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强了我国稳链、延链、强链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伴随着我国产业体系全链条、全方位数字化进程的推进，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领域不断涌现，为国内经济大循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网络借由数字化技术加强了连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区域化、多元化发展形势下“断链”和“脱钩”的风险，为加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新契机。数字化赋能成为畅通国民经济、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本策略之一。
产业链数字化贯通，推进国民经济畅通发展。产业链的数字化是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锻造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途径。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借由数字化手段进行的创新性行为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纵向深化，进一步加强了数字技术与工业体系变迁、组织变革等进程的融合，推动了产业链的升级再造。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数字化过程中，企业主体在市场机制和政策的引导下主动突破产业链薄弱环节，打通“堵点”“痛点”，补链、延链、强链，体现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较强的适应性、修复性和可重塑性。数字化打造了新型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联通资源要素、价值链和创新链，推动了产业链的现代化发展。
伴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产业链供应链的各类主体依据结构化数据形成了更为智能的决策管理体系，共享信息、协同合作，通过对人、机、物的连接，达到快速感知社会需求、有效衔接新供给创造与需求牵引以及供需精准匹配的效果。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撑下，生产体系从大规模制造向小批量、个性化定制转型，逐步提升产业附加值，使制造企业通过不断更新产品和服务来创造新价值，从而更具敏捷性和柔性。在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过程中，数字化赋能成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
产业体系整体数字化推进，夯实内循环基础。数字化工具的应用帮助产业链供应链向更为高效和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演进。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产业体系整体数字化进程加速，以远程办公、数字营销、协同研发、智慧物流等为主要形式的数字化，实现了产业转换、产业互联和产业融合。产业体系以数字技术为支撑获得了更为敏捷、可扩展的数字化手段来预测、响应外部冲击和突发事件。数字技术在产业体系和产业生态间的“溢出效应”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兴产业领域，同时也不断激发传统产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数字化平台企业打破空间和时间限制进行高效的资源配置，也在不断地构建、丰富和完善产业生态，促使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推动不同市场主体在安全、互信、协同的交互中融入到数字化的价值体系。数字技术的融合与创新进一步增强了产业体系完备性，确保了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和产业体系的循环畅通。从组织生产的基本单元到供需体系、技术体系以及价值创造过程的数字化，为推动内循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球产业链网络数字化连接，助力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全球范围内，生产制造领域的智能化、生产性服务的数据化、交易联系的线上化以及贸易商品服务的数字化，都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深度交织。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数字经济和数字化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与布局，成为维持全球经济联系、加强全球经济技术合作的积极因素。数字技术互联互通的属性以及围绕数字化而展开的开发应用业务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国际流动。全球性的平台型企业和跨国公司为了应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广泛地使用数字化工具，提高了供应链的动态调整能力，拓展了全球市场主体的技术关联和价值传递空间。
我国产业链的数字化升级以及生态化布局增强了在全球产业链网络中的生态黏性。依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产生的赋信、赋智、赋能效应，帮助我国企业与国际市场主体建立起共享资源和信息互换的信任机制，为我国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展开国际交流、加强对外经济交往、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建立了新的合作框架。现代化产业链本身具有开放性和协作性，数字化技术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网络展开深度协作提供了技术基础，为我国展开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提供了新依据，为我国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了新的能力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