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外交和中国主权外交走过了一百年，可分为五个时期。前两个时期为中共外交时期。中共外交积累了以弱联强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从共产国际的党内关系和面对西方的半独立外交成长为1949年的主权外交。新中国开辟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道路，经历了原则初创、发展成熟、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三个时期。中国外交首先是为国内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以中国的发展来改变世界。随着中国崛起，新时代的和平外交开始积极引领中国经济，趟水开路，朝着铲除霸权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奔去。
【关键词】建党百年 中共外交 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1.006
【作者简介】罗燕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外交史、一国两制史。主要著作有《外交工作史》（《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第15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史（1949-2019）》（待出）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共外交是指中共建党时与生俱来的政党外交，中国外交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权外交。一百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因之改变，已显式微。在这些变化中，中共外交和中国外交所起作用非同一般，一桩桩，一幕幕，跌宕起伏，波澜壮阔。
中共外交和中国的主权外交是一首百年交响曲，分为序曲和四大乐章。革命时期的中共外交构成了序曲和第一乐章，第二乐章是新中国奠基时期的中国外交，第三乐章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外交，第四乐章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序曲：走俄国人的路（1921～1935）
新中国主权外交的前身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共外交。中共外交源于1920年4月共产国际指派维经斯基一行来华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建党；脱胎于中国先进分子（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们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为救亡图存，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最终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奉国际指示、国际路线为圭臬。共产国际掌控中共内外事务，国际代表、“钦差大臣”满天飞。1928年，中共六大搬到莫斯科召开，斯大林为中共选择了总书记。在教条主义的束缚下，中共的政治路线先右后左，左了再左，以至三左。
百年交响乐的序曲是“小资调”的，激烈亢奋，轰轰烈烈，屡败屡战，战斗不已。
第一乐章：走自己的路（1935～1949）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军长征，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转向“走自己的路”。1935年1月，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的推动和领导下，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外交由序曲进入第一乐章。至抗战时期，中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方针、政策、战略。
中共外交坚定不移的方向是上升为中国人民的主权外交。这个转变遵循了两条路径。
一条路径是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党内关系向中苏平等关系的演变。中共中央在处理这一关系时学会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把国际指示变通地用于中国具体实践，把苏联的国家关切与中国抗战、与革命的利益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1950年1月，毛泽东同斯大林签署的“新中苏条约”体现了这一路径的成果，它取代了1945年旧的中苏不平等条约。
另一条路径是面向国际社会，经历了民间外交，“半独立外交”，直到上升为主权外交。1935年，中共中央邀请斯诺访问陕北，对西方民间人士敞开了边区大门。1940年，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中共中央首次开展对西方国家的官方外交。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的外交重点由对苏关系转向争取美英。1944年，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中共中央提出发展“半独立外交”，与美军建立了短暂的、必要的合作关系。1945年5月，中共中央争取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派董必武加入国民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创建大会。重庆谈判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美国政府表面不放弃调停立场，实际采取援蒋反共的政策。中共将“联美合作”“用美防美”的政策调整为“中立美国”，仍坚持区分美蒋，不给美国出兵中国的口实。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号令。1月19日，党中央发布《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宣告了即将到来的主权外交。
中共外交促进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两次胜利。第一次胜利对中国来说是不完全的，中国仍须服从雅尔塔协议的安排。直到第二次胜利，中国人民才实现了当家作主。这个胜利大幅修改了苏美英划定的远东政治版图。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中共领导人民军队、根据地人民从无到有、以弱胜强、发展壮大、直至胜利的过程，而伴随相向的中共外交则是一段以弱联强、坚持自主、追求独立、最终实现与各国平等交往的历史。
中共外交的全部经验可归结为以弱联强获得成功的经验。
在政治舞台上，进步力量往往是弱小的，为了战胜强敌，必须联合强友，以弱联强是必然的选择。在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中，苏联占有主要资源，拥有更多选择，代表了国际统一战线的整体利益和战略方向。强友可以把弱者置于羽翼之下予以保护，亦可能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代表其局部利益的弱者。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除苏共外，无不处于中共这样的地位，但是鲜有政党像中共那样靠自身力量取得政权。这应归功于中共中央坚持独立自主和中国化的发展方向，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中共没有消极追随苏联，被其牵着鼻子走，而是从结盟中收获了利好，包括长远利益，最终使自己发展起来。
中共中央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高举抗日和民主两面旗帜。苏联和共产国际只要求中共高举抗日的旗帜，担心中共向国民党提出民主要求可能破坏国共合作，损害抗日。但中共中央不放弃民主旗帜，有力反制了国民党的反共降日活动，用事实向苏联和共产国际说明，只有以斗争求团结，才能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
以武装斗争支持统战和外交工作。中共中央大力发展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开辟敌后根据地，用军事实力和民主政权来支持强化中共的政治影响力，使其成为国际上不可忽略的力量。苏联政府把中共看作共产国际除苏共外最重要的力量，美国政府一度愿意与八路军、新四军合作，就是因为中共拥有武装力量和根据地。
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的外援。1936年，中共中央为接取苏援组织了西路军，遭受重大损失，由此确立了自力更生的原则。该原则在中共经营抗日根据地和维持武装斗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争取外援还是保卫苏联，都不能以损害党的根本力量为代价。
区分不同盟友。中共反对国民党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的政策。这种政策表面对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在区分盟友和敌人方面，毛泽东指出：“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1]
坚持联苏支苏。第一，中共中央把联苏支苏视为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动摇的大局。苏德条约、苏日条约使苏联一度受到西方舆论和国民党的指责。中共党内也有类似的议论。抗日战争结束后，斯大林不支持中共七大路线，要求中共在民国体制下与国民党“共商建国”。在这些不利场合，中共中央顶着政治风险，坚持了联苏和支苏的立场。第二，在全局性的国际问题和国际战略上，与苏联保持一致，服从苏联决策，不谋求苏联改变政策。从苏维埃运动的世界革命战略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再到反对双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立避战政策，最后回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中央都无条件地服从和支持了苏联。第三，必须充分考虑苏联合理的战略关切。雅尔塔协定和旧中苏条约对中国的民族利益和中共利益的损害极大，在公开场合，中共还是颂扬这两个文件。苏联出兵东北后，中共中央决定进军东北，对苏军在东北的行动，采取维护苏联外交责任的方针，强调对苏军坚持或反对之事，我军必须照顾，不要使其在外交法律上为难。
在中国问题上，以中国革命利益为中心，坚持中国道路。对共产国际的不当主张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坚持走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中国化的道路。中国革命具体怎么搞，是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产生意见分歧的主要领域，包括抗日民主、国共合作、对蒋斗争、保卫苏联与配合作战、半独立外交、托派问题、整风运动、新疆问题等。这些问题怎么处理，对苏联的国际战略没有重大影响，但对中国革命却生死攸关。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中央不仅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和自己的道路，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成功，有效地将中苏分歧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在对美英外交方面，中共中央最重要的经验有两条：一是通过民间外交推动官方外交；二是把西方的政府与人民，以及政府中的开明进步分子与顽固敌对分子区别开，培养了一批对党友好的人士。
第一乐章是黄河的怒吼，进军的号角，是人民解放的胜利凯歌。
第二乐章：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1949～1978）
新中国开创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道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是这条道路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时，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外交方针，制定了一个中国的建交入联政策。在冷战背景下，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与台当局断绝关系的友好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抗美援朝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确立了大国地位、树立了大国形象。但是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及安理会长期将中国排除在外。1960年中苏分裂，既是一个悲剧，也是中国摆脱苏联束缚走向独立自主的一次机遇。中国毅然放弃“一边倒”，跳出美苏主宰全球的格局，将外交重点转向第三世界国家。1971年2月，毛泽东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驱逐台湾代表，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1972年2月，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双方就价值互认、“五项原则”、“一中原则”、反霸条款和经济文化交流达成共识。
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奠定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原则基础。这些原则对当代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周恩来接见印度代表团，就和平共处问题首次提出五项原则。1954年，中印、中缅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共倡五项原则。同年，毛泽东提出“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1955年，亚非会议宣言基于五项原则提出了十项国际关系准则。亚非会议后，越来越多国家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家关系的准则。1984年，邓小平指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
一个中国的原则。1956年6月，周恩来正式提出一个中国的原则，阐述了该原则的三个涵义：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唯一能够代表中国人民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3]“一中原则”将此前服务于攻台战役的短期的“一中政策”提升为一项普遍的国际原则，体现了国家统一的长期目标。从1956年起，中国政府将“一中原则”全面推向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构建起一个中国的对外建交体系、一个中国的国际多边体系和一个中国的中美关系，使这项中国主张成为国际共识和国际法的准则。
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1955年，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提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受到侵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作为联合国及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常常遭到霸权主义、强权国家的破坏。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国际场合强调这一原则，秉持这一原则处理国际关系，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
团结、支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1946年8月，毛泽东在冷战中首次提出“中间地带”概念。1954年，他再次强调美国反共首先是为了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1963～1964年，他进一步提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亚、非、拉国家，一个是欧洲和日本发达国家。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问题，指出美苏是第一世界，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出“中国政府希望会议将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维护民族经济权益，为促进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作出积极的贡献”。[4]
对外援助八项原则。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提出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承诺。第一，平等互利，不把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第二，尊重受援国主权，不要求特权，不附带条件。第三，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第五，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的政府增加收入。第六，提供中国最好的设备和物资，根据国际市场议价。第七，保证受援国充分掌握援助的技术。第八，中国专家同受援国专家享受同等待遇。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在援越之外突出了对非洲国家援助，陆续派医疗队深入非洲，并修建了坦赞铁路。
和平的防御的核武器政策。为了打破核垄断、核威胁，保卫世界和平，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对此，中国政府公开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核武器，并建议拥有核武器和很快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这样的义务。至今，中国仍然坚决奉行上述防御性核政策。
反对霸权主义。第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中国政府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抗美斗争。第二，大力支持战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提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第三，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中国采取反对一切霸权主义的立场，不仅反对美苏两霸，也反对某些国家搞地区霸权主义，坚持把反霸条款列入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和1978年“中日友好条约”。
承诺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不做超级大国。1972年12月，毛泽东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中国代表团在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和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第二乐章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国际风云中奏出了时代最强音。
第三乐章：改革开放的中国外交（1978～2012）
毛泽东、周恩来奠定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各项基本原则，却没来得及实现他们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改革开放的目的是推动中国现代化，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提高综合国力，使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改革开放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要求中国向一切国家开放，引进外资外企，扩大外贸，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学习西方科技和管理经验，反对霸权强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推动国家统一，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和平、安全、友好的国际环境。
1979年，中美建交拉开了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大门。由于美国炮制“与台湾关系法”，坚持对台军售，中国被迫再次推迟统一。1983年，中国放弃一条线战略和结盟外交，这是继1949年和1960年之后，中国第三次走向独立自主，同时也结束了中共成立以来以弱联强的历史。1984年，中英发表香港问题联合声明。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局势复杂多变。1989年5月，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6月，中国政府迅速平息动乱，受到西方无理制裁。1990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一超独大，对中国实行遏制加接触的政策。在此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中国政府不扛旗、不当头、不对抗，不惹事，也不怕事，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一心谋发展，加快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广交朋友，推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在中美关系上，中国政府根据江泽民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5]的16字方针，努力管控两国分歧，缓和冲突，在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9年“使馆被炸事件”和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等不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忍辱负重，采取不扩大事态和低调处理的态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南沙等问题上设定底线，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统一利益。1997年和1999年，中国先后收回了香港、澳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第29届奥运会。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发展成熟时期，也是中国外交政策大量创新的时期，主要成果如下。
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他还指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6]美国逆世界潮流而动，冷战结束后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动了十来次战争，造成了自身国力的衰败，证明了邓小平的论断。
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提出的目标。1988年，中国政府提出还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结束霸权主义，彻底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90年，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7]
确立兄弟党关系准则。1980年5月，邓小平向党内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8]根据这一指示，中共和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了与各国党的关系，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进一步落实和发展。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1984年，邓小平指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9]1988年4月，他会见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时进一步指出，“我经过多年考虑，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可在承认中国主权条件下，各方都不派部队，共同开发。”[10]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在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含义是：主权属我；对领土争议，在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下，先不谈主权归属，把争议搁置起来；对有争议的领土进行共同开发；通过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为最终合理解决主权归属问题创造了条件。
不结盟，要结伴，广交友。结盟外交的弊端是，凡同盟总要有一个头儿，盟国之间不可能实现平等。1984年，中国政府彻底放弃结盟外交。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政府转向伙伴外交，与各国建立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伙伴外交政策不具有排他性和结盟性，消除了支配和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国家在相互关心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与配合，具有开放性、和平性、超意识形态性。目前，中国已同80多个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
积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中国自1980年起正式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积极促进各项裁军谈判和达成有关公约。1994年，中国正式向美、俄、英、法等国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草案，建议五核国家尽早在北京就此进行首轮磋商，1995年又支持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4年，中国还提出了亚太安全的三个基本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主动裁减军队员额400余万。
维护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权威。联合国经历了排斥中国的不公正时期、因中国返联释放活力而有所起色的时期。冷战结束后，联合国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在多个领域开始发挥更加实际和积极的作用，成为美国追求“单极世界”和霸权主义的制约因素。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从利用转向背离。1999年，在科索沃事件中，出现了削弱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地位和作用，并将个别国家和地区组织凌驾于联合国之上的倾向。中国政府谴责这一行为，声明任何国家、国家集团或地区组织，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绕过联合国安理会、自行其是的做法，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中国主张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维护安理会的权威以及以安理会为核心的国际集体安全体制。中国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主张按照《联合国宪章》改革联合国组织，兴利除弊，调整任务，使之更好适应国际形势变化。
倡导新安全观，构建和谐世界。1999年3月，江泽民提出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主张“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11]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提出四点意见。[12]2009年9月，胡锦涛在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指出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并进，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包容理念，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懈努力”。[13]
第三乐章的曲调深沉有力，坚韧不拔，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第四乐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2012～2021）
中国共产党从50多名成员的小党发展起来，新中国从一穷二白起步。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是如何影响和改变国际秩序的呢？
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是以中国革命为中心，以外交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内革命，通过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来改变世界。新中国政府仍然奉行外交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国内建设的政策，以自己的发展来推动世界格局的变化。
现在，这一点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4]
“中国最好发展时期”是指中共十八大以来和未来一段时间，包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一战结束至今的世界舞台，一直由美国唱主角，现在这个主角唱不下去了，它的霸权主义和超级大国地位发生了动摇，这是百年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形势更证实了中国最好时期与世界百年变局的同步与交织。
中国仅靠自身的发展变化来影响世界的道路已显露尽头，正在过渡到以外交工作的大有作为引领中国经济的新阶段。
新时代翻开了中国外交的第四乐章，它展示了与以往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特征。随着经济地位和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国韬光养晦的策略已难以为继，中国的国际责任明显提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2013年，习近平主席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倡议，为世界贡献了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和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新时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正在朝着铲除霸权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道路依然曲折多舛，但是光明的前景已经展现。这是因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充分的实现条件。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综合国力有力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中国的发展成就是通过融入世界经济取得的。中国主张改革现有国际秩序，不赞同破坏、推翻现有国际秩序。中国量力而行，力所能及地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中国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经验。1987年，邓小平预言，中国将通过“三步走”战略在21世纪中叶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5]
中国外交的第四乐章已经奏响，不仅为中国人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鸣，也是为各国人民而鸣。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5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6页。
[3]《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6月29日，第1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第1版。
[5]《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12页。
[6][7][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353、49页。
[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9页。
[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27页。
[11]《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页。
[12]《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第1版。
[13]《胡锦涛在第六十四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9年9月25日，第1版。
[14]《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央视网，http://news.cctv.com/2018/06/23/ARTIopR3vbheOETcntZDd1fP180623.shtml，2018年6月23日更新。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The CPC and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Chinese Diplomacy: A Brilliant Symphony
Luo Yanming
Abstract: The CPC's diplomacy and China's sovereignty diplomacy have gone through a hundred year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periods. The first two periods are the diplomatic periods of the CPC. The CPC’s diplomacy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opposing the strong powers with other weak forces, and has shifted from the inner-Party relation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semi-independent diplomacy when dealing with the West towards the sovereignty diplomacy in 1949. New China has opened up the road of independent and peaceful diplomacy, which has experienced three periods: the inception of principles, the ma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great-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China's diplomacy serves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nd opening-up first, and changes the world with China's development. With the rise of China, peaceful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has begun to actively lead China's economy, blaze new trails, and advance in the direction of eradicating hegemonism and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destiny.
Keywords: centennial anniversary of the CPC, CPC’s diplomacy, Chinese diplom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