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制约因素。要不断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城市群为重点推动区域优势互补与错位发展,以新技术更新迭代地区比较优势,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通过发挥各地区动态比较优势,形成协同联动、合作共赢的区域经济布局,以更平衡更充分的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
关键词:共同富裕 区域协调发展 城市群 动态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长期存在。近年来,受外部环境、基础条件、发展动力等因素的影响,区域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的同时,也出现了南北分化、板块内部分化、收缩型城市发展困境、城市能级不足等新问题和新挑战。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就已指出,“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国土空间均衡布局发展的需要,而且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为引领,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尊重地区发展差异的客观规律,发挥各地区动态比较优势,建立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加强区域协同和联动,推动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举措。
以城市群为重点引领面向共同富裕的区域合作
城市是社会经济活动集聚的空间,单个城市各自为战的行政区发展模式导致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出现要素资源空间分布不合理、公共服务配置不均衡等问题。城市群发展模式指特定地域范围内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交通运输网络和信息网络,深度联合、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城市群是城市的集合,通过发挥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比较优势,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壁垒,减少市场分割,推动整个城市群共同发展。
城市群是科技创新和产业集聚的重要平台,是国家层面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载体,要不断增强城市群对内辐射、周边对接、相互联动的作用,发挥各城市、各城市群比较优势,开辟面向共同富裕的区域合作道路。
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加强城市群内聚散效应。中心城市是城市群的核心,承担了战略支点和重要节点的功能。高端生产要素向区位条件优越、市场化制度完善的中心城市集聚是客观规律。提高中心城市能级,引导中心城市向群内城市扩散低端生产要素,为高端生产要素腾挪发展空间,将充分发挥人才流、知识流、信息流等经济能量的集聚优势和规模效应。通过重新组合人才、信息资源、科技创新等高端生产要素,中心城市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持续发挥聚散效应。中心城市向群内城市输出低端生产要素的过程,也是不断形成产业、要素、市场等梯次分工体系的过程,通过发挥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比较优势,实现城市功能互补,不断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推动群外城市主动融入,放大城市群带动效应。根据“十四五”规划,我国共布局了19个国家级城市群,涵盖了全国七成以上的城市。在这些城市群之外尚有70%左右的国土面积,包括沙漠戈壁等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以及边疆地区、粮食主产区、生态功能区、城市群外围地区等。在这些地区,城市分布较为分散,城市规模较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外围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根据自身比较优势,明确功能定位和发展导向,全面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产业支撑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加强与城市群和都市圈在交通、规划、产业、公共服务等多领域的联系和对接,主动接受城市群辐射,将放大城市群带动效应,深化区域一体化发展。边疆地区、粮食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负担着整个国家边疆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任。要加快探索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跨地区耕地占补平衡机制等举措,不断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加强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制度政策设计,增强经济发展弱势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逐步实现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
深化城市群战略对接,强化城市群间联动效应。以城市群引领区域合作发展不仅能够畅通区域经济循环,而且能够助推国内统一大市场加速形成,由此畅通国内大循环,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高质量发展。针对城市群之间联系不够紧密的问题,要继续发挥东南沿海城市群的主导和支撑作用,不断突出中西部和北方地区城市群的战略枢纽作用。例如,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处长江经济带中部,向西可连接成渝城市群,向东可与长三角城市群联动发展,具有承东启西的地理优势,南北可串联起中原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具有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依托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连接城市群形成城市带,推动城市带向外拓展形成经济区,连点成线,连线成面,最终形成“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区”梯次区域空间格局,优化资源、产业、人口的空间布局,推动产业布局、就业岗位与人口分布相匹配,实现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的区域共同富裕。
在新技术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
区域差距是由各地区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多种因素差异所致,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与必然结果。区域发展差距无法完全消除,但应保持在合理区间。随着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区域对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的依赖逐渐降低。区域借助新技术能够最大范围整合资源、最有效配置资源,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发展效益、激发新动能,更新迭代区域比较优势,深化区际分工合作,在加快自身发展基础上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新技术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仅为发达地区带来更高效更持久的发展动力,更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甚至是换道超车的新机遇。依据新技术的不同特点,例如网络通信技术突破地理局限的特点、数字技术获取丰富信息资源的特点,各地区要基于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挖掘新比较优势。推动中西部地区加快通信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新基建支撑新制造、新服务、新消费。聚焦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共享经济、流量经济、绿色经济、海洋经济、生物经济、创意经济、会展经济等多种经济形态,在时间、空间、产品、服务、用户等多方位主动挖掘和培育多样化应用场景,推动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融合创新。扩大新技术在教育、医疗、养老、体育、托幼等新消费领域的应用,激发新增长点,增强地区发展韧性。
新技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专业人才稀缺、资金短缺是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原因,而数字技术能够打破地理限制。通过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方式不仅能够促进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均衡布局,而且有助于推动东西南北各地区及其民众享有均等化发展机会。加大政府对数字技术的运用,实现信息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能够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常住人口管理能力。将公共服务享受资格与户口相分离,推动人口自由充分流动,让人民群众在常住地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享有基于自身人力资本和各地生活成本在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灵活择业、灵活选择常住地的平等机会,最大程度激活“人”这一生产要素,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新技术推进区域协同治理。加强区域间在交通运输、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合作是提升区域整体承载能力,推动区域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不断增强新技术对区域协同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首先,在信息资源配置和信息化建设方面,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投资和政策支持力度,缩小城乡区域数字鸿沟,着力打破信息孤岛,推动形成全国统一的信息网络架构和通信网络平台。其次,推动异地政务互通互办互认,实施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异地通办”等举措,以政务服务区域协同夯实区域协同治理的基础。再次,在政务服务一体化的基础上,完善跨区域监测预警体系、大数据征信体系、社会评价体系等体系建设,鼓励跨区域制定共同富裕行动计划,整合各类生产要素,协同各项政策举措,加强城市区域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治理等工作机制的协调联动,以城市区域间信息数据打通带动规划打通、接口打通、标准打通、制度打通,不断提升区域合作层次与水平。
发挥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带动作用
如何充分挖掘动态比较优势、有效提升城市能级、激发区域内生发展动力、探索区域合作模式、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等问题,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普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是区域发展最协调的省份之一,不仅有基础、更有责任扛起新时代使命,探寻新时代区域发展过程中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探索新路子、提供新经验。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质量。围绕共同富裕的重点任务,浙江要在市场一体化发展、深化区域合作、优化区域互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率先探索创新。创新实施山海协作升级版,探索完善工业飞地、科创飞地、生态飞地等山海协作方式。大力推进海岛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按照“一县一策”思路,推动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构建起科技创新、数字化、绿色发展相融合的生态经济体系。积极推进杭绍甬、甬舟、湖嘉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以省内重点区域一体化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加强四大建设,深入实施空间规划一体化,优化省域新基建布局,推动资源要素在全省域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推进教育、医疗卫生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共享。
以浙江实践丰富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内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处理好城市和乡村、经济发展优势区域和加快发展地区的关系,持续推进城乡融合、陆海统筹、山海互济,是浙江率先探索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径,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发挥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带动作用,有利于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助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优势。通过总结浙江在城市群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实践,凝练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成果和创新理论,为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内涵提供丰富思想素材和实践案例。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李霁霞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1]姚士谋、朱英明、陈振光:《中国的城市群》,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1年。
[2]肖金成、李博雅:《城市群对经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开发研究》,2020年第1期。
[3]魏后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分析》,《经济日报》,2021年3月18日,第10版。
责编:程静静
声明:本文为《国家治理》周刊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国家治理周刊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