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总是起始于若干增长点。经济增长点的第一属性是产业、技术属性，第二属性才是区域属性。鉴于中国在经济增长点选择中已经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点的选择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好顶层设计，特别是要选择将战略性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作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比西方经济增长点理论更具高度，因而更具应用价值。
【关键词】经济增长点 顶层设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6.008
【作者简介】王今朝，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经济学基础理论、发展理论与战略、经济学方法论。主要著作有《中国人视野中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占优设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解读》、《经济学原理》（编著）、《政治经济学》（编著）等。
引言
经济增长点或经济增长极的早期概念既是产业的，也是区域的。[1]毫无疑问，产业是要落地的，因此，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产业也必然与区域联系起来。然而，就一个国家打造经济增长点来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技术和产业，其次才考虑区域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一五计划所实施的156个重大工业项目就是新中国的经济增长点。只有在选定这156个工业项目之后，才有其落地问题（中国东北和西北地区是优先地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计划或经济规划中，经济增长点不应该首先和主要基于区域，而应该首先和主要基于技术和产业。[2]也就是说，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不能把区域作为经济增长点，而只能把技术和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点。这是因为没有技术和产业，区域自身是无法实现经济增长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或规划把区域经济作为了基础或主体，则必然阻碍其新经济增长点的生成。在技术和产业之间，技术又是最为基础的。没有新技术，就没有新产业。现实中的新技术有很多，但大多不能实现产业化，或者虽然能实现产业化发展，但无法作为支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所以，只有具有重大价值的技术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经济增长点，如蒸汽机、纺织机、发电机、发动机、钢铁、化工、芯片、计算机、建筑、搜索等技术。在这些技术基础上，兴起了许多产业，支撑了多个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很显然，有的经济增长点仅仅依赖熟练技师、工人的发明即可形成，而有的经济增长点则必须依赖现代科学技术才可能形成。即使是一开始仅仅依赖熟练技师、工人的发明而形成的经济增长点，也可以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改造下不断发挥其经济增长点的作用。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技术。探讨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点，就必须考虑今天中国需要怎样的技术。解决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的问题，关键就是识别出今天中国面临着怎样的技术可能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点选择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一开始是以“三来一补”为战略的，它兼具了产业和区域的特征。与之相伴，西方的经济增长点理论也开始传入中国。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也确实产生了几个经济增长点：以铁路、公路、机场、港口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房地产，[3]汽车，高铁，发电和电力传输，教育，金融，等等。毫无疑问，在这些领域，中国实现了产业化和巨大发展。然而，其中一些经济增长点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增长点特征。1996年底，原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指出，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具备五个必要条件：一是符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集约化；二是与市场需求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相一致，需求量大；三是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关联度高；四是有利于扩大出口，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五是投资回收快，并能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如住宅建设和电子信息产业就是这样的增长点。[4]按照这个要求，房地产业并不是一个好的增长点，因为它与经济增长的集约化没有多大关系，也不利于出口，谈不上投资回收。同样，中国汽车产业也未能成为一个好的增长点，因为中国国产汽车品牌基本没有成长起来，且汽车技术总体并没有根本地改进。中国建设了发达的交通体系，但交通设施本身不能出口，投入大且投入回收慢。教育作为一个产业，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的沉重负担之一，而教育的质量提高比较有限，例如，在经济学教育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日益被边缘化。上述这些产业几乎都与私有化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这种状况直到党的十八大后才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但至今还未完全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或许只有电力供应传输才称得上中国最为成功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的电力供应和传输都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电力设备和电力传输技术均在对外出口。然而，中国在许多基础研究领域并没有取得应有的突破，也没有抓好诸多战略性领域（芯片、飞机、发动机等）的发展。这些情况说明，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和运用经济增长点理论。
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点的选择必须做好顶层设计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拥有很好的顶层设计。一五计划就是很好的顶层设计，它既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根本地改变了中国农业主导的局面，建立和形成了需求量大、产业关联度高的良性经济循环，且是基于公有制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那个时期，中国也开始出现工业品的出口。一五计划基本符合陈锦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给出的经济增长点的定义。之后的中国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汽车工业及计算机工业等领域的发展，也符合经济增长点理论。这就说明，虽然今天从文献来看，经济增长点理论是法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实际上，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做得很好了，其理论基础不是西方的经济增长点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在其基础上由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理论。
自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起，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泛滥开来。经济增长点理论、市场经济理论、二元经济理论、两缺口理论、产权理论、科学管理理论、市场营销理论，等等，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全面照搬这些理论将会有失偏颇。例如，仅强调经济增长点理论而不遵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的经济增长点则可能形成私有资本主导的格局。如果再加上遵循两缺口理论所导致的过分依赖外资和遵循产权理论所导致的对私有制的推崇，那么，中国私有制经济成分就可能在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之所以有着很好的顶层设计，是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着卓越的理解。当时的顶层设计不是简单地对标外国的产品生产，也不是简单地承接外国过时的技术和产业，也不是发展所谓第三产业，更不是重走西方的道路，而是基于中国实际、中国需要，基于对世界经济基本规律的可靠把握，抓住了工业化这一核心，并以举国之力、以公有制的方法集中力量大力推进工业化。现在，我们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的国防。而在当时，长期的革命战争已经表明，没有现代工业生产出来的枪炮、飞机、坦克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必然在战场上付出巨大的人力代价和牺牲。所以，围绕工业化，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形成了最完备、最清晰的理论体系。[5]这种完备、清晰的理论体系使得当时的中国在经济增长点的选择上非常精准，并且还随着经济发展条件的改善不断进行补充。例如，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计算机工业、飞机工业等经济增长点不断被提上中国经济发展的议程。到1976年，中国就已经形成了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点的选择也必须具备好的顶层设计。好的顶层设计的内涵之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必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主要以国有企业、集体制企业为主体来实施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进而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这一点对中国的现实十分具有针对性。从各地产业园的实际看，不少地方领导还把招商引资、鼓励私人投资作为产业园发展的推动力，而没有吸取招商引资的教训，也就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6]实际上，外国资本仅仅是掌握了相对中国较高的技术。即使外国资本把较高的技术转移到中国，一方面它也会拿走较高的利润，另一方面，它阻碍了中国高级劳动力和管理者的形成。更何况从客观上看，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对中国都采取技术封锁的政策，这就使得招商引资政策成为中国打造经济增长点的下策，这也解释了中国许多产业园区的困境，概因其在顶层设计层面就存在问题。随着中国日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中国很难再依靠招商引资来获得经济增长点了，这是缘木求鱼。广东省政府提出了“腾笼换鸟”的战略方针，中国在国家层面则提出了消化过剩产能的任务。这都表明，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国内企业多年的粗放型增长，都已经对中国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造成了阻碍。
好的顶层设计的内涵之二，是必须坚持国家主导这一基本原则。在改革开放中，中国有一些民营企业确实做得不错，华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然而，不可否认，大量的民营企业实际上是效益低下的。一些民营企业之所以做得好，主要是因为国家没有在相关领域布局。而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时，也不得不寻求国家的帮助。华为在面临美国的封锁时，不得不出售其荣耀品牌相关业务，而收购方主要是国有资本，[7]也只能是国有资本。
当前的经济增长点选择要比20世纪50年代的复杂得多。一是涉及的技术门类多；二是涉及的资金数量大；三是需要的人才多；四是需要多企业、多行业、多产品的配合；五是涉及复杂的供求关系；六是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等等。仅从这六个方面就可以看出，没有任何一个企业，甚至是国有企业，能够独立支撑起一个国家的某个经济增长点的重任。而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看，从鸦片战争开始，其商务关系都是以政府垄断的枪炮和军队为后盾的；每个重要国家的驻外使馆都配备商务参赞。这就足以说明，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增长点的选择应该坚持国家主导这一原则。
之所以强调坚持国家主导这一基本原则，部分是因为甚至在几年前，中国还有学者争论产业政策的好坏。产业政策的出发点是赋予政府一个支持者的角色，而不是一个主导者的角色。无论是赞成产业政策还是反对产业政策的学者的观点都错了，因为他们都没有把政府置于主导者的地位。这就与当代世界经济增长的实际脱节了，也与中国产业界在国际经济发展竞赛的博弈中处于仰攻地位的事实脱节了。其实，没有产业政策是不行的，但仅仅有产业政策是不够的。中国如果不举全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最多只能实现缓慢的经济增长了。当然，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国家主导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
好的顶层设计的内涵之三，是必须看好、选好技术和产业。在经历70多年的经济发展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世界工业门类最全的经济。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所有产业领域的技术，中国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拥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选择经济增长点的一个关键就是寻找国家级短板。而寻找国家级短板的一个方法就是从《中国统计年鉴》中看中国进口量最大的几个产业。当然，进口量数据并不能作为选择经济增长点的唯一依据。例如，在矿产方面，中国已经不占优势，中国进口的石油数量巨大，但石油是资源型产业，如果中国没有石油矿产，它就无法作为经济增长点。即使找到石油或天然气矿产，也可以暂时不予开发。但中国石油进口量大，说明中国可以以新能源为经济增长点。中国无需把高污染产业作为自己的经济增长点。由表1可见，2019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金额达到21079亿元，而原油进口只有16627亿元。毫无疑问，通用芯片产业就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增长点。虽然芯片产业已有四五十年的发展历史，但在可预计的将来，中国必须解决好通用芯片问题。除了集成电路、原油、铁矿砂及其精矿、初级形状的塑料外，2019年中国进口量最大的就是汽车，共进口105万辆，进口金额达到3332亿元，其中包含大量豪华汽车进口。[8]就中国的需要来看，目前似乎应该采取压缩汽车进口的办法来加强国产汽车销售。当然，我国汽车产业的国产化率也有待提升。不过中国汽车市场的需求似乎已经基本得到满足。由表2可见，2019年，中国集成电路、汽车整车等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金额分别增长25.3%和8.0%。[9]中国这种在集成电路和汽车领域的大规模产业内贸易显示，这两个领域可以构成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将它们作为增长点，一方面可以推进国产化，实施进口替代；另一方面，这种增长点扩大后，可以将出口作为重要的价值实现手段。
表1中没有中国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进口数据，原因可能是由于美国的封锁，中国得到国外的这种设备和部件大大减少了。但表2显示，2019年中国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出口金额达到11415亿元。在国外对中国进口禁运的背景下，中国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的技术和行业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经济增长点。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这个增长点的形成对于中国意义重大。
表1、表2没有显示的是，在中国主要进口商品中，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金额也很大。机电产品是指使用机械、电器、电子设备所生产的各类农具机械、电器、电子性能的生产设备和生活用机具。一般包括机械设备、电气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电子产品、电器产品、仪器仪表、金属制品及其零部件、元器件等。高新技术产品是指符合国家和省高新技术重点范围、技术领域的全新产品，或省内首次生产的换代型产品，或国内首次生产的改进型产品等；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良好的经济效益（利税率应高于20%）和广阔的市场前景。2018年，中国机电产品进口金额达到63735.9亿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达到44351.7亿元，[10]同时，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金额达到96430.4亿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达到49370.7亿元。[1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占中国2019年出口总额的比例达58.4%。[12]这就说明，机电技术行业及高新技术行业也应该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然而，由于机电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包含的细分行业众多，因此，可以通过进一步细分行业来明确经济增长点。例如，从多个方面来看，新能源、新材料、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包括医疗高端设备）必须成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点。
很显然，生命科学、现代医学、药物和相关医疗设备也可以成为中国未来的一个经济增长点。2020年11月，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厅、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广东省发展生物医药与健康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年）》，计划组织实施精准医学与干细胞、新药创制、高端医疗器械、中医药关键技术装备等专项，提升医药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水平。可以预计，相关举措会在全国各省市逐步推行。
除了生命科学、现代医学、药物和相关医疗设备，中药的生产和加工也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的一个经济增长点。中医、中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在我国应对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医和中药在我国受到忽视。日本等国已经对一些中药进行注册，有的甚至已经形成品牌，特别是在中华药典中记载的一些奇特药物，有的药物对治疗癌症有奇效。一些药材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有的药材自然生长期非常长，极大地限制了相关药物的供应，我国应在中药生产和加工方面尽早布局。
总的来看，中国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有赖于我国对真正技术的识别。在识别真正的技术方面，尤其不能依赖一些现行的不合理的科研评价指标，如一些学校在科研考核中过于看重SCI、SSCI期刊的发表量。中国应对这些不合理的指标化管理进行整治。只有使用科学的方法，才能挖掘出各行各业真正的领军人才，才能从中选择最有前途的技术和产业作为支撑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点，才能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必然。
选择经济增长点要特别注意发挥政府作用
当前，在中国经济增长点的选择上，有一些观点似是而非。有的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点有很多；有的认为，互联网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还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点不能靠政府，而应该靠市场。
首先，不能简单地认为，某些新兴行业就能成为经济增长点。中国在汽车行业、房地产领域的发展都给中国选择经济增长点留下了宝贵的教训。光伏发电虽然很有前景，但其偏重应用且过度依靠政府补贴的格局显然无法一直维持下去。同时，中国又没有在芯片、操作系统、飞机等关键领域的技术和产业上取得应有的发展。如果未来中国在经济增长点的选择上能够避免过去增长点选择中出现的失误，谋定而后动，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即使短期慢一点，也可以在长期得到补偿。
其次，某些所谓经济增长点实际上只是产业替换、产业升级，不具有增长价值。例如，电子商务近年来的巨大发展实际上只是替换了原有的商业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但也导致原来的大量业态消失了，而且把销售收益、中介收入转移到了新的电商平台所有者手中。此外，由于电商平台高度垄断，它甚至可能衍生出危及现有金融体系的业务。从这个角度看，电子商务更像是某些个人或集团的经济增长点，而不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点。这种产业替换、产业升级，无疑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第三，随着人类进入智能化时代，未来经济增长对人力的需求可能进一步下降。假如智能化生产的产品还是依赖所谓的市场定价，而市场定价又远远超出人们的消费能力，那么，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动力。所以，经济形态的智能化发展实际上是要求产品定价更加符合劳动价值论的预测，即一种产品如果没有消耗多少劳动力，那么，它的价值和价格就应该趋近于零，应该仅仅包含固定资产折旧和原材料、能源的消耗。这样一来，它就会带来普遍的通货紧缩，并要求政府以一种全新的理念来管理社会。
第四，需求降低可能加剧收入分配不公。202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第一季度的负增长，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也仅有3.2%。但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依然处于负增长之中，中国是2020年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降低，内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还未能得到完全解决，国内需求也依然受到抑制。中国在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应将注意力放在解决国内的收入分配不公、夯实经济发展的农业基础上。这实际上需要中国切实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理论，这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第五，不要因对经济增长点的追求而忽视国家安全需要。国家安全含义广泛，农产品供给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其中尤其应注意大豆等大宗农产品进口。2019年，中国大豆进口达到8851万吨，进口金额达到2437亿元。大豆本来是一种中国自己可以生产的大宗农产品，进口金额如此之大，说明了中国的大豆产量极大萎缩，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农民的收入，扩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国外转基因大豆本身不仅可能存在着严重的生物安全问题，而且，进口国外转基因大豆也为国外农业和国外转基因研究提供了一种价值实现的场所，阻碍了中国农业发展和中国农产品改良研究的发展。因此，中国应该把包括大豆产业在内的一些农林产业作为未来中国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传入中国，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理论虽然无不合理之处，但局限性也很明显，其提出者一般都是学院派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复杂性和历史性的了解，因此，这些理论一般都具有片面性（有的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比西方经济增长点理论更具高度。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未来中国的发展要求我们更准确地认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要求我们跳出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依据中国实际作出关于经济发展的更为精准的战略安排。
（本文系2019年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及其社会作用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HBSK2019ZD0035）
注释
[1]Perroux, F., "Economic Space：Theory and Applic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0, 64(1), pp. 89-104.
[2]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规划更多是基于区域，而不是基于产业，更多是基于市场、交换，而不是基于生产。
[3]施晓春：《住宅产业：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市场经济导报》，1996年第12期；《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认为住房建设将成为“九五”新的经济增长点》，《城市规划通讯》，1996年第16期。
[4]《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强调结构调整要注意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新增长点的开发与形成要有利于经济发展集约化》，《四川石油经济》，1996年第6期。
[5]王今朝：《中国人视野中的经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7～63页。
[6]与西方那种依靠个体资本家来实现熊彼特式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相比，中国招商引资是通过国家的办法在全国同时实施熊彼特式创新，其经济增长速度当然要比西方快。但这不是最优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
[7]《突发！华为拟以1000亿元出售荣耀给深圳政府和神州数码》，https://mp.weixin.qq.com/s/0A6yOfSwXY1AtlF6eo55WQ，2020年11月19日更新。
[8]2018年中国进口小轿车485730辆，进口金额1278.8亿元。
[9][12]《商务部：2019年中国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j/2020/01-15/9060740.shtml，2020年1月15日更新。
[10]《中国统计年鉴2019》表11-7，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9/indexch.htm。
[11]《中国统计年鉴2019》表11-6，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9/indexch.htm。
The Basic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reas and China's Practice
Wang JinChao
Abstract: The economic take-off of a country always starts from several growth areas. The first attribute of economic growth areas is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while the second attribute concerns the regions. In light of China'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gained in selecting economic growth areas, an excellent top-level design must be well completed on the basis of 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order to help China better select economic growth areas in the new period. In particular, the R&D and production of strategic products should be selected as China's new economic growth area.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outshines the Western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rea, so it has greater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 economic growth area, top-level design, political econ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