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内部经过一系列发展改革和政策调整，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的孕育和积累，这既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新因素能够孕育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判断，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高度发展、资本主义不断自我调整、工人阶级不断进行斗争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果不断学习借鉴的结果。该现象的出现虽然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但有助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胜利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漫长过程，有助于我们认识并处理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西方发达国家 社会主义因素 马克思 资本主义 生产力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8.005
王文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政治发展理论与中国政治发展。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市场》、《现代化视野下的我国公民社会发展路径探析》（论文）等。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竞争共存的今天，全面认识和深入了解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内部的发展变化，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社会内部是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孕育和积累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根本没有，有人则认为这些国家（特别是西北欧国家）所实行的某些政策措施就是社会主义，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
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客观存在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变革和调整，无论是在生产关系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其社会主义因素都在增加。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社会生产的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高额累进税和福利制度的普遍推行、劳资共决制的实行以及三大差别的缩小等，都可以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的具有一定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新社会因素。对此，我们不能因为意识形态的相异就故意视而不见，而应该正视其客观存在和具体表现。
首先，在所有制方面出现了国有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合作制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一方面是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国有经济来控制经济制高点以便更好地实施宏观调控政策。虽然这些国有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但却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同时，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里盛行的股份制经济，呈现出股权高度分散化、控制法人化、经营权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等显著特征，具有一定的公众股份公司的公众所有属性，带有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性质的新社会因素。另外，曾被马克思高度评价“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1]的合作制组织，也广泛存在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各个领域，以及工业、农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多种经济门类和社会事业部门，成为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合作社的人数之多和合作社经济的产值之大已不可小觑，比如参加合作社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法国为50%，日本为17%，意大利为8.1%，德国为25%；合作社经济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丹麦为24%，法国和荷兰为10%。[2]合作社的类型也很丰富，有工人自己集资和管理的合作企业或职工持股公司，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合作社，有城乡居民组织的消费合作社，且它们都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因素。例如，以色列的基布兹（即农业合作社）就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经济上实行彻底公有、平均分配和共同富裕，政治上通过直接民主原则的轮流管理办法切实做到人民当家作主，文化上大力弘扬集体主义精神等。[3]可见，西方发达国家所有制的多元化变革，虽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占优势的情况，但是却增加了一定的公众所有或社会所有的社会化公共经济的社会主义因素，使其不再是单一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
其次，在社会生产上实行一定的宏观调控。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震荡曾经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并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经济和社会的巨大灾难。然而，面对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力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内对整个经济的部门结构和地区结构进行了改造和调整，并普遍采取了诸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国有化政策以及指导计划等积极有为的经济措施，对生产和市场进行了主动的综合调节；在国际上对各国的生产分工、价格关税、货币汇率等进行了主动的全面协调，从而逐步改变了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和破坏性现象，实现了经济运行的计划性、有序性和可调控性，减少了生产的无政府状况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概率。因此，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已逐渐成为有宏观调控的资本主义，一些国家还为此设立了专职的经济调控部门，并制定了中长期的发展计划。社会生产的宏观调控或规划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实施宏观调控和制定发展计划，为社会主义因素在其中的孕育和积累开拓了一定空间。
再次，在收入分配上的公平化和社会福利上的普遍化。当代西方发达国家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各种手段，对收入分配进行了必要的干预和调节。在初次分配上，资方既要与工会组织商议工人的劳动报酬，又要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度。在二次分配上，政府通过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高额累进遗产税，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通过税收方式集中用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有西方学者据此认为，政府逐渐被赋予了征收所得税和负责提供社会福利等越来越多的经济职能，“这种新的制度被称为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即由市场调节日常经济生活中的具体活动，而由政府管理社会秩序，提供退休金、医疗保健以及编织社会安全网，等等”[4]。以德国为例，2005年其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为19%～42%，遗产税的税率为3%～70%。[5]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较高，有利于更多的低收入者免缴个税和增加个人收入，达到保护普通劳动者利益的目的；而较高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财产赠与税的累进税率，可以达到“劫富济贫”和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目的。利用税收构建的社会福利制度包括为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为失业人员提供失业保险金，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生活救济，为适龄人口提供受教育机会，为赤贫家庭提供住所，为大多数人提供医疗保险等各种社会保障。因此，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每年财政支出的最大项目一般都是福利开支，约占财政收入的50%以上。[6]西方发达国家的上述收入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虽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性质的分配关系，但却部分地实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质量，缩小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最后，在企业管理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化。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为缓和劳资矛盾和调节劳资关系，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是通过建构劳资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形成了集体谈判与集体合同制度和共同决定制度，工人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同雇主和企业管理者共同决定企业的重要事务。例如，在西欧各国推行的共同决定制度，要求企业必须吸收若干名工人进入董事会参与企业管理；企业不得随意解雇工人，必须解雇时要与工会协商并给予补偿。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劳资双方的对立，改善了工人的处境，维护了工人的权益。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迫于人民要求扩大民主权利的强大压力，通过改革完善了普选制度，扩大了包括言论、集会和结社等在内的公民权利；通过完善法制，把国家权力的运转、制衡和监督等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有利于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党组织的合法存在和进一步发展。世界上现有大约120多个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200多个社会党[7]，其中大部分都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政党组织的入阁或直接执政，也体现和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孕育和积累。
社会主义因素孕育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内部符合马恩的思想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的一个时期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部分人认为，虽然在历史上剥削制度的更迭规律是旧制度内部可以自发地孕育和积累新制度的因素，如奴隶社会内部可以孕育和积累封建社会因素，封建社会内部可以孕育和积累资本主义因素，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却不能孕育和积累社会主义因素，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全新公有制度，其各种因素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起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消灭了一切私有制之后才能产生。例如，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8]。当然，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能孕育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主要是针对当时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而言的，并没有否认其他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孕育和积累社会主义因素，甚至认为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形式上与社会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因为“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这些黑体字删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同样用国家，然而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9]。
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不能产生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为斯大林和毛泽东所继承并被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和意识形态化，在一个时期里成为苏联和中国理论界普遍认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斯大林在1951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谈到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时提出，“苏维埃政权不能像以往的革命那样，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而必须消灭任何剥削”；“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10]。毛泽东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也指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根本不能产生和成长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认为“修正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中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11]。实际上，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来的思想，因为他们曾经多次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够自发地孕育和产生社会主义因素。
早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旧社会内部能够产生新社会因素，“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12]。据此，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13]。以此类推，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也进行着类似的运动，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关系能够孕育于资本主义母体之中。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必然趋势就是在发展中造成对自身的否定，原因是“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14]。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创造出的新的经济制度要素”，最大可能指的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素，这与他在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的想法一致，即“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15]。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不是去建立自己头脑中所构想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而是要通过适当的形式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的新社会因素，即合作社或合作制生产等社会主义因素解放出来并发展壮大。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合作制生产一旦在全国普遍建立并控制全国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就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合作社在这里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16]。马克思认为后来新出现的股份企业也和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17]。
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在自身扬弃的过程中，释放出了“新社会的因素”和“新经济制度的要素”，亦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孕育和积累了社会主义因素。即便是列宁也认为资本主义内部可以形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形式，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和前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遵循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要发生质的飞跃，所以新事物的产生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必须在旧事物内部进行孕育和量的积累。与自然界的物种进化一样，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形态都不是纯而又纯地只具有本社会的本质特征，而是难以避免地会具有前一个社会的一些残余和后一个社会的一些萌芽，呈现出新旧社会制度相互渗透、相互联系和相互贯通的历史交替过程，如资本主义社会既具有一些封建社会的残余又具有一些社会主义的萌芽。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就是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物质积累的过程，当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积聚到一定程度后，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发生转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质变。所以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8]。
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现实促使其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孕育和积累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孕育和积累，客观而言并非资产阶级突发善心或慈悲的自觉行为，而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迫于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形势的变化，为缓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而进行政策调整的被动结果；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为维护自身权益所进行的不屈不挠斗争，迫使资产阶级让步的结果；是社会民主党等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党入阁或上台执政后，所采取的一些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改良措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为维持其统治，学习和借鉴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验的结果。
首先，社会主义因素的多少总体上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呈正相关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最活跃和最革命的要素，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一切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社会要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高度社会化的大生产基础之上。资本主义越发展，社会主义因素也相应地越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和对社会的依赖程度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生产的过程以及商品的交换也越来越脱离资本家个人的控制。二战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主要原因包括：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并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在全球资源配置格局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利用自身在资本、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使经济全球化向更有利于自身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廉价地使用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并从不平等的国际商品贸易格局中获得了巨额的超额利润。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以及从国际不平等秩序中获得的超额利润，使西方发达国家有能力进行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福利制度相关建设，扩大中产阶级和改善社会的不平等状况，自然地增加了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
其次，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迫使西方发达国家不断进行自我调整。随着生产力、生产社会化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了缓解这种矛盾和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被迫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所许可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和体制模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从而激发了其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产生。事实上，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建设上所推行的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法等，在上层建筑上所推进的政治制度和法治的有效结合、公民权利的进一步扩大等，在经济上实行的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等，都是资产阶级为了适应资本主义最新发展形势和继续维持其统治所进行的自我调整。这些多少含有一定社会主义因素的调整措施或者改革政策的出台，也同社会民主党等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党组织入阁或上台执政后推行的改良主义政策措施有关，还与这些国家的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成果有关。现代社会主义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和批判者，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共存中显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在给资本主义的生存发展带来强大的挑战和压力的同时，也提供了克服其弊端的某些方法和政策启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借鉴这些做法缓和了其社会内部的矛盾，当然也相应地增加了其社会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
最后，工人阶级不断争取自己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斗争推动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常常通过生产罢工、工会组织或政党组织等形式，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施加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迫使后者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做出一些让步，从而使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得到提高，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不断得到维护。特别是作为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工会，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提出的一些合理要求，如实施社会福利、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等，基本上被政府和雇主采纳，成为现行制度或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19]工人阶级长期斗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进步，与社会民主党之类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党所推动的一些进步性改良措施，如在经济领域的宏观调控、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实行充分的就业政策和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支持工会同雇主协商工人的工资待遇和改善劳动条件、吸收工人参加企业的管理等，共同促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积累。
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社会主义因素具有复杂性
诸多社会主义因素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孕育和积累，既要求我们必须时刻关注和认真对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发展变化，又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该现象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首先，社会主义因素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积累，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性质、政治制度和基本矛盾。从表面上看，雇员持股的举措虽然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扩大到工人阶级群体，但实际上却丝毫不意味着广大持股职工和资本家一样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主人，股份公司的决策权还牢牢掌握在足以控制企业多数股份的大股东和大资本家的手中。雇员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的举措，虽然是一项使劳资变得和谐的社会变革，但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工人阶级在企业中被剥削的雇佣地位，也不能彻底改变劳资对立的状况，工人也不能真正成为企业管理中的平等伙伴。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但并不能彻底消除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现象，不能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更何况社会福利基金主要来源于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税收）。宏观调控举措虽然起到了减少发生经济危机的良性作用，带来了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它终究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改变资本家对最大利润的狂热追逐。借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的举措，虽然表明资本主义认可一些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认可社会主义的一些原则对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但只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并不意味着其要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
其次，各种社会主义因素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孕育和积累现象，有助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必然胜利的信心。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能够让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积累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能够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实现创造更多的客观条件，并最终使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大趋势。认清这个历史发展大趋势，有利于我们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处于低潮的时期，树立起社会主义必将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坚定信心。当然，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的积累，是一个积少成多的逐步积累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主义因素积累到一个相当程度的量之后，才会发生向社会主义的质变，这就意味着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将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处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制度危机等接踵而至的系统性危机状态，以及社会主义终将全面胜利的光明前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诸多社会主义因素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积累使其劳资关系趋向相对缓和、社会关系维持相对和谐，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展还有一定的空间，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尚需一定的时间和机会。马克思曾经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0]。因此，我们既要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前途抱有必胜的充分信心，又要看到社会主义因素的孕育和积累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更不会自行演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征途必将道阻且长，需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长期的艰苦奋斗。
最后，各种社会主义因素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孕育和积累现象，要求我们一定要处理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内部可以自发地孕育和积累社会主义因素，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对立，而是既有相互排斥对立的一面，又有相互依赖促进的一面。在未来可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还将竞争共存，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还相对落后，尤其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即便是中国，经过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生产力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市场经济体制也还很不完善。因此，面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我们不应该抱持敌对仇视的态度，而应该保持理性开放的态度；不应该离开发展的现实抽象地空谈“姓资姓社”的问题，而应该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实践中，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积累的各种文明成果，大力吸收和引进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诚如列宁所言：“因为不利用资本主义的遗产，就不能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一切文化珍品。”[21]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面对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和工人阶级的不断斗争等新形势，在借鉴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的孕育和积累，这既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因素孕育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判断，也有利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还有助于我们处理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注释
[1][13][17][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0、261、520、33页。
[2][5]胡连生、杨玲：《当代资本主义双重发展趋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96～97页。
[3]王彦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探析》，《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4]［美］保罗·萨缪尔森、［美］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6]臧秀玲：《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问题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0页。
[7]王家瑞：《当代国外政党概览》序，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
[8][9]《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7、525页。
[10]《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42～543页。
[1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7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
[14][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1、60、49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页。
[19]胡连生、杨玲：《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的新课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3页。
[21]《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6页。
责 编／桂 琰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ist Factors in the Society of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Wang Wenzhang
Abstract: After a series of development reform and policy adjustment, there are some socialist factors appearing and growing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Marx and Engels' judgment that the new socialist factors can emerge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but also an outcome resulting from the high productivity of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onstant self-adjustment of capitalism, the unwavering struggle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efforts to learn from th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of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Although the appearance of this phenomenon does not mean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the nature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it does help us to firmly believe in the inevitable victory of socialism, realize that this victory will be a long and arduous process, and better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apitalist world.
Keywords: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socialist factors, Marx, capitalism,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