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在历史方位、时代要求、思维方法和国际环境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进一步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强国进路、价值理念与人类历史进程的“四种逻辑”；进一步聚焦我国时代发展中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从“富”到“强”历史性跨越的“两大任务”；进一步立足系统观念，协调“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与新发展理念“五位一体”的“三对关系”；进一步统筹发展与安全，更好把握对国际变局与国内环境的“双重回应”。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要求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3.006
张彦，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浙江省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价值哲学、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主要著作有《价值排序与核心价值观》《价值排序与伦理风险》等。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厚植发展动力、转变发展方式、谋划发展路径、延展发展空间、实现发展目标提供了行动指南。在新发展理念提出的6年后，2021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擘画了“十四五”乃至到2035年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明确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主线。六年来，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整体产业现代化水平、创新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新阶段，面对新的发展目标、新的发展主题、新的发展环境与新的发展挑战，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更具针对性，更加凸显重难点，更加贴合实践、反映实际，这对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与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挑战与新的规定。
新发展理念的“生成性”体现历史新方位
新发展阶段从属于新时代这一时空范围更长、内容包含更广的历史进程，聚焦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大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1]”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新的目标和任务，吁求体现和适应新阶段发展的战略和举措，吁求新发展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整体深化、全面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对“欠发展”的历史现实，主要依靠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解决了发展的速度与效率问题，用三四十年基本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四百年的工业化实践。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资源问题、环境危机、人口红利等一系列问题出现，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创新发展与统筹稳定相统一，集中力量解难题、办大事，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转型升级；强调发展更加注重依靠创新驱动，更加注重生产力发展的平衡性与综合性，更加注重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相统一，更加注重经济高速增长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转变。2020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国和来源国。与此同时，注重改善民生，切实保障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不断增强人民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政机关抓重点、强弱项、补短板，全力打好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我国站在了新的历史阶段上，为新发展阶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可靠的保障。
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积极有为的、不断向前的过程，始终在不断的量的积累与质的飞跃间阶梯式前进。这赋予了新发展理念不断“生成”的理论特性和实践品格。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要求与内涵，因此，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更鲜明的发展目标、需要更进一步地总结理念与发展现实之间的规律，从而提供更好的思想引导与方向指南。第一，新发展理念需进一步总结、揭示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新发展阶段，发展质量、发展指标与发展动力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要求由过去相对注重高速增长向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转变，由过去相对注重单一经济发展向更加注重综合性发展、多元化整合转变，由过去相对注重要素驱动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变，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有机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全局之中，为向全面现代化进军提供可靠基石。第二，新发展理念需进一步体现新发展阶段与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由大国向强国的转变是新发展阶段的核心要义。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要成为强国之路的指导性理念、成为强国之路的根本路径与评价标准：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向前的动力势能，协调是社会和谐平衡稳定的有力保障，绿色是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环境要求，开放是拓展发展空间、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途径，共享是推动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追求。第三，新发展理念需进一步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终价值就在于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国的发展就是要让人民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都能感受和享受到发展所带来的丰硕成果。我们的发展始终是围绕人的发展，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共享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始终将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让每个人都能在新发展阶段激发出更强大的动力，都能在现代化建设中发光出彩。第四，新发展理念需进一步整合人类历史进步逻辑，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提供遵循。“新发展理念体现了对自然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2]，体现的是对人类发展进步的不懈追求。创新发展是在历史必然性中创造更多发展可能性的重要法宝，是经济增长摆脱物的单一依赖性的巨大驱动；协调发展是对发展各个方面、各项关系、各种领域的整合与平衡，是事物整体结构与孤立元素的有机关联；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良性对话、构筑生态共同体的自然规律；开放发展是世界与民族相互交织、融合共进的内在要求，是“走进来”与“走出去”的辩证统一；共享发展是“人是目的”的继承与超越，是一切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指向。在新发展阶段，需将这些反映人类发展普遍性的原则与中国的发展实际深度融合，使新发展理念的“生成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与时俱进、生生不息。
新发展理念的“建构性”回应时代新要求
新发展阶段的历史基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其核心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发展理念的时代要求即实现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中国从大国到强国的历史性变革、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从局部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的历史性发展，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发展理念指引。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从生产力角度与人的需要角度揭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变革。一是生产力层面的转变，即由过去“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是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之上的。过去，我国社会生产的主要问题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欠发达”问题，随着几十年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生产的“欠发达”问题已经转化为如何推动我国社会生产能力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二是人的需求层面，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变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一转变既体现了人民需要的内涵扩展，也体现了人民需要的层次延伸。就人民需要的内涵扩展而言，从原来较为简单的物质与文化需要变为了涵盖面更广、覆盖范围更大的美好生活需要。“美好生活”不仅体现在人民能够享受充裕的物质与文化资源，更体现为对民主法治、社会清明、环境清朗、安全稳定等各方面的需要。就人民需要的层次延伸而言，即从原来对“吃得饱、穿得暖”等“生存性（survival）层面”的需要，扩展为对“活得有尊严、过得有品质”等“生活性（life）层面”的需要。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新发展理念提出了新的任务与要求：一方面针对高质量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发展“强不强”的问题；另一方面针对发展满足人民“主体性价值期望”[3]，针对人民需要更加丰富、多元的发展趋势，着力解决发展“好不好”的问题。
实现全面性、全局化的现代化，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是新发展阶段对新发展理念的又一时代要求。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从发展的根源上解决强国之路中的发展质量问题、发展层次问题、发展模式问题与发展动力问题，这些问题与导向实际上都是通往强国之路的“供给链”，是引领我国真正强大起来的实践方略。党的十九大将“美丽”纳入现代化强国建设基本要素之中，从生态文明、环境友好维度，丰富和拓宽了我国对现代化的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于“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起点上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这“两个大局”的交汇时刻，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相统一，并基于不同阶段的衔接与推进过程勾画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六个新”的主要目标。这充分表明，新发展阶段的现代化是要求更高、程度更高、标准更高的现代化，是着眼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全局性现代化，是突出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向度的高层次现代化，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更加全面的现代化。因此，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我国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成为新发展阶段对于新发展理念的时代要求。这些时代要求决定了新发展理念的落实必然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必然以现代化向纵深发展、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为方向；必然以深化改革为根本抓手，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必然以从实现物的现代化到实现人的现代化乃至实现共同富裕为主线；必然以强国梦、复兴梦的实现作为根本指向。
新发展理念的“系统性”展现思维方法新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4]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揭示了新发展理念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上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体现着具有总体性与全局性的系统思维方法论。
总体性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论原则之一，它从对世界整体性存在的把握入手，将社会发展的因子存在及构成世界运行体系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规律纳入到总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正如匈牙利思想家格奥尔格·卢卡奇（Ceorg Lukacs）指出，“总体性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了本质区别。”[5]因此，坚持系统观念，体现总体性方法论原则是新阶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新的思维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系统观念，需要统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两者的有机衔接与接续推进。新发展理念是“十三五”和“十四五”有效衔接、接续推进的“枢纽口”，也是接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大发展任务的“连接器”。作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局阶段，“十四五”发展根植于“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与质量之上。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在创新发展上，重大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创新性国家指数排名不断跃升；协调发展上，城乡发展、区域协调与产业协作不断完善；绿色发展上，生态保护与资源有效利用取得显著成效；开放发展上，中外经贸合作与自贸区建设不断延伸；共享发展上，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收获圆满胜利。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直面发展瓶颈、转换发展动能、厚植发展优势，确保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如期完成。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应充分考虑更长远的发展要求，进一步统筹前后两个发展时期，系统地针对不同发展时期所面临的结构性、周期性、体制性问题，推动我国发展不断保持新动力、平衡新结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坚持系统观念，需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相互促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前者是国内大局，关键在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后者是国际大局，即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引发国际格局和国家关系的重塑与调整，这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相互影响又互为机遇。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都将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新机遇新挑战将继续层出不穷、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将继续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因此，在新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要进一步统筹好“两个大局”的关系，在大变局中“稳坐军中”，在大调整中去“危”存“机”，继续坚定创新导向，加强科技自立自强；以协调为支撑，积极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以绿色为原则，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开放为依托，最大限度地构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最大限度地展现中国对世界的重要作用；以共享为导向，为世界提供优化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重塑世界秩序的中国力量。
第三，坚持系统观念，需要整合新发展理念，促进五大理念的有机联结与整体运行。作为一种整体化的系统理论，新发展理念系统指出了发展的动力、结构、方式、路径与目的等一系列发展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相互连结、互为依靠，构成了一整套脉络清晰、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彰显了其系统性与全局性的思维本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6]。也就是说，五大发展理念分别从发展的动力、结构、方式、路径与目的五个方面回答了这五大“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在新发展阶段，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将更加复杂，如何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强化全局视野和系统观念，将五大发展理念进行统合研究。具体来看，一要坚持树立新发展理念的结构系统性，织就“一张网”。这就是要将五大发展理念视作各要素相互作用、互为依靠的结构系统，注重利用好该结构内部各要素、各级系统之间相互融合、高度耦合与协同支撑的发展合力，更加全面彰显新发展理念的系统性样态。二要坚持树立新发展理念的实践系统性，下好“一盘棋”。新发展理念要聚焦国内国际发展大局，通盘考察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祛除以往对社会发展的单一性与片面性的认识，从更加多维的角度推进社会的整体升级。三要坚持树立新发展理念的价值系统性，汇成“一条心”。新发展理念不仅要回答“何为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更要回答好“为何发展”“为谁发展”的根本价值性问题。“以人民为中心”是新发展理念的价值之维，是新发展理念的根本旨归，更应成为发展的标准之基。
新发展理念的“开放性”应对国际环境新变局
当前，中国已成为开放程度更高、与国际社会互联互动更加紧密、对世界影响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的中国；同样，我国发展的外在环境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放眼全球，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秩序正在面临深刻调整。这些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要求新发展理念必然要将如何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作为其环境变局之应。
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需要更好理解“新变局”中的新风险与新挑战，这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客观动因。世界格局的变革、世界秩序的重构表明整个世界都在大变动大发展之中流转更替，世界新兴体强势崛起，传统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加速演变，国际争端不断激烈；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对世界的困扰仍旧存在；贫富分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整个世界的变动与转型。可以说全世界都正在经历系统性风险的挑战，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指出的那样，“在风险社会的世界中，控制逻辑从内部崩溃了”，整个世界都陷入到一种“有组织的不负责”[7]之中，这些系统性风险使我国发展面临的不可控因素不断增多，使我国的发展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对我国的发展从外到内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不断深化，科技竞争与生产力博弈不断加强，以大数据、云算法、人工智能等内容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正在“从导入期转向拓展期”[8]，全面数字化成为产业创新链、生产链、流通链与服务链的发展导向，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高层次技术、精密化数据的依赖性进一步凸显。同时，国际力量对比与全球政治格局变革不断加深，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力量崛起，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
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需要更好理解“新变局”下我国发展的现实回应，这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动因与本质要求。经过四十多年的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取得巨大成功，破除了西方式发展道路的唯一性与“铁的必然性”[9]，极大地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选择和方向，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的现实发展已不再单一追求效率提高、财富积累和物质增加，而是转向对以彰显人性诉求、体现发展价值、蕴含未来导向的高质量发展，它关注人的风险社会境遇、对安全威胁的感知和对全面自由发展的追求，体现的是对发展主体——人民的生存状态、生活诉求和生命追求的认知与表征，因此要求发展抵御风险、保障安全，实现“安全的发展”。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底线思维，防范和化解一系列事关我国发展的各种风险，确保我国核心产业、战略资源、科技卡口、基本建设等领域安全可预警是我国建构深层次价值发展路径、推动国家向具有发展伦理意涵转型的关键抓手，是回应国际环境“新变局”的核心主线。
面对新发展阶段国内外新的形势环境，我国既具备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与发展条件，也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挑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国际格局与秩序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国际矛盾斗争与逆全球化态势的挑战性、世界经济调整与产业革命的曲折性，应直面挑战，谋定后动、厚积薄发，更加坚定底线思维与忧患意识。
统筹发展与安全，既要保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定，又要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信心，让发展在安全的环境中平稳向前。要直面科技和产业创新领域呈现出的“革命”新局[10]，“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建设全球人才高地”[11]，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直面国际气候与环境问题呈现出的更加复杂的变化趋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直面国际力量深刻调整的格局演变，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直面外部环境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局面，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创造力量充分涌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尽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仍未改变，但新发展理念的国际环境已同其所提出时有所不同，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增多、局势局面更为复杂，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有机统一，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总之，新发展理念的生成性、建构性、系统性和开放性在新发展阶段有了更加鲜明的指向和要求，体现在历史方位、时代要求、思维方法和国际环境等多方面。我们要把握好、发展好、实践好新发展理念，将“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推进到新的高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发展理念的价值排序与中国实践”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AKS010）
注释
[1][6]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6年第1期。
[2]韩庆祥：《大国成为强国的根本之道：全面准确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兼论“好不好”与“强不强”的关系》，《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
[3]张彦、张登皓：《“发展好的”与“好的发展”：新发展理念价值排序的选择可能》，《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月12日。
[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6页。
[7]［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3、191页。
[8]谢伏瞻：《论新工业革命加速拓展与全球治理变革方向》，《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
[9]“铁的必然性”是指马克思从物质经济角度与意识形态角度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展开研究，认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仿佛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仿佛变为了“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具有）正在实现的趋势”，但与此同时，他又不断反思与追问：“‘是否存在着不同于资本逻辑规制的现代性道路’的现实可能性”（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10]黄群慧：《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经济研究》，2021年第4期。
[11]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5/28/c_1127505377.htm。
"New Development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Zhang Yan
Abstrac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have seen new developments in terms of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o carry ou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we need to further summarize the "four logics"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way of making the country strong, the concept of value and the process of human history; focus more on the "two major task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 the historic leap of China from a "rich" country to a "strong" country; b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ystem, and coordinate the "three pairs of relationships" of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five-in-on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further integrat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d better grasp the "dual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changes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Keywords: new development stag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new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