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共产主义最高纲领与不同阶段最低纲领辩证统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辩证统一。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因其是科学真理性与客观必然性的统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要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统一。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
【关键词】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最高纲领 最低纲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图分类号】D26/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7.012
刘熙瑞，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与世界公共管理改革。主要著作有《中国公共管理》、《现代管理学》（主编）、《中国政府职能论：基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战略思考》（合著）等。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明确提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公报明确提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同时重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并强调“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回顾我们党近百年奋斗历程，其成功经验中最基本的因素之一，就在于筑牢精神支柱和强化政治灵魂。党总能牢牢坚守远大理想，同时又将其具体化为每个时期的纲领和路线，继而制定一系列适合当时革命情境的方针和政策，并领导人民实现。可谓仰望星空，心怀北斗，脚踏实地，不懈奋斗，一步步实现自己的历史任务。
共产主义最高纲领与不同历史阶段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
共产主义在党的历史上一直是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也称为最高纲领。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纲领、方针、路线又称最低纲领或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依据马克思主义对“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基本论断，就已体现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例如，该纲领除了规定党的名称、性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之外，还明确规定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这种符合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要求，同时提出当时的具体行动任务——“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为止”，以及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1]这实际上明确了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性及在这过程中该时段我们党应该做的工作。1922年召开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重申党的最高纲领外，还明确区分了党的最低纲领，即提出了当时的具体革命任务和政策。
此后，在党的思想中，最高纲领和不同时期最低纲领就一直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并贯穿始终。其最要者之一，就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明确概括归纳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概念及其对应的历史阶段，并确定了其特殊任务。正是这一历史阶段的提出，指明了革命斗争的基本方向，使我们胜利完成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目标，继而又将我们的事业推进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与之相反，党在历史上某些时期出现的失误，则往往是没有处理好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所致——或是忘记了党的最高纲领，对敌对势力妥协，丧失原则与失去自我，损害党的独立性而犯“右”的错误；或是只强调最高纲领而忽视当时具体国情和现实形势，超越历史阶段地盲动而犯了“左”的错误。其对革命带来的巨大危害使我们一直刻骨铭心。现在，我们从党史中对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区分和对其精神的把握出发，深刻理解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使我们既能做到不忘初心、胸怀远大目标，又能踏踏实实做好当前工作，一步步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显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一般情况下，党的最高纲领或远大理想与不同时期的最低纲领或具体纲领、具体任务究竟关系如何？我们应怎样把握？总体看，两者可用“辩证统一”来概括；具体看，又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一般说，最高纲领是方向，是我们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最低纲领是为实现最高纲领而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要做的工作，或应采取的步骤、手段和方法。两者构成了伟大事业的不同方面。同时，后者独立来看，又可以构成一个时期的目标，其实现还有更具体的步骤、手段和方法。由此我们可以一步步积小胜为大胜，历经不同过程而最终实现我们的总目标。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即体现了具体的每一步和整个过程的一致关系。
其次，二者又有所区别。最高纲领是我们始终寻求的对象或想要达到的境地，而一个时期的具体任务或具体纲领是我们在这一时期争取达到的结果。两者并不完全等同，有时区别还很大，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矛盾性。其中，前者固然不可动摇和改变，后者则必须随着现实形势而变化。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一方面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一方面在不同阶段依据当时革命需要对资产阶级采取不同政策。总的来说，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官僚资产阶级采取反对和斗争的政策。然而其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对前者采取团结和争取的政策，对后者则采取联合的政策，甚至对参与抗日的封建势力地主阶级，也采取了保护、团结的减租减息政策，而非土地革命时期的消灭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策略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主旨显然不合，但却是抗战任务的需要。可见，坚持同一个远大目标并不影响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执行不同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并为此制定不同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第三，两者的区别也要有底线和限度。最低纲领的“变通”“调整”不能改变最终目标，更不能扼杀最终目标的实现。这意味着，最低纲领只能在“工具”层面，从现实出发，推动既定事业的实现，它仍是整个事业长链条中的一环，为最终目标服务，否则“变通”就变成了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底线思维”非常重要：凡事都要在底线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抗日战争时期党对地主阶级的宽松、妥协，不是不反封建，而是为争取当时最大政治目标——抗日胜利——的实现服务，并为以后更好地反封建打下基础。这种利用封建主义力量为最终消灭封建主义服务的做法，也是辩证法的一种运用。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统一
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辩证统一”，理解两者的涵义，认识坚守前者和践行后者的必要性，是我们现实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什么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中，共产主义有其基本含义，对所有制等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都有基本要求。本文虽无需全面展开讨论，但却可以强调一点，即它主张建立一个全人类解放的社会。在那里，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在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的基础上，社会实现了真正的自由、民主，人们实现了真正的平等、博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目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即我国各阶层、各民族、各行业、各职业最广大人民群众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所希望达到的要求。它是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摸索、总结，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找到的最适合发展中国、强大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共同理想，我们必须倍加珍惜。
我们既要坚定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要坚决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同时要将两者高度统一。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正是给我们指出了二者的高度统一性。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科学真理性与客观必然性的统一
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概括为一句话：因为这是历史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里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习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提出：“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伟大的真理，在于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支撑。以往人们研究历史或社会科学，往往把立脚点放在人的思想、观念乃至普遍的“人性”之上，因此陷入唯心主义泥潭不能自拔。某些唯物主义者，虽然坚持了物质的第一性，但有时又陷入机械唯物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第一次将研究与理论建立在“物”或“物质”的基础上，并将其置于发展和过程中，从而使自身既具有真正的“硬”内核，又具有辩证性，从而成为“客观”的真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社会科学的伟大贡献。
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人类历史时，通过揭开“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的掩盖，发现了一个最简单，但却最深刻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3]。这种以人首先必须生存，然后才能谈及其他，而生存就不能离开“物”“物质”以及“物”“物质”生产过程的历史观，显然是对之前研究方法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以上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在于，不仅使人们正确认识了历史及现实，而且对人类发展的前途进行了科学而深刻的揭示。它从人的生存出发（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推导出必不可少的“物”以及为产生“物”而进行的劳动，然后推导出劳动价值理论，继而推导出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及其相关问题（劳动者不能获得他们所生产的价值总额，而必须把其中一部分交给生产资料所有者），以及在私有观念下剩余价值愈来愈被资本家占有、社会不公平越来越严重、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及对社会弊端的匡正等，进一步又推导出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等一系列问题。恩格斯总结说：“它证明了：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数人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4]
为什么会这样？那是生产力基础使然。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中，生产还很不发达，以至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立形式中进行。也就是说，物的短缺刺激了人的占有欲，同时使得生活资料只能由一部分人多享有而其他人少享有。然而现在，人类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当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时，“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一个借口”就消失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而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社会正在出现，那里“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的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5]。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推导出人类社会必然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历史结论。这种以“物”为基础的研究思路，显然比以“观念”为起点的研究思路，更具客观真理性。它以“物”和“物质”的生产支撑起社会研究的理论大厦，自然使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统一
我们为什么必须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共同理想包涵的核心内容，当前，此核心内容，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一切努力，都可以被囊括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时多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王岐山同志也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也是1840年以来团结全体中华儿女不懈奋斗的最大公约数。”[6]可见，通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逐步向未来的共产主义迈进，是我们当前的不二选择。
我们应怎样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意义？这需要有大局观，有历史的大视野。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明确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其中所言大历史观，不仅指视野要拉长，要看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而且指视界要开阔，不仅关注中国，还要放眼国际。视野从纵、横两个方面扩展，才是我们应有的大历史观。
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应回忆一段晚清历史。晚清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群狼环伺。晚清重臣李鸿章面对外国列强对中国的觊觎与侵略，曾先后于1872年和1875年在其向清廷提交的奏折中对时局时势作出分析，并提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论断，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国人的忧患意识。仔细思考，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多年来，外国列强哪一天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反观中国，从虎门销烟，到太平天国起义，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变法，直至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也都是对外国列强直接或间接的抗争吗？然而，这些抗争都没有成功。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中华民族才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客观上讲，新中国成立前百年中的各种斗争概因外国列强入侵引起，而其中一直有着一条或明或暗的中华民族复兴的红线。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有两个“大变局”：一个是晚清起中国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另一个是当前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变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甚至还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前一个“大变局”虽然是中国遭遇的，但起因却是列强入侵，而且其生成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构成后一个“大变局”的部分原因；而后一个“大变局”的出现，客观上具有促使前一个“大变局”发生改变的内涵。正如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所说的，“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也不是百年前的世界，如果想借滥诉，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敲诈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成果，恐怕是白日做梦，必将自取其辱”。这段话中蕴含了两个“大变局”之间许多相通的内容。若在此意义上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意义恐怕更深远、影响更广泛。倘若再考虑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在探索、创建中国乃至世界至今尚未有完全成功样板的崭新制度，则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开辟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或世界历史上“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不为过。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发展历程，对当前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识将更加深入。新中国刚成立时可谓一穷二白。当时，中国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6%，其中重工业仅约占工业总产值的25%，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同时，人民文化水平很低，文盲率高达80%以上。[7]此外，当时外部环境极其恶劣，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分裂、遏制图谋从未停止，这从朝鲜战争就可见一斑。十七国的入侵仅仅是针对朝鲜吗？试想，当以美国为首的120万“联合国军”虎视眈眈驻扎鸭绿江边，对我国是怎样的威胁！因此，中国一直在抗争和忍辱负重中奋斗。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我国着重进行图存、抗侮工作，同时开创、建设、巩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建设并不突出。后来虽然我国也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并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1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但整体来说成就还不够大。特别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还发生了许多失误，以致建设受到负面影响。同时，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当时世界上发生了新的科学和技术革命，新科学与新产业发展得轰轰烈烈，这使我国与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之间差距更加扩大了。
1976年粉粹“四人帮”后，中央高层对国家落后的状况和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认识更为清晰，对改革的认同不断汇聚。当时，我国派出许多代表团到国外访问，中央高层曾集体听取访问汇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提出应召开一次各省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改革和经济计划等问题。此次会议原定20天，后延长至36天。三天后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为期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个会议，即所谓“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从此中国进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阶段。
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是由自身落后逼出来的，也是由世界科技与产业革命大潮逼出来的。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如不能奋起直追，仍然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现在有人因改革开放中发生过的一些问题，对改革开放本身提出质疑，显然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我们必须坚持。这是关乎我国发展全局的大事，同时也是我们坚定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根据所在，绝不能马虎。
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核心要义在于使中国强起来。为此，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建设绝不能放松。马克思主义向来重视经济发展，这不仅因为其历来强调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而且出于其对经济发展最终是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的条件的考虑。恩格斯曾经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因为“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8]。正因为如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9]可见，马克思主义是把“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相提并论的。
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之所以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同时也完全是由于中国当时的迫切需要。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已被彻底证明。当前世界局势更趋复杂，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我们党必须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因此，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第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一个既难且新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资本的权利”。共同理想，意味着它是“多种主体”的共同追求，其中就包括资本（甚至包括引进的外资，因为我国的发展对它们也有利）。这实际上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重大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定阶段，是否需保留资本的权利，是马克思早就提出的问题。他除了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对资本的剥夺是个“一步一步”的过程之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反对拉萨尔的那些空话、套话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废话”时，明确提出“在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10]即使完全实行了“按劳分配”，它实现的也仍然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原则，保留了“资产阶级权利”。当然，马克思并没有从所有制上展开论述，但他得出的结论包含着保留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病”的内容——“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1]。至于原因，马克思说是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2]。
为了使中国强起来，为了发展中国，为了追赶早已完成工业化又正在进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西方强国，我国在工业化大大落后的情况下，借助资本的力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显然是对以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是在中国国情和世界大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要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将是我们需要长期坚持的道路，对此决不能有任何怀疑。
然而，在发挥资本优势、借助资本力量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同时，也要看到保留“资本权利”具有“危险性”的一面，并在引进外资或发展民营资本时予以注意。当然，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因此在提出鼓励民营资本发展的同时，加上“引导”两字就非常必要。最近我国对某些资本力量妄图“垄断”某些领域的行为进行了规制，就是证明。这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需要，也是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第三，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必须做长期打算，并要从社会主义的“阶段性”上思考。前文已提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第一次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第一阶段只能进行按劳分配，在高级阶段才能进行按需分配。这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建设过程理论打下基础。正是在该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明确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其间有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阶段”，后来又进一步指明社会主义阶段本身也具有不同阶段，现在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总体上社会主义各阶段会相当长，我们决不可匆忙宣布或决定从这一阶段进入到下一阶段，更不能随便超越阶段。对这种长期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不切实际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几十代人，那是多么长啊！从孔老夫子到现在也不过七十几代人。这样看问题，充分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清醒。”[13]这样认识，有助于团结、鼓励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一起继续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奋斗。
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党的基本纲领，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体现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体现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负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14]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
[2][3][4][9]《马列著作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第226、4、11、225页。
[5][8][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2009年，第459、389、435页。
[6]王岐山：《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人民日报》，2017年11月7日，第2版。
[7]钟轩理：《此卷长留天地间——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10/16/c_1125102380.htm。
[10]秦宣：《科学社会主义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1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5页。
[13]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331/c64094-31005184.html。
[14]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http://www.qstheory.cn/zhuanqu/bkjx/2019-04/12/c_1124357204.htm。
责 编／桂 琰
The Lofty Ideal of Communism and the Common Ide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Spiritual Pillar and Political Soul of the CPC
Liu Xirui
Abstract: The lofty ideal of communism and the common ide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spiritual pillar and political sou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also the ideological basis for maintaining the unity of the Party. Communism’s highest program and lowest programs at different stages are dialectically unified, so are the lofty ideal of communism and the common ide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firmly adhere to the lofty ideal of communism because it is the unity of scientific truth and objective inevitability. We should firmly adhere to the common ide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unify it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chieving communism is a very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We must base ourselves on the Party's goal at this stage and push forward our cause in a down-to-earth manner.
Keywords: lofty ideal of communism, common ide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ighest program, lowest programs,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