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小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辉煌成就的宝贵经验总结，也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新历史交汇点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百年大党再出发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取得百年辉煌成就的密钥
“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良性互动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取得百年辉煌成就的密钥，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
●如何把握“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
首先体现为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结合，就理论层面的结合而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这一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实践层面的结合而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其结合的结晶是探索出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次，“两个结合”中每一个结合的过程，都是双向互动和相互促进的过程，就理论层面的结合而言，马克思主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其具体化和民族化特色；就实践层面的结合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实践，中华大地上的社会主义实践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结合”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双向改造的历史过程，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又指导中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唤发出青春的光彩，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从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永葆生机活力，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结合新的历史时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再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百年辉煌成就。
●实现“两个结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它是开放的体系，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并没有终结真理，而是开辟了不断通向真理的道路。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它在吸收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基础上产生，也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而继续发展。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历经5000年演进，绵延不断，并与时俱进？因其具有吸纳包容异质文明的能力，每当遭遇到由社会危机引发的文明危机，通过文明内部的自我批判、自我改造从而实现文明的更新发展，以及文明形态的近现代转换。
“两个结合”能够实现的重要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在思维范式上具有相似性，二者都具有开放性、辩证性的思维特征。中华文明的这种思维范式使得中华民族能依据时代社会的变迁，不断开放调整文明形态，从而不断变化更新。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改变中国、中国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这就决定了两者之间虽有区别，但共同的思维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深度融合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焕发出极大的活力。比如，中华民族推崇仁爱精神，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崇高道德追求，但如果我们不顾社会形态变革这一事实，把在农耕社会秩序形成的传统仁爱思想照搬到今天，会产生很多实践中的困惑。而马克思主义则依据变迁的社会文明形态，以全球化、市场化社会为基础，以现代法治为保障，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为手段，有效调节人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这种中华文明的传统仁爱实现现代性转化。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无数革命先驱、英雄模范人物秉承“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传统价值观，将生命奉献给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奉献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在实践中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用他们的生命证明了“两个结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使中华文明实现了实质性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在人类文明史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界的面貌，这对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来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在中华文明史上实现了深刻的变革。
1840年鸦片战争后，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国，陷入了西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苦难深渊中。近代中国面临巨大的社会危机和文明危机，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从西方引进近代资产阶级理论，但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历史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要真正发挥这一指导作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时，还必须批判地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合理的思想精华，创造性地转化中华文明，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中国包括中华文明的面貌。
从自发辩证法到自觉辩证法。中国古代思想家从经验事实中观察到矛盾的普遍存在，形成了以阴阳为核心的自发辩证法思想。但是这种辩证法并没有脱离经验形态，没有概括出思维规律，它虽然也能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但难以成为一般性的方法论指导原则。中国人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之后，掌握了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使辩证思维从经验形态上升到理论形态，自觉地运用到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去。
从直观反映论到能动的认识论。中国古代思想家十分重视知行关系。朴素地直观地认识到知必须依赖于行、主观必须符合客观，但是他们把“行”往往局限于个人的道德实践的狭隘范围，而看不到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才是联结主观和客观的真正桥梁。中国人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之后，对基于社会实践的知行统一观有了全面的深刻的理解，特别是用能动的反映论把实践论和唯物史观中的群众观点统一起来，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性贡献。
从“今胜于古”到唯物史观。中国古代思想家有“今胜于古”的历史进化观念，也有革故鼎新的社会变革理论，并且对社会变化的动因和主体力量及发展规律也进行了探讨，已有若干与唯物史观契合的思想因素。但总体上说来，中国传统历史观是非科学的，不可能真正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批判地继承了传统历史观中的积极因素，正确地说明了中国近代社会落后的原因和社会矛盾，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崭新局面。
从民本思想到人民主体地位。“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华文明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发端于商周时代，战国时期的孟子发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宣言，充分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唯物史观之后，对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实现了批判性超越，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特别是民本思想所强调的“贵民”思想，使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奠定在中国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历史传统之上，将民本思想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观点，确立了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至上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使中华文明实现了深刻变革，提升为一个新水平；另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在表现形式上也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及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他在1930年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而教条主义总是脱离具体实际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他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但就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又与从西方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有显著的区别，带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点或特性。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包括中华文明的融合达到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也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的奋斗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两个结合”的探索史，如果没有“两个结合”，便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扎根中国土壤并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摆脱教条主义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和具体特点相结合，以特有的民族形式呈现出来，才能真正地“具体化”和“中国化”。“两个结合”百年来的历史逻辑，符合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把“两个结合”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既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经济体制上的伟大创造，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相互促进，“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得益彰，把社会主义国情的特殊性与市场经济的普遍性辩证统一起来。从“实事求是”“愚公移山”到“小康社会”“以德治国”“和谐社会”，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均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守正创新，打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发展的脉络，也接通了当代中国的地气。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果实，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就是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道路，没有罪恶的资本原始积累、没有残酷的殖民奴役压迫，却建立发展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没有搞多党轮流执政的西式民主，却建立起了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民主制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非西方化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成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既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灵魂，又承载着中华文化独特的民族特色，体现出二者融合的新成果。
重塑文化自信，开创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受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救亡图存，积贫积弱的中国先后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开始了西学东渐的漫长过程。西方文明的传播，极大地改变了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怀疑否定批判的情绪逐渐上升。到五四新文化时期，胡适甚至提出“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这种价值判断导致了“全盘西化论”的基本立场。这种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虚无主义直到今天依然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提出对待传统文化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但实际上存在批判多、继承少的客观事实。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建设滞后，西方文化以其经济和科技的强势地位伴随着市场经济流行起来，导致了文化价值观领域的崇洋媚外现象。文化自信的历史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事实上，让中华文明重新大放光彩、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核心内涵，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自信是比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更根本的自信，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求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的发展在经历了古代的辉煌、近代的衰落，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入了新的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是重塑中华文明自觉自信的时期，是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新时代。
坚持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伴随着中华文明复兴的现代化。近现代以来，在处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相反的两个极端：一是文化民族主义者坚持中华文化优越论，拒斥文化的现代化；二是文化自由主义者强调抛弃传统文化才能走向现代化，主张“全盘西化论”。这两种情况在本质上都是割裂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不但没有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基础和支撑，反而成为它的绊脚石。
综观世界上其他非西方的民族国家，二战后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当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纽带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认同危机，更谈不上民族的凝聚力。近几十年来，拉美一些国家社会秩序的紊乱和动荡，都是传统与现代化分裂的表现。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将这种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传统失落造成的社会不协调状况称为“一种精神分裂症”，患有这种症状的国家将会使自己变得“无所适从”，使民族精神无所归依。反观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和突出优势，中国的现代化奠定在深厚历史根基上。实践证明，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内部寻找到现代化的动力和根源，充分利用自己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实现现代化。中华文明具有包容力和凝聚力，以及自我更新的能力，因而完全有能力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坚持唯物辩证法“扬弃”观，既反对文化虚无主义，也反对文化民族主义。区分精华与糟粕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结合新的实践，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从而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文化的辩证“扬弃”观，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的原则，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对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应该“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科学态度，吸收融会古今中外的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糟粕的坚定批判者与摒弃者。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扬弃原则和方法，扬精弃糟，才能使中华文明焕发生机与活力，才能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和文化旗帜，才能澄清文化虚无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的症结和实质所在，才能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和文化霸权。
综上所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文明优秀成果，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新贡献，同时也使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新的升华。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众多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进行融合创新，使二者的融合实现了实质性的突破，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跃上新的台阶。
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百年大党再出发必须继续坚持“两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探讨中国成功的密钥，探讨“中国奇迹”背后的历史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任何科学的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就是我们不断推进其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 当代中国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所实现的伟大社会变革、所完成的历史性跨越，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新的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条根本经验。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两个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思想，用唯物史观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认清当代世界局势和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根本目的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服务，本质上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那些以采用传统文化的概念所表现的纯粹文化层面的结合，甚至提出“儒化马克思主义”“儒家社会主义”的观点，都是需要警惕的错误倾向。“两个结合”必须要以解决新时代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解决新时代中国与世界面临的风险挑战等一切时代课题上的结合。
继续推进“两个结合”，努力提高解决新时期新问题的本领。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传统文化中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是沉湎于古人的创造，泥古于今，而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自信，是对中华文明延续到今天所唤发出来的新活力的自信，是对汲取古人的智慧创造属于我们时代新辉煌的自信，是对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的自信。
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社会上有两种“异质”观点：一是“异质—互补”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国家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主体文化，二者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文明，是二元并列、并行互补的关系；二是“异质—互斥”说，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非我族类、入主中华的外来文化，认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走了“文化歧出”的路，甚至提出“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极端言论。我们认为，这两种“异质说”都是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二元对立的观点，既不符合百年来二者相结合的历史事实，更无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两者相结合所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对等的外在的结合，而是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通过吸收、改造和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当前，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中华传统文化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有机结合。可以预见，作为人类哲学智慧之最高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同具有悠久历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融合起来，并且不断地从当代社会实践和科学文化的最新发展中获得推动力量，它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不可限量的伟大贡献。
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深刻洞察时代潮流的新变化，始终保持历史主动，在正确处理对外关系中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去观察当代世界与当代中国，善于从必然与偶然的联系中自觉认识机遇，善于运用辩证发展观的方法科学判断机遇，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中及时抓住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大历史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社会主义五百年中来考察，展示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的强大生机和活力，展示当代中国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所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在新时代条件下的结合。
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坚信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必须忠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人民的主动性。要站在人民立场上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坚决破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决破除一切束缚社会文明进步的思想观念，给人民带来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障和改善民生，着眼于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贯彻新发展理念，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提高发展质量，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进。
坚持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推进“两个结合”在新时代的发展，离不开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由此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新的赶考路上容不得有丝毫懈怠,只要我们遵循“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间正道上，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汲取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丰厚滋养，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定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