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剧烈动荡变革的时代，高科技和网络加速了这种变革。然而，旧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感情尚未退出，已经脱离历史进步的主导趋势，落后于科技进步和实践的启示。在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亟须超越陈旧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及其心态，这就需要进行哲学上的分析和思考。
多元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两极对立思维下，虽然也能看到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民族主体是多元的，在一个国家社会内部也能看到现实的具体主体是多元的，但是总还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信念在那里纠结着：多元之中，必有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之分，而且它们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坚持真理就是要让正确压倒错误，“先进”引导“落后”……这种思维用在知识和真理问题上，当然是对的，也是传统观念中合理的普遍原则。但是人们往往忽视真理与价值的区别，错把价值问题当作真理问题来简单对待，那样反而容易导致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落后，脱离现实，甚至重回黑白两道的对抗思维。
在价值、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问题上，以为“正确的”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思维，来自那种“一元主体主义”，不是平等视角下的“多元主体”意识。自我中心主义者往往不承认别人也是独立的价值主体，不懂得不同主体各自的权责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互不相容、只能互相取代的。遇到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问题时，这种思维不是用多元主体各自的权责来判断其行为，而总是要寻找一个不管主体如何，或对任何主体来说，都唯一“正确”、同等“重要”、一律“应该”的答案。正因为如此，这种思维越来越脱离现实，越来越解决不了问题，跟不上形势了。现实生活中很多本来能够而且不难解决的问题，之所以变得越来越难解决，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人们未能理解、承认、尊重、厘清多元主体的权利和责任，无法做到必要的“和而不同”。
“后真相”的启示
人们发现，随着主体多元化的呈现，舆论中的“真相”信息也多元化了，惊呼“后真相时代”到来。实际上，“后真相”的本质，意味着价值性、主体性问题的凸显。因此，学会把价值思维、主体性思维纳入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思考习惯，才可以跟上这个时代。
面对“后真相”现象，人们往往关心怎样把握真相？“真相”还重要不重要？有人认为，任何对真相的描述，都有描述者的认知局限，也受描述者的价值取向所干扰，真相背后还有真相，真相的真相背后还有真相……是永远查不清的。于是就可以不讲真相，只讲态度和感情表达，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人类理性的无奈和堕落。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真相”的本质有点像信息。信息论告诉我们：信源发出的质量和能量，经过信道传递到信宿那里，帮助信宿消除不确定性，才叫“信息”；若增大不确定性，则叫“噪音”。至少，人们期待中的“真相”，也是指能够让人解除不确定，建立确信的东西。可见“后真相时代”的真相观，和法律上所讲的“事实”和“证据”观念更有相通之处。把握真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的站位和自觉。主体站位需要达到一定的高度，不能过偏，也不能过低。只有不过偏过低，才能达到完整的高度，用大局观照亮关键的细节，找到可靠的“真相”。
不妨参考一个小的虚拟案例：某跨国制鞋公司派两个人去非洲某地做市场调查。第一个人去了以后报告说，毫无希望，这儿的人根本不穿鞋！第二个人却报告说，大有希望，这儿的人还没穿上鞋！这两个报告，可以说都是属于“真相时代”的反应。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情景。而两者结论完全相反，则是因为他们的价值判断不同。那么在“后真相时代”怎么看呢？应该是把对象的存在和你的价值取向结合起来。比如今天再到非洲去调查，不要只看见很多人不穿鞋，还要看一看有没有人穿了鞋？特别是那里的社会上层，是不是有很多人穿鞋了？那么，不穿鞋的人穿上了鞋子，是由于什么原因和条件呢？掌握了这些，就能给开辟市场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既不像第一个调查员那样完全绝望，也不像第二个调查员那样盲目乐观。这样才是掌握了所需要的、完整的“真相”。
总之，“后真相”不是“无真相”，而是要求提升主体对真相把握的自觉性。把握真相不可能完全排除主观取向，但要对主观取向保持反思和自觉，着重了解对象性的完整事实，从中寻找到从“实然”通向“应然”的条件和路径。这样，也许才是“后真相时代”所需要的合理、积极、建设性的理解和态度。
价值独断主义的终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贸易战开始，人们就关注一个问题：美国政府为什么那么跟中国过不去？特朗普说的最无理、最得罪中国人的话，就是把中国14亿人奋斗了40年取得的成就，用一个“偷”字就给否定了。这个说法，显然既不符合中国实际，也不符合美国自己所宣扬的“普世价值”观念，但却能在美国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和响应。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从美国历史上可以发现，这是形成已久的“美国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具体贯彻。
这个核心价值观念是什么呢？查考文件可以知道，有关美国精神的原初权威表述中，就已奠定了一个信念：美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美国要领导世界，引导人类。这个地位绝不能被动摇、被侵犯。你看：
1776年1月出版的托马斯·潘恩的《常识》里说：“我们有能力让世界从头来过，新世界的诞生就在你我手中。”就给美国人建立了一种自信，不但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而且认为自己的这一套要通行全世界；
同年8月份签署的《独立宣言》也提到，“美国人有向世界推广这些信念的职责”；
林肯也曾经把美国形容为“地球最后、最好的希望”。
……后来每届总统的就职演说，都不忘记强调一番美国的“特殊”和“伟大”。
从哲学高度看，美国人认为自己很棒，是最优秀的，这一点并不算错。美国历史也有这样自信的资本。但由此得出“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推论，则是陷入了“价值独断主义”的误区。作为哲学上的一种独断主义思维，价值独断主义并不是新鲜的东西。自古以来，价值独断主义被多数宗教信仰和主流意识形态自觉地维护和传播着，使它积累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成为一种‘普世’型的、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思维方式。因此也成为“丛林世代”世界上许多冲突和灾难的思想文化根源。上述的美国这一核心价值观念，即是最鲜明的、甚至有些极端的例证。
要超越价值独断主义的局限，是很不容易的。不仅需要有价值主体性的意识，而且要认同多元主体之间平等的权利和责任。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大转变，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精神特征，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种种传统观念及其思维方式的阻碍。其中如何对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就是一个焦点，很有代表性。
有人问：中国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个共同体是不是得有个“老大”呢？中国是不是想接替美国当世界的老大？美国能容忍吗？其实，“一定要有老大”，本身就属于“丛林世代”的思维习惯。譬如黑社会那样的共同体，当然是一定要有“老大”的。但我们寻求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即一种多元平等、“百花园”式共生共荣的生态体系。谁见过百花园里一定要有“老大花”“老大树”呢？一个不需要有“老大”即霸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诚然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但却是现代人类已经意识到、呼唤着、争取着的合理状态。很多人现在还不能理解和想象这样的共同体，当然也有人根本不愿意构建这样的共同体。因此世界上的舆论很乱。西方有些人停留在“修昔底德陷阱”甚至“黄祸论”之中，散布“中国威胁”论，挑动争霸之战，这些还不难想象；而有一些中国人，则趁机主张“王道天下”之类，实际是从另一方面唱着相同的调子，帮倒忙，这就有些奇怪了。
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振兴中华民族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三个关键词，是很精准，很重要的：
第一个关键词是“不缺席”。在新的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中国要在场，不再缺席，也不容许别人把我们排挤出去。
第二个是“有担当”。中国是一个人数多、块头大的国家，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第一担当；同时，尽可能为人类做贡献，也是应该担当的责任。
第三个是“不争霸”。这更是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都已阐明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
这三个词，一定要当作统一的整体，用新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如果仍然停留在过去那种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以冷战为中心”的心态，肯定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国内外有些宣传言论，天天鼓动中美争霸，无非是挑拨是非、煽风点火，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一定是闭目塞听、不动脑子。
多元主体的权责与民主法治
那么，在多元主体和多元价值之间，怎样实现统一与和谐？在国内和国家治理问题上，就是要靠民主法治。在有多元主体权利和责任之分，并且不能互相替代的情况下，唯有民主法治，才能够缓解价值冲突，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和舆论氛围。
这里集中讲一点：法治和非法治思维之间，在主体定位上的根本区别：
在非法治思维中，有一个“拟神化的一元主体”。即把法治的主体，看作是一个普遍的、像神一样代表一切人、高于一切人的唯一主体。他必须全知、全能、全力、全效。设想这个主体在那里操作和运作，法律和现实所有的立法司法人员，都只是它的工具。
在法治思维中，则是认同“权责到位的多元现实主体”。即承认现实的主体是多元的，而多元之间的界限和联系，都系于权利与责任这个社会纽带。因此，保证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和到位，是法治的实质和灵魂。
法治和非法治两种思维的特点，可以用一个典型情境下的表现加以比较，就是当社会上有一件争议乃至诉讼的事情发生了，那么两种思维将是这样对待的：
非法治的思维，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治和道德主义的思维。思维者理所当然地扮演裁判者，所以一上来就关心谁对谁错，毫不怀疑自己这种“判断主体”的权责之由来和界限，甚至还以自己的主张来要求别人站队。可见非法治思维的特点，是谁都可以宣称自己代表“正义”。
而法治思维，首先要明确：判断对错是谁的权利和责任？这就是权责主体的定位。例如打官司时，是法官说了算；而法庭的任务，也是重在查证谁的、什么样的正当权责被侵犯，造成了什么后果，等等，并且一切都要有客观证据。法治思维很重视程序正义，是因为程序本身面对的往往是当事人的合法权责。经验证明，如果否定了程序正义，不按程序来，那么最终损害的，必然是正义本身。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