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党建实践是在统筹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中进行的，是包括党的内部建设和党与外部重大关系建设的总体党建，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走向更高级社会历史诉求的创造性回答。100年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立党”“建党”“管党”“治党”“强党”“兴党”等实践序列和理论概括中不断推进完善，正确处理了加强党自身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正确处理了党与人民、党与民族、党与国家、党与军队、党与法治、党与文化、党与非党、党与外国政党等重大关系，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党建 百年实践 自我革命 内部建设 外部关系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1.007
徐成芳，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著作有《中国定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规律问题研究》等。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大幅落后于时代到大踏步赶上时代并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让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高高飘扬，为人类贡献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历史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办好中国事情关键在党，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党。研究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基本经验，对于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领导地位，更好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党建实践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走向更高级社会历史诉求的创造性回答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其根本目的和深层动因，不是源于理论的要求、少数人的意志或自私的利益，而是源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进步的历史诉求。党的建设史是党的成长史，更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进步的奋斗史。
首先，“立党”是“立民族”的总前提，“立民族”是“立党”的大使命。中国自古即重视“本”和“立”的哲学，强调“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1]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侵略和中国封建主义统治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原本站立着的中华民族跌倒了。当时，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领导整个民族重新站立起来、赶上时代，进而富起来、强起来、引领时代。哪个政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且愿意和能够进行自我革命，中国人民就拥护它，中国历史就选择它，它就能够成立并立得住、立得久。如若相反，则中国人民就会推翻它，中国历史就会淘汰它，即使那样的政党成立了，也立不住、立不久。
其次，“立党”是“开新局”的大事变，“开新局”是“立党”的总关键。毛泽东在题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的社论中深刻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但是从1840年到1919年的70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然而，这些思想与举措也败下阵来。
经过俄国革命，“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总之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2]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3]其中的政治密码，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比其他政党的思想武器更科学、方案更先进、革命更彻底。换言之，“抓住了先进性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4]只有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政党，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担负伟大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5]。
再次，“立党”“建党”“管党”“治党”“强党”“兴党”是一系列相互支撑的自我革命举措和理论创造。在时间上，它们都不是阶段性任务，都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在空间上，它们都既要在党政军民学的政治空间上，又要在东西南北中的地理空间上实现全覆盖。在内容和相互关系上，它们内在一致、各有侧重、协同发力。
“立党”包括“成立党组织”和“确立党的领导地位”两重任务，缺一不可。“立党”重在确立党的宗旨、初心、使命、理想、信念、信心，确立党在人民心中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建党”包括建立党组织和建设党两个部分。“建党”重在党的建设性。“管党”即党的自我管理。“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6]“治党”是针对党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治，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是全面，要害在严，关键在治。“治党”重在保持党的纯洁性、规范性、纪律性。“强党”是使党更强大，有更高的质量。“强党”重在增强党的先进性、免疫力和战斗力。“兴党”是使党兴旺发达。“兴党”重在党的人民性、生命力、吸引力、凝聚力。
“立党”“建党”“管党”“治党”“强党”“兴党”共同构成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是一个相辅相成、服务于更高目的的党建体系。在此体系内，立党是目的和载体，建党是方式和内容，管党是约束和手段，治党是关键和保障，强党是要求和标准，兴党是状态和结果。这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核心要义，是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建实践的历程、主题主线和标志性成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伟大飞跃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建历程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相适应，尽管也曾出现错误和曲折，但是整体呈现接续递进、兴旺发达的总态势。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建实践经历递进发展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21.7～1949.9），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取得全国政权的时期，是党从幼年走向政治成熟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解救出来，使其翻身做主人。28年的英勇奋斗和巨大牺牲，磨砺了党的领导和建设水平。
第二阶段（1949.10～1978.11），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29年。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国民经济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也是党经过曲折探索为实现新时期伟大转折奠定基础的重要时期。
第三阶段（1978.12～2012.10），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的34年。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开放，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前进的时期。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四阶段（2012.11～2021），从进入新时代到建党一百周年的9年。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历史性变革，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并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做贡献的初心使命及其具体化是贯穿党的百年建设实践的主题主线。第一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确立党的执政地位为立党目标，紧紧围绕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主题，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立党目标，紧紧围绕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主题，不断加强执政党建设，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第三阶段即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坚强核心为目标，以发展为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主题，面对国内外复杂的风险挑战，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根据自身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的变化，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四阶段即进入新时代，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主题，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特别是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建实践的四个阶段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第一阶段，以成立中国共产党为标志，使中国从此有了沟通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形成了党的创始精神，即“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的“红船精神”[7]。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党建立初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育了全党，形成了“党的建设是重要法宝”的思想共识，开启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8]。经过延安整风克服了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后来，建立了人民军队、成立了新中国，成为了执政党。
第二阶段，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问题，成立了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监察委员会，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克服了党内的一些不良倾向。在国内外面临复杂的形势和环境中，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巩固了新生政权，完成了抗美援朝、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党成为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尽管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党和人民对“左”倾错误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并最终靠自己的力量纠正了错误，实现了拨乱反正。
第三阶段，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深刻认识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成功开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四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对世界局势、发展方位、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作出新的重要判断，统筹“四个全面”战略全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并将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政治生态得到净化，党和国家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建实践的基本经验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一体推进了党的内部建设和党与外部重大关系的建设，形成了总体党建的丰富而宝贵的重要经验。
第一，坚持党的宗旨与人民利益和民族命运相结合，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自己的初心使命与时代主题紧密相连，与中华民族历史任务紧密相连，这是党的建设重要的基本经验。毛泽东曾指出要实现党的政治领导，方法有四：首先，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具体目标。其次，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再次，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最后，共产党队伍的发展，重视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9]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10]
第二，坚持党的建设与治国方略相结合，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是一项重大课题。早在党局部执政时期，党即明确提出“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反对“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11]。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党提出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改革开放后，探索党政分开一度成为党建热点。经过长期探索，党认识到在中国不能简单地谈党政分开，特别是不能以党政分开为借口排斥党的领导，而是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正确摆放两者的位置。“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12]“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3]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坚持党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相结合，正确处理党的工作创新与党内共同语言建设的关系。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形成实质上的一致，即在认识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决定，才能真正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毛泽东指出：“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还不够。”[14]所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坚持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实践，又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用理论创新带动工作创新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内最重要的共同语言，为实现党的初心和梦想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指南。
第四，坚持党的领导与党规国法建设相结合，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注重党的组织和纪律建设，根据不同时期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上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法规，为党的规章制度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党总结了长期建设的经验教训，加强了党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炒作“党大还是法大”这个伪命题是别有用心，是政治陷阱。但是，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则有一个“权大还是法大”的真命题。任何共产党人都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以党自居，“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15]。
第五，坚持党的领导与马克思主义指导相结合，正确处理核心领导力量与根本指导思想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主义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重申：“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17]核心领导力量与根本指导思想二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不可分割，否则党就可能变质，马克思主义就可能僵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18]
第六，坚持党的领导与科学文化教育建设相结合，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学”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学”的关系紧密而深厚，中国共产党最早就是由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创建的。学术自由与党的领导并不矛盾，也不应当矛盾。但是，如若处理不好两者关系也会产生矛盾，甚至发生严重错误。历经百年，在此问题上得到的成功经验是坚持党的领导与尊重学术自由二者有机统一。学术自由不是否定党的领导的自由，党的领导不是否定学术自由的领导。中国的大学决不能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首要任务，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第七，坚持党的集体领导与拥护核心、维护核心相结合，正确处理党内重大政治关系。坚持党的集体领导与拥护核心、维护核心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规定性。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19]邓小平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20]这是中国共产党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党中央必须拥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政治纪律，要切实增强干部群众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我们的宝贵经验。
第八，坚持党的领导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相结合，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非党的关系。新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苏联的一党制不同，与西方国家两党制或多党制不同，而是首创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领导的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但不是在野党或反对党。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个格局不是临时性安排，不是随意性设计。实践证明，这一安排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伟大创造，具有明显的特色和优势。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管理国家，既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有利于多党派参政，实现了集中与民主、稳定与高效、一元主导与多元合作的有机统一。
第九，坚持党的领导与军队建设相结合，正确处理党与军队的关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军魂，是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与军队建设的独特贡献。有人认为，既然军队属于国家机器，那么军队就应当国家化。这种主张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其实是理论上糊涂、政治上错误。马克思主义主张人民的自由解放，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所以，军队关键不在于是否国家化，而在于是否人民化。毛泽东曾经批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21]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通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历史性地实现了军队人民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高度统一。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有机统一构成了致胜法宝。
第十，坚持党的中国特色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正确处理党与外国党的党际关系、党际外交与国家外交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22]马克思主义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3]同时指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24]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所具有的宏观指导意义，但是并不教条主义地对待它，而是根据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复杂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处理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其他共产党及其他各类政党关系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中国共产党将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合作，促进国家关系发展。”[25]这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党际外交，通过党际外交服务总体国家外交，捍卫人类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遵循。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我们党刚走完了万里长征的前几步，未来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未被认识的规律还很多，必须珍惜和用好百年经验，继续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AZD081；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潘欣欣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论语·学而》，《四书五经》，第5页。
[2][14]《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514、1441页。
[3]《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1版。
[4]《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9页。
[5]《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人民日报》，2019年1月12日，第1版。
[6][11]《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10～11页。
[7]《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日，第2版。
[8]《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02页。
[9][19][21]《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2～263、277、86页。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367页。
[12]《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8页。
[13][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6、74页。
[15][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28、42～43页。
[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3页。
[18]《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2日，第2版。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
[22]《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第13页。
[23][24]《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6、34页。
责 编／桂 琰
On the Centennial Practice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Self-Improvement of the CPC
Xu Chengfang
Abstract: The centennial practice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PC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promoting the social revolution and self-revolution in an overall way, which includes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important external relationship. It is also a creative answer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pursuit of human beings of a higher level of society.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the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rough the practices and theoretical summaries of "establishing the Party", "improving the Party", "governing the Party",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and "invigorating the Party". It has correctly dealt with a series of major problems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self-improvement, and also correctly dealt with the Party'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people, the nation, the state, the army, the rule of law, culture, the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foreign political parties. With this, valuable experience has been gained and the Marxist and Leninist party building theories have been creatively enriched,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Keywords: CPC, Party building, centennial practice, self-revolution, internal development, external re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