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难得的机遇。但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要素的粗放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以及环境等。首先，尽管劳动力融入全球产业链，但仍处于低端，附加值较低，进而导致收入较低；其次是土地的低成本使用和环境污染问题，也是要素粗放投入的表现。中国整个宏观经济中要素报酬低价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的动力非常依赖外需的增长，两头在外的循环模式也是必然的。总之，这一阶段尽管也有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结构转变所带来的效率提高，但总体上看，仍以要素的粗放利用和充分就业为主要特征。由于中国拥有近9亿的劳动力数量规模，[1]因此，经济的高速增长效应也极其明显。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随着收入的上升，储蓄不断上升，国民储蓄率几乎接近50%，但是充裕的储蓄资源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配置，资本回报率往往低于经济增长率，即宏观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的资本配置效率并不理想。在国内总需求低于国内总供给的情况下，中国将大量的外汇储备投资于低回报的外国资产。近几年房地产领域的泡沫化发展又吸收了大量的储蓄投资，并且挤出了实体经济的投资。地方政府大肆举债，资产与负债过度扩张导致金融风险上升。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的资本要素配置效率有待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和知识产权也成为了重要的生产要素，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截至目前，数据资源还是处于一种粗放利用的状态，主要体现在互联网平台和互联网金融的野蛮生长及对个人数据隐私的滥用等方面。究其根本，是因为数据确权没有实现，个人隐私没有得到完全的重视和保护，产生了很多安全隐患，同时，数据企业对数据的垄断也导致竞争生态被破坏。这些都可以归纳为要素的粗放投入。
目前，我国已经迈入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第二阶段。首先是劳动力要素的增长趋于下降，人口红利消失，独生子女一代成为劳动力主流，劳动力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转变是必经之路。与此相对应，我国制造业要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土地资源和环境资源也是如此，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被纳入个人和政府的目标效用函数之中，并被赋予越来越高的权重。同时，数据要素与知识产权要素的粗放使用导致其前景也并不乐观。从中国已经走过的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历程看，商品市场的改革比较成功，但是要素市场的改革和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素市场，既包括传统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也包括未来十分重要的数据市场、知识产权市场等，要素的确权、要素产权的保护及其配置效率都有待提高，改革的任务极其艰巨。这将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既涉及政治、社会、法律和经济等非常广泛的制度性安排，也涉及众多利益群体的利益重新分配。
同时，由于逆全球化势力的兴起与全球治理的缺失，中国在全球先进产业、核心科技等领域面临的竞争空前激烈，脱钩风险随时存在，迫使我们必须进入创新驱动的阶段。一个国家要实现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就需要大量的知识创新。日本在20世纪的泡沫阶段风头无两，人均GDP一度超过美国，但早在泡沫之初，就有部分经济学家预感到日本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泡沫的破灭只是时间问题。因为经济不断增长的动力来自创新驱动，创新的动力来源于知识与人才，而当时世界顶尖的高校与科研机构都集中在美国，这些机构为美国经济的创新驱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就一蹶不振，“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俨然成为日本经济的代名词。
目前所讨论的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及发挥我国14亿人的市场规模优势、促进消费等措施，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源泉就是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知识生产与创新活动的展开，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经济增长的本质来看，前文已经提到，需求规模本身并不是增长的源泉。改革开放前，我国同样也有大规模人口优势，但是劳动生产率不高就意味着人均收入很低，人口规模的优势不可能成为市场优势。增长的唯一源泉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在人口优势基础上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可以培育出具有规模效应的企业，尤其是具有规模和网络效应的数字经济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上升速度将会很快。例如，华为能在5G技术上取得突破和领先，不仅是因为企业本身在技术研发上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同时也得益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在兼具非竞争性和“赢者通吃”特征的数字经济时代，14亿人口的消费规模成为了中国经济新的比较优势。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巨大，如果我们能在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方面有所准备，就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培育出高效率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带来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起步于人口规模下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是经过一段高速经济增长之后，其比较优势已经转到人口规模带来的超大市场规模优势上来。与此同时，当前人类社会与世界经济正好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即以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时代，简单劳动在生产中或被替代、或被赋能，技术进步可能更加依赖于消费规模和网络效应。面对这样的新变局，经济的内循环就变得愈发重要，需求侧改革也变得愈发重要。同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素市场改革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既是供给侧改革，也是需求侧改革。就劳动力要素而言，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完善，就是要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在不同空间、不同产业间的彻底流动，通过流动提高配置效率，这是供给侧改革；同时，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意味着要素收入的增加，这是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关键，也是内循环得以完成的关键。其他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等要素市场的情况也莫不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城乡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比收入差距更为严重的是财富差距及由此带来的财富收入的差距。因此，要素市场改革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完成的任务。同时，只有在进一步改革与开放的基础上，战略性科技力量的培育与壮大才有可能。这些任务的完成，既是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前提，也是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所在。
要素权利的界定和要素市场的完善是高质量增长的前提条件
现阶段我国要实现经济的新一轮增长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促进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二是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这也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两大发力点。
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有效方式是促进要素的进一步流动。我国目前要促进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市场向纵深化发展，促进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深度融合，都需要促进要素实现无阻碍地流动。
首先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来看，农村还存在低效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相对农业产出的比重还是太高。我国的城市化率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处在较低水平，促进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有利于打开农村农业建设的新局面，加快农业的机械化、规模化和现代化，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回顾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主要就是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了东部沿海城市，从农业转移到了制造业。那么当下，中国如何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城市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完善城乡居民公共产品的均等化，从而充分释放农村低效劳动力，让农民工进城再就业，同时大幅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依旧落在制度建设和政府激励问题上。制度是内生的，只有在制度设计时强化激励，才能培育出良好制度，进而形成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制度建设对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动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农民手中的三块地，尤其是宅基地如何确权、流转，如何与城市先进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文化乃至金融创新相结合，产生更高的土地要素收入，成为农民进城的原始禀赋，也具有重要意义，这就引申出了土地要素的确权与流动问题。
土地要素流动不仅局限于农村土地的流转，还在于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农村土地的流转需要根据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需求来对乡村进行功能定位，进而进行制度设计，如何通过市场化的方式盘活农村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最为重要的在于土地确权、流转、市场化交易等一系列制度和法律的改革；在城市用地方面，要在都市区空间一体化基础上做好产业和房地产布局，积极探索并完善用地政策，加快对旧城空间的二次开发，创新土地使用方式，推动不同产业用地类型的合理转换，探索增加用地供给。同时在确保耕地面积的基础上，推动城乡建设用地的融合统一，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在深化城市化过程中，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如国有企业的存量用地。通过土地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完善，最大程度地释放制度红利，短期看可以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长期看可以起到抑制城市房地产价格过快上升的作用。
实现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是对要素进行确权，这不仅是针对劳动力要素而言，还有土地及数据等要素。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需要重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西方经济学中所谓克拉克定理，即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决定要素价格的理论在实际中是不适用的，因为克拉克定理的前提是对生产要素的权利的界定，其背后体现的是生产关系。不仅对劳动力要素如此，对于数据要素、土地要素、知识产权要素等也莫不如此。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市场化强调的是要素边际生产率决定其价格，这也是古典经济学中的经典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分配理论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对要素进行确权，合理而公正的分配也就无从谈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资本对于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剥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收入分配永远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命题，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由技术决定的问题。当然，要实现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市场经济中边际生产率决定要素价格的机制仍然适用，但前提是对生产要素的各种权利进行法律界定。
劳动力要素确权的关键在于对劳动力权利的保护。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劳动力权利的界定一直是关键问题。无视劳动力权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是无法进行下去的，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大危机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就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劳动力权利的认可与保护，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延续。当然，对劳动力权利的过度保障也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失业率的上升、经济发展的停滞，欧洲很多经济体就面临这样的困局。因此，劳动力权利的保护需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并且这个度要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相适应。对于当前中国而言，最主要的劳动力权利保护，是对广大进城民工充分就业权利、失业社会保障权利、分享公共产品权利的保护，问题的核心涉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如果不给这些工人以合理的权利保护，既不平等，也会使他们对未来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预防性储蓄过度将抑制他们的消费，进而影响内循环的推进。纵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影响，中国在生产和投资上快速复苏，但是国内消费的复苏却滞后于生产和投资。因此在特殊情况下要提振经济，实现国内大循环的新格局，就必须不失时机地推进对于劳动力权利的有效保护。
其次，对于土地要素的确权进而加快流动和提高配置效率也非常重要。1998年的城市居民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的大发展和建立在房地产发展基础上的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曾经起到了积极的“挤入”作用。但是目前房价高企，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严重“挤出”了实体经济。如果我们对于房地产业，对于建立在房地产及其价格上升基础上的资产与负债扩张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措施，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旦房地产价格上升中断，地方财政将难以为继，这必然危及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甚至还会危及社会稳定。中国经济要想实现新一轮增长就必须把土地再次“盘活”，其中处理好农村土地与农业、农村土地与农民经营性收入和财富性收入的关系是关键，也是农民基本权利问题的重要部分。农民手中的三块土地——耕地、集体用地和宅基地，如何确权与提高它们的配置效率，既是土地要素使用效率的问题，也是解决农民经营性、财富性收入增长从而加快劳动力流动、加快城市化率的重要举措，更是中国经济区域一体化推进的重中之重。其中宅基地对于农民而言，其确权和交易更具有实质性意义。因为长期的历史传统形成了农民的权利观念，尽管宅基地不是私有土地，但在农民的观念中，宅基地的权利是最稳定的，可以说宅基地是农民的立身之本。因此，要积极探索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放活宅基地的交易权和金融抵押权，是实现农民房屋使用权的具体路径。而且在宅基地这一生产要素进行变革的过程中，不能再单一地将之只视为生活资料，而是要对其赋予一个可交易的财产权利。
再次，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同样十分重要。金融体系改革与金融市场的完善，阻止金融要素脱实向虚，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始终是中国高质量增长的关键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外需疲软，而内需又不足，中国过剩的产能无法消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投资开始下滑，为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国于2009年启动约4万亿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配合大幅增加银行信贷扩张等金融宽松政策，通过提高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速来弥补制造业投资增速的下滑。
金融助推下的房地产发展使得房地产泡沫化越来越严重，同时房地产由于价格不断上涨，成为了良好的金融抵押物，进一步成为信贷扩张和金融衍生品创造的基础。这时，房地产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部门成为高收益的部门，炙手可热。由此，金融资源被各类企业和机构越来越多地配置到了投机领域，甚至许多传统的工业企业也将虚拟经济作为自身利润的增长点。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则纷纷脱离主业，减少实体经济的商业贷款，转而向房产、基建等部门不断提供融资，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影子银行发展则为这一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造成了企业融资成本的大幅上升。而中小企业对利率极其敏感，融资成本的大幅上升无疑严重制约了这些企业的正常融资行为，恶化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严重挤出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如何降低金融要素的空转，提高金融资本的配置效率，使其最大限度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症结依旧落在金融体系与体制的改革、市场的完善与激励机制的设计上。
最后，在数字经济时代，对数据要素的确权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以信息载体升级（由硬件设施及软件技术共同驱动的现代信息网络）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手段，广泛参与到生产、交换、分配及消费等过程中，从而重构商品与服务价值，促进实体经济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的新型经济生态。数字经济具备三个特征。第一，非竞争性。经济主体对数据的使用不会提高使用该数据的边际成本。空间和时间上均有非竞争性，同一时空可有多人使用同一数据。第二，数字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很低甚至趋于零，数字经济拥有巨大的规模效应。传统制造业的规模效应有限，当产能得到充分利用后，增加产量需要新的投资，导致边际成本上升。第三，正外部性。数据的边际价值随着数据使用量的扩大而提高，并不断自我强化。对应数字经济中的平台经济，使用社交平台、电商平台的消费者越多，那么平台本身的价值也会越大，更容易吸引新消费者的加入。
因此，数字经济具有自然垄断的天性：一家经营的效率大大高于多家经营，先进入者具有后进入者无法超越的优势地位。但垄断将抑制和消灭竞争，长期可能抑制创新，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对宏观经济增长带来危害。环顾全球经济，近年导致发达经济体处于停滞增长（Secular Stagnation）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数字经济企业所形成的巨无霸式垄断，抑制小企业的生长，不得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更有甚者，数字经济中的单一平台利用数据的多元性和正外部性走向混合平台，吞食金融等传统产业，破坏金融规则，引发金融监管难题。
数据产权兼具公共性与私有性，所涉及问题是多元的，既有数据的所有权、最终控制权、使用权以及商业交易权限如何界定的问题，也有个人隐私保护、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经济效率等不同价值判断的平衡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要在数字经济上走得更快更好，首先，我们就要在数据要素的确权方面做出努力。数据产权是一个复合产权，其权利束（A Bundle of Rights）包含使用权、收益权、占有权与处分权，甚至还包含可携带权与被遗忘权等。而数据产权主体既可能包含个人用户、数据收集企业、平台企业，也可能包含政府机构与数据中介等组织。根据产权理论，应通过构建法律使私人之间由于协调失败所造成的损失最小化。数据的收集、挖掘、开发、利用、共享与交易等环节都绕不开对数据产权的认定。目前，数据产权确权的条件也趋于成熟，用产权来分析数据权属更具有现实意义，但直接套用现有的物权制度或知识产权制度去界定数据产权的归属是不可行的，因为数据与实物资产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与知识产权也不尽相同。相比之下，数据具有如下特性：（1）很多数据往往由不同主体经过了几轮生产与处理，因此无法进行明确分割；（2）对于如何使用数据，在最初形成数据的时候通常不明确，而后期往往还会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因此数据的价值难以标准量化；（3）数据可以同时存在于不同的介质中；（4）数据的稀缺性体现在获取及控制使用上，而不是数据本身，单个数据不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5）数据往往是生产或消费行为的副产品，通常不具有独创性或创造性；（6）能够识别特定个体的数据往往具有隐私性，这也是数据产权较为敏感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于个人数据的隐私问题，完全信息从理论上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但无法避免信息被滥用、消费者权益受损的问题，因此需要公权力介入数据监管和隐私保护。基于上述特征，数据产权的全面确权需要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2]
在提高要素市场配置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创新驱动。以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已经到来，创新驱动需要立足基础研究。在美国的优势领域中，中国主要是在电气工程与仪器领域中对美国存在显著的技术替代；但中国在计算机领域仍有很大的赶超空间。而且目前中国的专利仍未脱下“拿来主义”的外衣，跨国专利（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跨国专利）确实带来了技术的引入，提升了中国的赶超能力，具体表现在对中国专利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促进上,但同时需要警惕，中国对美国核心领域的赶超更有可能招致美国的反制，美国很有可能针对其比较优势领域，例如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进出口管制。因此，我国要维持追赶的后劲，基础研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要实现创新驱动就必须加强基础研究，要对知识产权进行确权和保护，在此基础上进行激励机制的设计，促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最后，政府在收入再次分配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各类生产要素确权的目的是做对激励，效率为上，但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要分好蛋糕，公平为上。分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好分配问题有利于我国提振内需，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良性健康发展，同时有利于“橄榄型社会”的形成，真正做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在上一轮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加入使得全世界经济发展的蛋糕越做越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享受到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但西方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环节出现了问题，绝大部分利益被跨国公司获取，而其国内的蓝领工人以及大部分白领并没有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换言之，全球化并没有给所有国家、所有地区、所有人群都带来收益，反而出现了阶层分化和民粹主义的抬头，导致反全球化势力的出现。[3]因此，解决好分配问题不仅是实现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必由之路，也是发挥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的内在要求。
总而言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每一个关键时间点，抓住机遇，实现了经济增长动能的切换，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向前发展。在当下全球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为主线，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兼顾好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做好分配，释放制度红利，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71933001）
注释
[1]此处为2019年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人口素质显著提升》，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22_1692898.html，2019年8月22日更新。
[2]参见袁志刚：《东西方文明下数字经济的垄断共性与分殊》，《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2期。
[3]参见袁志刚：《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深层矛盾和基本走势——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新视角》，《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7期。
The New Growth Impetus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alysis Framework of Long-Term Growth and Short-Term Fluctuations Based on the Macro Economy
Yuan Zhigang
Abstract: The economic growth has gained impetus from the supply side, but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upply-side factors that drive long-term growth, we must also note the fluctuation of the demand side.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achieved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has improved enormously. At presen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del has shifted from the stage driven by extensive input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toward the stage driven by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by innovation. We should focus on promoting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adhere to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ike a proper balanc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quality, and reap more benefits of our system, so as to realize a new round of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economic growth, innovation-driven, allocation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factors regist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