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开放发展观是新时代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新成果，是历史与时代、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的产物，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之一。习近平开放发展观思想内涵丰富，是与时俱进的活的灵魂，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对于新时代新变化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全党要完整、准确、全面把握，要活学活用，不能生搬硬套，不能教条和死板。当前，中国开放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新的剧变，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全党要贯彻落实习近平开放发展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并举的开放发展新格局，抓住新机遇，化解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新矛盾、新风险、新挑战，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人类共同享有的健康之路，构建开放、合作、民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开放发展观 竞争战胜战略 多边主义 国际政治民主 “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3.011
夏先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开放经济和国际知识产权。主要著作有《知识论——知识产权、知识贸易与经济发展》、《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研究》（合著）、《中国“走出去”方式创新研究》（合著）、《中国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研究》（合著）、《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战略》（合著）等。
习近平开放发展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新成果
习近平开放发展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前几代领导人有关开放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扬的创新成果，是我们党在新阶段、新形势下做出重大国家发展理念创新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开放发展观不是凭空而来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发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包含对开放发展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开放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来源。
马克思、列宁在阐述资本主义经济特殊运动规律时论述了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开放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说：“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1]列宁也强调资本主义世界范围扩张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只有经过一系列的波动才能达到；生产规模越大，它所依靠的消费者范围越广，这些波动也就越厉害。因此很明显，当资产阶级的生产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时，它就不可能局限于本国的范围：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并为自己找寻大量推销产品的国外市场。显然，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国外市场丝毫不违反下述这个规律，即市场不过是商品经济中社会分工的表现，因而它也像分工一样能够无止境地发展；这正如危机丝毫不违反价值规律一样。”[2]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需要开放的世界市场和对外贸易，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也一样。社会主义经济必然是有社会分工的社会化大生产，那么就必然有市场，就需要开放市场，不断开拓国际市场范围。
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一样，不仅需要对外贸易和输出商品，而且需要对外投资和输出资本。马克思说：“如果资本被送往外国，所以会如此，决不是因为它在本国绝对不能使用。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它在外国能够依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3]列宁也得出类似的论断，指出：“自由竞争占完全的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他们只会把资本输到国外去，输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4]可见，资本追逐获取更高利润率必然带有外向性、开放性，资本主义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展同样需要世界市场和开放的世界。因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开放的。
毛泽东是开放、务实的伟人，他的开放发展思想依然是照耀后人前进的光辉灯塔。毛泽东强调：“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5]毛泽东曾说：“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6]他又说：“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7]毛泽东强调：“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8]1958年6月，毛泽东就确立了新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自己，又积极争取外援和发展对外经贸的方针政策，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9]毛泽东坚持以我为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反对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毛泽东强调，“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10]毛泽东开放发展思想是全面的、始终的，不仅在党的理论发展上持开放态度，而且在党和国家经济发展上同样坚持开放发展的思想，从不保守和教条，能够随着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灵活运用。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开放发展理论对后来中国领导人开放发展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的谈话中强调，“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1]邓小平在坚持开放发展政策上继承了毛泽东“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开放发展思想。他指出：“目前，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这一政策已开始有些效果。但是，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12]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的谈话中指出：“为了搞建设，需要实行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这也是正确的。这八年多只是开始起步，虽然已经取得比较明显的成就，但是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现行的方针政策不会有任何变化，开放政策只会更加开放。不但本世纪如此，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后还会如此，以后更是如此。”[13]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期间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闭关自守不行。……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14]邓小平这些开放发展思想对后来中国领导人形成开放发展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习近平开放发展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经济开放发展的长期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化创新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概括近代以来中国走过的曲折的开放发展历程，指出：“与之相对应，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闭关锁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先是在鸦片战争之前隔绝于世界市场和工业化大潮，接着在鸦片战争及以后的数次列强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成为积贫积弱的国家。二是‘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向苏联‘一边倒’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文革’中基本同世界隔绝。三是全方位对外开放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我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15]这句话是对中国同世界关系所经历三个阶段的概括，生动展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艰难历程。
中国开放道路从来都是异常曲折坎坷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一次又一次被外部威胁所封闭，一次又一次被殖民主义者破门而入，导致中国开放发展的道路崎岖不平。清朝实行近二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世界，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受惨败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门被迫打开，失去了国家开放主权，中国经济遭到西方经济的无情摧残和打击。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人民遭受封建专制主义者的剥削和压迫，没有主权的开放则使中国人民遭受封建专制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者共同的剥削和压迫。为了让中国免遭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推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掀起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运动。然而，由于没有始终如一坚持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先进的无产阶级领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人民一次次不屈抗争运动都惨遭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制度，但未能实质上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国家地位和人民的悲惨命运。蒋介石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殖民、剥削和掠夺行径采取漠视、绥靖政策，其为了巩固独裁统治甚至直接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煎熬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中国革命有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长达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击退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新中国成立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专制统治，让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结束了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彻底废除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从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争取了独立、自主的开放发展主权，从此长期遭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面前终于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开放与国家外交外事事业发展紧密相连。随着社会主义革命顺利完成，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转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开放发展方针，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政治孤立排挤和军事威胁，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修正主义，逐步拓展了新中国外交和对外经贸发展的国际空间。1949年10月3日，新中国首先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1955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开启了中国与广大亚洲、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高潮。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为开拓外交空间奠定了基础。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达成了《中美联合公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中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一时期的外交外事发展不仅为国家争取了和平发展环境，维护了国家安全和主权，而且为国家对外经贸发展创造了条件，增进了国家国际活动空间，维护了开展国际贸易和引进技术的广泛利益，为我国建立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出了贡献，也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导下，拨乱反正，把党的工作重心重新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卓越的政治胆识、理论创造力和大无畏革命精神不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形成、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推进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入发展，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发展水平，逐步形成全面对外开放发展新格局，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改革开放40多年里，中国走过了崎岖曲折的开放发展道路。中国开放发展道路不仅需要我们自己打开大门，也需要世界其他国家打开大门。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新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霸权主义者并不乐意打开大门迎接我们，时常拒绝我们、孤立我们、歧视我们，时常关起门来，甚至卡住我们的脖子。中国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地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了长期谈判。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终于成功加入WTO，开启了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和开放发展的新征程。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逐步建立了经济特区、沿海沿边开放城市、关税保护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形成了不同区域开放经济区、开放经济城市和开放经济带，建设了不同功能的高科技产业园区、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不断修改和减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逐步提高开放发展水平，形成全面开放发展新格局。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非盟、拉共体及许多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合作关系，签署了20个自由贸易协定及优惠贸易安排，涉及30个国家和地区，并正在推进RCEP协议生效。中国先后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博鳌亚洲论坛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参与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重要多边会晤，发出中国声音，与世界对话。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只有在开放中才能展现出巨大的优越性，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只有在开放发展中才能取得伟大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既能够从开放发展中受益，又会在开放发展中对世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获得开放发展机会进行了持久不屈的艰苦斗争，迎来了独立、自主、开放的国家发展新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四十余年改革开放才形成了中国全面开放发展的新格局。开放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艰难斗争中探索出来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开放发展观不只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开放发展历程的简单描摹，而是对整个近代史乃至全部中国开放发展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和历史规律的科学概括，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汲取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大思想家以及当代中外学者开放思想的有益成分，并将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客观需要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开放发展观。习近平开放发展观是历史与时代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
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习近平开放发展观的丰富思想内涵
习近平坚持社会主义开放发展的科学理念。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开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开放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发展道路，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他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只靠本民族的力量。只有处于开放交流之中，经常与外界保持经济文化的吐纳关系，才能得到发展，这是历史的规律。”[16]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发展的规律表现得尤为明显。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主席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指出，“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17]2013年4月8日，习近平主席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中国的大门将继续对各国投资者开放，希望外国的大门也对中国投资者进一步敞开。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愿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同有关国家的经贸分歧，积极推动建立均衡、共赢、关注发展的多边经贸体制”。[18]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要“不断探索实践，提高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自觉性和能力，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19]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20]由此可见，开放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科学发展道路。
习近平开放发展观突出开放、合作、包容精神，达到互利共赢和共同开放发展目标。习近平开放发展观是一种坚持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通过合作、开放实现共同发展的观念。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指出，“我们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21]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阐述了中国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指出：“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我们期待时间能够消除各种偏见和误解，也期待外界能够更多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真正认识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22]2014年5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召开的外国专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指出“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23]
2015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演讲中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全面推进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体系，努力为亚洲和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空间。……我们希望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合作，实现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共同打造开放合作平台，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24]2015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同奥巴马总统会晤时表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都是开放、透明、包容的，有利于有关国家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减少贫困，欢迎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积极参与。”[25]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第七十届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26]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指出，“坚持开放发展，就是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27]
2018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拓展友好合作，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让世界更加和平安宁，让人类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中国坚持走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之路，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28]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深入阐述了开放合作的重大发展意义，他指出：“回顾历史，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立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为了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各国都应该拿出更大勇气，积极推动开放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人类社会要持续进步，各国就应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29]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各国合作开放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国际认同：“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同有关各方多次深入交换意见。我高兴地看到，这一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欢迎和认同，并被写进了联合国重要文件。我希望，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30]习近平主席一直为形成开放、合作、包容和互惠的世界经济体系和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奔走呼吁，竭力推动。我们需要继续学习和秉持习近平开放、合作、包容和互利共赢的开放发展观。
习近平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国际和区域经济合作。习近平主席把共建“一带一路”作为推动国际和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国开放发展战略举措。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他指出，“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31]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表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愿通过扩大同东盟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同东盟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32]习近平主席倡议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大国家开放发展战略。
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表示：“我们将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33]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统筹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资源，利用好比较优势，找准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要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空间，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34]习近平总书记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架起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把共建“一带一路”作为推动中国与地区开放、合作的战略措施，体现出习近平开放发展观具有高度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习近平坚持以中国自身发展实际需要决定开放步骤的发展观。习近平坚持“以我为主、对我有利”的自觉、自主开放思想，坚持积极主动和符合自我需要的开放发展理念。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35]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表示，“我们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36]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公报指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37]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深化人文交流，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38]2015年11月2日，习近平主席会见基辛格等中美“二轨”高层、对话美方代表时表示，“‘十三五’期间，中国将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开放发展，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39]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为我国创造了良好国际环境、开拓了广阔发展空间。”[40]习近平开放发展观展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主体地位和主体精神。中国是一个具有完整独立自主主权的大国，中国开放不必迎合任何国家、组织或集团利益的需要，中国开放脚步是由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和开放利益所决定的。
习近平开放发展观要求把握好开放发展与安全发展的关系。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多个国际场合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的道路。2013年4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海南博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41]2015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时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今后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外国企业今后在华投资兴业，将会有更为开放、宽松、透明的环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战略选择，是我们基于对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所得出的结论。同时，我们要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42]
201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做点压力测试，把各方面可能发生的风险控制好，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43]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从4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开放发展所面临的风险挑战，指出“我们现在搞开放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同以往有很大不同，总体上有利因素更多，但风险挑战不容忽视，而且都是更深层次的风险挑战”；并进一步强调“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44]2020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国际社会正在经历多边和单边、开放和封闭、合作和对抗的重大考验。……我们要遵循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有效应对各类威胁和挑战，营造良好地区安全环境。……我们要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发展战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合作倡议深入对接，加强互联互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畅通区域经济循环。”[45]习近平开放安全观是基于世界政治经济正融为一体，利益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事实而得出的。正是由于世界各国已经形成利益攸关的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各国更需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原则，秉持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开放安全的理念，要相互尊重，互利合作，不搞对抗，更不要寻衅滋事，借口挑起冲突。
习近平开放发展观是新发展理念的关键发展观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新阶段、新形势下集体作出的重大国家发展理念创新的核心成果之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开放发展观思想内涵丰富，它来自于广阔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总结，又广泛应用于指导不同的开放发展场景，并且是得到中国实践和时间检验的科学成果。习近平开放发展观不仅是对过去开放发展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而且会随着中国所面临国际国内环境新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对于新时代新变化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它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是活的灵魂，精神内涵丰富多彩。我们要深入学习，完整把握和理解，掌握习近平开放发展观活的灵魂，要活学活用，不能生搬硬套，不能教条和死板。
贯彻落实习近平开放发展观 化解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中国开放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新的剧变。1.美国对华所谓的竞争关系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过去美国历届政府一直希望在与中国接触中逐步改变中国国家性质和发展道路，而中国政府希望建立的是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后来，美国认为其在与中国接触中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国家性质，而且发动类似在世界各地策划的“颜色革命”对中国不起作用，非常失望。美国自特朗普执政开始逐步改变了对华外交战略，从过去接触改变战略、遏制改变战略转向竞争战胜战略，带有浓厚的冷战味道。拜登政府上台后，于2021年3月12日召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领导人视频会议，他们发现在遏制中国发展上具有共同利益，四国认为已经形成重塑印太地区现行力量平衡、迫使中国改变现行发展战略，能够提供新的小集团多边伙伴关系，构建新地缘政治格局。拜登政府已经把印太四国对话机制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法宝。2021年3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明确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对抗，但必然会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在他的任期内，中国不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领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把中美关系界定为“竞争-合作-对抗”的一体三面，强调在应竞争方面竞争，在可合作方面合作，在必须对抗方面对抗。美国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曾说，对华接触时代业已结束，现在更强调竞争与对抗。可以说，世界大国关系已经陷入竞争、冷战的摩擦时代。
特朗普及其继任者拜登都是美国资本利益或国家利益的代言人。特朗普与拜登采取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自我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策略是其本能。美国资本希望在全球化中获利，但美国政府和民众不希望、不欢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因为这会使其让出更多市场，并出现更多失业人口，美国财政收入将不断减少，因为更大规模的资本进入国际市场获利而避税，就业机会流入外国。这就出现了资本利益与政府、民众利益之间的矛盾。美国资本在全球市场上拥有巨大利益，它不会放弃，也不能放弃全球化，而龟缩在美国国内，将逐步失去国际竞争力和活力，所以美国资本谋求全球利益的本性不会改变。美国资本在国内受到较高政府税收和较高雇员工资及福利的压力，利益渐薄，其国内利益规模远比全球利益规模小。因此，美国资本会持续对抗美国政府及民众压力，力争最大程度的全球化自由。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民众无论如何挤压，资本都要服从资本利益最大化原则。美国政府为资本服务是最大的政治。美国资本希望美国政府实行保护主义，既为国内制造垄断的、无强大竞争对手的市场环境，使美国资本在国内获得较高利润率，又能让美国资本在全球开拓市场，为资本创造最有利环境。
美国政府既要满足资本要求，又要迎合选民要求。美国资本具有世界上最强的竞争力，但不是在所有领域和环节都具有最强竞争力。美国企业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使用劳动力密集的环节上不具有较强竞争力，因为这些产业及环节对劳动力依赖程度高，美国劳动力成本高、资本投资利润率较低，资本不愿意投资和保留这些产业及环节，美国资本只愿意投资和经营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核心产业及环节，而把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及非核心环节转移到世界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美国资本在国内和全球始终都追逐并能够获得最高利润率，美国资本聚敛财富的能力全球顶尖，但能够从这些财富中分享到利益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美国人主要依靠劳动工资收入，这些劳动人民收入则取决于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美国政府面对资本与劳工之间尖锐的利益冲突时非常错乱和分裂。美国的社会分裂，在政党政治分裂与对抗方面表现为资本及其商会分裂，不同族群劳工分裂。对此，美国总统拜登多次说：“中国人正在吃掉我们的午餐”；“在2035年之前，中国将拥有美国”。拜登政府总拿中国作为医治美国病的救心丸。但这种药方有效吗？
特朗普比较务实，重实利。拜登比较务虚，求虚名。他们在谋求打败中国而长久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肤浅战略认识上都是一丘之貉，没有本质差别，差别在于拜登比特朗普更理性。但拜登的理性非常有限。他们的理性都是建立在与中国战略竞争或博弈中能够打败中国的假设前提下的短视，没有长远眼光。美国是一个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社会，是资产阶级冒险的乐园，充斥着敢于冒险的赌徒。当然，拜登政府内有许多比他更具有资产阶级冒险精神的政治家，未必不敢绑架美国政府做出非理性的冒险举动，去试探中国底线。美国在国势衰退情形下搞多边主义、全球化和重回开放政策，将使美国产业、贸易、科技、财政、金融遭受重创，美国将加快经济衰退速度，一系列就业与社会问题将接踵而至。美国重回多边主义、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时代已经力不从心，时过境迁，不合时宜了。无论谁上台，出台什么花样政策，美国重振已经不大可能。
美国一贯以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方式，到处搞丛林法则，推行“美国第一”等一系列“贸易扭曲政策”，企图遏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展。不过这种“贼喊捉贼”方式只能骗得了世界或西方人民一时，但骗不了一世。美国到处制裁别国，到处打棍子、使绊子，不仅以邻为壑，搞保护主义，而且依靠国际政治霸权、金融霸权、科技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等霸权主义手法，“吃拿卡要”，掠夺全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财富。拜登提出6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刺激美国基础设施、社会安全网、科技创新、气候变化等领域建设。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大肆印刷美元，以美元纸张换取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创造的大量财富，以美债、美元投资、美元货币宽松政策把美元输送到世界各地，使世界人民手中的美元贬值，把美国滥发货币的通货膨胀输送到世界各地，扰乱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把世界人民创造的财富转移到美国。这种依靠霸权主义进行“强买强卖”、抢劫世界人民财富的行径，把当今国际经济秩序扭曲到无以复加的不合理程度。
美国的多边主义是以奉行霸权主义为前提的，是有条件的，是搞小集团的多边主义。拜登政府重回多边主义并非为了回到过去的多边开放体制，仅仅为了拉拢盟友，想借力打压中国，在集体围猎中制住中国而取得胜利。这是他们的围猎梦想蓝图，也是美国当前外交战略假设的基础。拜登的多边主义是虚假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才是美国的真实想法。拜登多边主义的局限性还在于其只对盟友奉行多边主义，也就是西方集团主义，对中国等竞争对手则不讲多边主义。拜登政府对华合作也只是局部合作，其外交战略仍是战略竞争，企望实现打败中国的梦想。美国正通过一系列涉台涉港涉疆法案，无端制造事端，企图搞乱中国。美国所谓竞争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必须战胜对手的那种“你死我活”的竞争，是以冷战思维搞对抗，而不是真正合理的、公平的竞争。由此可见，美国所谓战略竞争实质就是美国人所熟悉的冷战。
2020年5月7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Kevin McCarthy）宣布成立共和党“中国特别工作小组（China Task Force）”，以应对“中国对美国各个层面的挑战”，负责协调涉及中国议题的立法策略，交流包括设定优先事项、汇集信息、协调方法和设计策略等有关中国政策的意见，以协助法案真正成为法律，全力攻击中国，重启麦卡锡主义，将美国特朗普政府防疫不力责任甩锅中国，让中国对美国疫情负责，为特朗普政府开脱。
2021年4月8日，美国参议院发起了《2021战略竞争法》（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立法，4月14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商讨表决通过了《2021战略竞争法》，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战略竞争”的政策，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科学技术层面开展全面竞争，以保护和促进美国“重要利益和价值观”。这项法案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肆意曲解、诬蔑抹黑中国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外交。
2021年4月21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提出《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旨在对中国的技术交流和产业合作设置更多障碍，增大中国技术进步阻力，将全球人才聚集到美国，在未来5年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提供额外1000亿美元，建立一整套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知识产权激励与保护政策，达到推动美国科技发展和维护美国科技霸权目标。2021年5月27日，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了《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这项法案是对《无尽前沿法案》的增强和修正，是一项包含《芯片和ORAN 5G紧急拨款》《无尽前沿法案》《2021战略竞争法案》《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相关条款》《2021迎接中国挑战法案》等多项法案的整合法案，是一揽子制华法案集合。美国正以外交、情报、国际舆论、立法、行政全面开启系统性反华、遏华和制华行动，推进对华科技“脱钩”，期望遏制中国科技进步的脚步。2021年5月底，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吉姆·里奇、马可·卢比奥、鲍勃·梅内德斯和本·卡丁（ Jim Risch, Marco Rubio, Bob Menendez and Ben Cardin）提出了审查中国向美国大学捐赠与合同的国家安全法案，旨在增强美国相对中国的科技、教育竞争力，要求联邦政府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来自中国的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捐赠与合同。美国正一步步从对华竞争到“脱钩”，甚至有可能走向新冷战。
2021年5月26日，美国总统拜登重新炒作新冠病毒溯源，把矛头直指中国，进行对抗和掀起冷战的味道浓厚，他说：“我现在要求情报部门加倍努力，收集和分析能够使我们更接近最终结论的信息，并在90天内向我报告。”两天后，美国众议院提出两项法案：第一项是由五名民主党和五名共和党议员提出的《美国制造紧急事件准备法案》（Made in America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ct），旨在调查和解决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调查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疫情应对措施，并确定今后应采取的预防措施，强调应对国家紧急情况所需的医疗产品、防护设备、药品、应急设备和所有其他关键物品和材料必须在国内生产和制造；第二项是由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和康纳·兰姆（Brian Fitzpatrick and Conor Lamb）提出的《永不再发生的国际疫情预防法案》（Never Again International Outbreak Prevention Act），呼吁允许新型冠状病毒受害者家属起诉中国，剥夺中国和任何其他“在疫情上故意误导国际社会”的国家的主权豁免权。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对新冠病毒由实验室泄露持开放思维，而且英美联合寻求世界卫生组织就新冠病毒源头对中国进行再调查。美英已经把新冠病毒源头栽赃中国当作一张国际政治牌打起来，将对中国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由此可见，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巨变。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中美经济关系既不会是全面开放与合作的建设性关系，也不会是完全脱钩的、没有经济技术联系的冷战关系，而是部分脱钩、部分合作的半脱钩半合作关系。美国仍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而且是具有很强金融、科技、教育、文化和军事霸权的强国。中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恶化改变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当前和今后无论对美经贸合作，还是对西方其他国家经贸合作及对非西方国家经济合作，都面临美国不合作和战略竞争导致的显著风险。
2.中国产品、技术、服务和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已经与西方国家形成竞争和挤出关系。人世间的大多数矛盾皆由利生。中国与少数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与外交矛盾也出自双方国际利益存在重叠、竞争和挤出关系。以前中国经济贸易水平较低，与西方经济互补性强，几乎没有国际利益重叠和冲突，而且中国从西方引进大量先进技术设备，进口大量服务和消费品，中国市场对西方出口和资本输出都具有重要利用价值。2010年之前一直如此。自2010年起，中国产业经济在入世后经历多年快速增长并趋于成熟，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出现销售困难和饱和，逐渐出现一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迫使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政府出台许多政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将“三高一资”等低端低档产业转换成国际产业链条的中高端产业，淘汰落后产能，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到位，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和创新型产业，尤其在电子商务、科技金融、数字经济等领域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因此，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大量产品、服务、技术和资本开始与西方国家同行出现市场重叠和正面竞争关系。2019年中国货物出口占世界份额超过美国，仅次于西欧，但中国出口份额趋于增长，而西欧趋于缓慢减少（见表1）。同时，中国货物进口份额在2020年快速增长，而美国和西欧进口份额仅小幅增长。在近四十年中，中国货物进口份额增幅显著，美国货物进口份额几乎没有变化，而西欧进口份额呈现略有减少的趋势。表1中的数据显示了两点结论：中国货物贸易所占份额持续增长，欧美所占份额略有减少。中国一些产品、技术、服务开始与西方国家同行直接面对面竞争，出现少数西方同行被挤出的现象，它们会调整到更赚钱的领域里。在直接投资存量方面，中国双向投资流动都有较大的份额增长趋势，但份额相对较低；美国和西欧的直接投资流动存量份额都很高，投资流出与流入存量份额稳定性较差，变动性较大。在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对美国、西欧的资本还没有明显的替代关系。
中国的对外贸易开放发展较为成熟，开放发展水平较高，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开放发展落后，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的短板。现在中国对外开放的结构存在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中国已经较早意识到对外开放的结构失衡问题。自2008年开始，中美进行了数十轮投资协定谈判，最终因特朗普上台后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搁置。2013年中欧启动投资协定谈判，历经7年35轮谈判，最终在2020年年底达成协议，双方领导人出席并签署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后来因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对欧盟进行拉拢，加上欧盟自身政治混乱，这一协定再度搁浅。这对于中国希望扩大对美、对欧盟投资的资本走出去发展不利，限制了我们走出去的步伐，影响了中国推动中欧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
近年来，国际市场份额变化彰显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力量。拜登说，中国吃了美国的午餐。这话有一定的事实成分，也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他的错误在于那份午餐根本就不是美国的，本该属于中国的午餐却被美国等西方列强吃了很多年，还想吃霸王餐，不还给中国。然而，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天生拥有全球发展权，有权参与竞争。这是涉及中国人权、主权的国际利益所在，任何国家或组织都无权剥夺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近五分之一，但是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占全球比重与人口占世界比重的差距很大，中国仍需要加倍努力，争取达到世界人口占比的平均水平。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利益矛盾加深，引起西方国家联合围堵中国，给中国带来挑战和竞争风险。当然，西方企业不愿意面对中国作为后来者的竞争，它们更乐意独占市场，获取全部高额垄断利润。面对中国日益快速的发展和成长，西方国家以其狭隘的眼界和出于本能地强烈的利益动机抱团取暖，试图共同打压中国的发展势头和发展利益，从而维护和扩大西方国家自己的利益版图。所以，西方各国正在运用最先进的外交算法，算计各种外交博弈格局下的利益得失，合纵连横，进行国际组合和结盟，试图联合挤压中国国际利益和国际发展空间，从政治、外交、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安全等各方面排挤和边缘化中国。中国领土主权安全、部分经济安全与国际发展利益正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威胁。这种丛林法则体现了西方国家的文化劣根性。西方媒体长期对中国进行歪曲事实的虚假报道，极力抹黑中国形象，对中国进行诬蔑、造谣和中伤，把中国在全球人民脑海中的形象变成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对别国构成威胁的国家、侵犯人权的国家、会给别国带来债务的国家，等等。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存在严重偏差。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所有反华的西方媒体、投靠西方的反华人员的虚假宣传“功不可没”。西方媒体反华、仇华的舆论和西方政客抱着冷战思维不放，并利用攻击中国捞取政治资本，严重破坏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国际形象和国际环境。
3.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剧了中国外经贸开放发展面临的风险。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流行，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格局。2021年春季以来又重新在印度、日本、中国台湾及东南亚等亚洲多国和地区肆虐。如今，新冠病毒经过多次变种，增强了传播感染力，提高了被感染者的致死率，目前人类能够有效抵抗这种病毒传播的手段主要是接种疫苗，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还没有开发出来。未来，全球面对疫情将成为常态。全球疫情加重和常态化改变了全球经济结构的面貌，并正在改变全球分工关系、经济关系和国际格局。由于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在一些亚洲国家或地区大幅增加，许多亚洲国家或地区重新封锁经济，或停产停工，或停航和关停边界口岸。亚洲几大制造业中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包括芯片在内的中间品供应短缺，导致部分汽车、电脑、手机等设备厂商停工停产，产能不能充分释放和扩张。这对全球经济恢复十分不利。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全球分工结构和产业链、供应链关系。各国都希望本国经济更加独立，更加不依赖于其他国家，期望减轻疫情和危机带来的冲击。疫情使许多国家更加排外，更加自顾和独立。尤其西方国家在疫情冲击下社会撕裂、经济下滑严重，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国际需求减弱。由于美国、巴西、印度、日本疫情防控不力，致使疫情严重恶化，造成就业恢复迟缓，消费者支出低迷。美国不仅大规模囤积西方制造的疫苗，而且禁止疫苗生产材料出口，造成许多国家疫苗生产受阻。这种无比自私的出口控制政策加剧全球疫苗生产和供应短缺，加重了疫情对全人类的洗劫。
疫情使得经济危机加速到来。美国拜登政府已经采取多种财政、金融扩张刺激经济的政策。拜登为遏制由流行病引发的经济放缓而提出的1.9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可能会让美国的通胀水平达到多年未见的程度。大规模美元量化宽松引起的流动性过剩和严重通货膨胀将向全球市场扩散，扰乱全球金融市场。由于原材料、中间品价格上涨，加上美国大规模印钞和发行美元债券，大量美元流入股市推动股价上扬，证券市场进入最后的疯狂，进一步推动美国商品、服务、资产价格飞涨，加快了通货膨胀飙升速度。美国财长耶伦表示，高通胀将会持续到2021年年底。笔者预计，2021年年底前美联储可能被迫比预期中更早加息。这将使虚胖的美国经济快速陷入危机。一旦美国这轮危机爆发，将是持续的、长期的崩溃坠落，将对全球经济造成致命打击。
中国开放发展正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和可能即将来临的严重危机的不利局面。全球疫情袭击引起潜在的危机爆发与萧条环境，对各国经贸发展来说都是难题。在美国霸权打击下，中国开放发展的情况更难。疫情考验了各方对国际利益损益的敏感神经，暴露了一些国家社会治理的弱点和经济恢复的难点，增加了中国扩大外经贸开放发展受到各国疫情影响、政府治理干预等不确定性带来的潜在风险。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局部断裂将对中国的产业正常生产和出口产生一定影响。疫情使得国际航空运输、国际旅行和服务业务受到严重限制。这对于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投资活动也会带来压力。疫情的持续很可能会让一些西方国家政府采取极端排华、反华措施。美国正加紧搞反华、排华活动，激发了严重的民粹主义，很可能会陷入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窠臼。一旦全球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中国对外经济活动将面临最恶劣的国际环境。这种经济局面对中国外贸、外资、外汇、外债都会造成不利影响。
从以上几点形势和环境变化来看，当前中国面向全球的开放发展环境和形势不同于以往，已经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引进来、走出去在深度、广度、节奏上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46]这些国际环境与形势剧变既是深刻的，又是客观现实的，中国单方面是无法改变的，也是无法逃避的，必须直面的。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开放发展新格局。1.贯彻落实习近平开放发展观，构建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并举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阶段、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国内国际新形势、新环境和应对新挑战需要而提出的开放发展观新思想新论断新成果。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开放发展观的精神内涵，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开放发展观思想，化解当前中国面临的开放发展挑战。习近平开放发展观总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它会时刻随着形势、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是指导解决中国当前面临实际问题的活的灵魂，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
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他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三者紧密关联。……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47]中国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条件和空间也发生了变化，这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格局和发展方式也要相应有新的变化。中国必须适应新环境、新形势，迎接新挑战，把握新阶段、新机遇，贯彻落实习近平开放发展观，调整开放发展思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开放发展新格局。
面对外部的国际环境和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外经贸发展挑战，中国要做好两手准备。第一，要立足自主，依靠自身资源、自我能力发展和布局完整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形成独立的、可控的产业能力。中国遭受美国及少数西方国家贸易制裁、技术禁运和地缘政治排挤最为严重。中国开放发展环境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恶化。美国正把国际债务和通货膨胀转嫁给世界人民和世界各国，中国将遭受美国最强的债务和通货膨胀转嫁的影响。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着美国庞大债务引发的全球性通货膨胀环境。中国开放发展的全球环境已经遭到美国深度毒化和破坏。在拜登经济学失败后引起巨大金融泡沫和超级通货膨胀，引爆全球债务危机、股市崩溃和经济危机的叠加海啸中，中国对外经贸和开放发展将面临更加恶劣和严酷的国际环境。这个海啸来袭的时间不会太远。这对中国依靠进出口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冲击会非常强烈。中国企业要远离美国这样的潜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心，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更多布局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就必须做好应对策略，重点稳住国内市场，做大中国经济规模，规避国际危机传导效应，减轻全球经济危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要遵循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既要持续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又要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48]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时，中国要从两个方面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和阻点。一方面要全面放开商品、服务、资金、人才、技术、土地等要素，实行高水平对内开放，让这些商品、服务以及各类要素资源充分流动和流通起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充分利用和发挥好国内资源要素效益，做到要素资源充分就业。各地政府不要画地为牢，而要为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循环的形成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政府应进一步放开和放宽管理体制、规则、规范要求、标准等制度、法规，给予各种商品、服务及要素流通更大的自由度，给各类经济资源和要素主体更大自主权，把更多自律规范放给社会或市场主体，让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好的服务与监管作用。政府还应深入开展“放管服”改革，减少权力运行对经济的摩擦力，消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循环不能完全像过去那样进行全球化布局、大开大合，需要调整开放发展格局，将国内国际两种循环结合起来，以国内循环为主，重视建设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把核心和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把握开放发展机遇。
第二，要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合作，从开放发展中规避风险、转移风险和抵抗风险，确保自己在开放发展中增强全球产业链控制能力。目前，中国在2021年拥有高增长的外贸是特殊时期、特定环境下发生的。这种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必须做好应对危机来袭时国际市场需求消失的准备。现在，各国在全球贸易与投资迎来高通胀、高金融风险时做“击鼓传花”式的活动，就看谁能躲过成本上涨损失和危机风险，谁会最后承受通胀和危机的损失。中国要在开放发展中规避、转移和抵抗这些国际风险，就必须把开放发展作为塑造我国竞争新优势、提升国内循环效率及水平、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内生能力，促进产业升级和增强产业链影响力、控制力的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要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增强我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竞争力，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49]中国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合作是以发展和增强自身为目标。在新阶段，中国对外开放要服务于对内开放和国内经济发展，服务于增强自我国际竞争力和产业链控制力，要形成以对内开放为主、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让对外开放服务于对内开放的新开放发展格局。中国要适应新环境、新形势和新挑战要求，加快构建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循环互济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面开放发展新格局。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需要掌握无可替代的核心技术，这是控制产业链和提高合作共赢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时指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聚焦气候变化、人类健康等问题，加强同各国科研人员的联合研发。”[50]习近平开放发展观既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又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他的开放发展观是两点论，强调两手抓。我们要把开放看作解决一切短板、规避一切风险、应对一切挑战的有效手段。中国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既要进行自主创新，又要广泛地与国内国际同行进行科技创新合作，包括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技术中介及服务机构开展合作，实现资源和优势互补。在绿色、低碳、节能、循环、新能源、人工智能以及太空经济等领域，要扩大开放力度，吸引外资并鼓励中国资本在全球投资这些行业。
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日益白热化，美国试图以技术优势卡住中国发展的脖子，在技术价值链、供应链上以知识产权排他性作为一张竞争王牌。这张牌正在发挥作用，给中国发展增加了障碍和开放发展风险。中国应当如何破解这个局？对于美国试图从供应链、技术源头上提高美国技术垄断优势、实行长臂管辖权，我们要有自主创新战略定力和能力，要把美国制裁和“卡脖子”看作我们加快自主创新的推动力。美国这种威胁很可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使其在供应链中被边缘化。这对我们未必不是好事。反全球化、切断供应链、转移或改变现有供应链关系、推动海外投资产业回归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行为，也违背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这种行为是不可能使其如愿的，美国没有发展到能够一手遮天的地步。美国滥用和延伸知识产权，已经成为技术霸权的可耻范例。例如，我国企业已经购买了他们的技术使用权却没有使用自主权，这相当于我们花了钱却没有买到相应的技术使用权限。这完全颠覆了市场经济原则和道德常识。美国有权不卖技术产品给消费者或用户，但用户已经购买了技术产品，用于生产应用就应当拥有了产权，美国就应该没有控制权了，美国继续延伸知识产权就是对知识产权的滥用。我们应坚决反对滥用知识产权，反对技术霸权和知识产权霸权主义。
2.贯彻落实习近平开放发展观，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人类共同的健康之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深刻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抗击和战胜疫情是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保护人民健康安全的根本任务和前提条件。中国要把当前合作抗疫与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结合起来，推动形成中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开放发展新体系。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中国以“一带一路”开放、合作、包容和互助精神，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共同奋力抗击疫情，在中国率先控制疫情的情况下积极向世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为全球抗疫提供资金、技术、物质和各类人员，为世界共同抗疫和经济恢复提供国际论坛等公共产品。中国为世界抗疫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正在阻止这场疫情对人类造成更大灾难，避免世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更多损失。这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世界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2020年6月18日，习近平主席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指出“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人类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恢复经济，都要走团结合作之路，都应坚持多边主义。促进互联互通、坚持开放包容，是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还强调“我们愿同合作伙伴一道，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51]任何国家在蔓延全球的疫情面前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各国只有通过合作抗疫，构筑健康之路，才能共同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在全球合作抗疫中一直高举“一带一路”精神，即使在本国疫情仍然严峻的形势下仍克服困难向世界许多疫情严重国家派出卫生防疫专家组，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向许多国家宣传介绍中国防疫抗疫经验，向许多国家捐赠和出口防疫必需的医疗物资及设备，向世界卫生组织及一些落后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抗疫资金援助，鼓励疫苗生产企业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2021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健康峰会上发表题为《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在产能有限、自身需求巨大的情况下，中国履行承诺，向80多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向43个国家出口疫苗。中国已为受疫情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抗疫以及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20亿美元援助，向150多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物资援助，为全球供应了2800多亿只口罩、34亿多件防护服、40多亿份检测试剂盒。”为继续支持全球团结抗疫，他宣布：“中国将在未来3年内再提供3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已向全球供应3亿剂疫苗，将尽己所能对外提供更多疫苗。中国支持本国疫苗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开展合作生产。中国已宣布支持新冠肺炎疫苗知识产权豁免。”[52]可见，中国抗疫“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真诚无私的，是展现和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伟大实践。
奋力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特别是当前推动国际抗疫合作，促进贸易、投资、技术、人才双向有序流动，是中国全面推进开放发展的关键战略。它是突破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国际空间进行挤压的有效措施。它有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伙伴国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双方互利共赢，增加各方就业和国民收入，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提高各国人民生活水平。针对当前国际合作抗疫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呼吁中国科技创新要面向世界开展开放创新，他指出：“科技成果应该造福全人类，而不应该成为限制、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同各国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促进互惠共享”；[53]又提出“我们扩大科技领域开放合作，积极参与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努力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要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让中国科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54]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必将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克服我们面临的任何困难，突破和化解我们遇到的任何挑战风险。中国以合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对外贸易、投资增长，不仅不会损害自身利益，而且向合作伙伴提供巨大的发展利益。不合作只会损害其自身利益，无损于中国。这种战略是所向无敌的。我们需要从战略高度引导世界各国携手努力，切实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人类共同的合作之路、健康之路、恢复之路和增长之路。
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项目上，中国一如既往地坚持互利共赢开放发展战略，以技术输出带动资本输出，以投资项目带动设备、中间品、服务和人员劳务输出，以投资和贸易活动提高中国技术及产品国际形象，带动中国消费品输出；同时，中国需要大规模进口国内生产和建设需要的矿产资源，进口中国消费者喜爱的外国消费品，引进、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文化成果，开辟中国国际合作和开放发展新格局。中国要坚持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战略，促进对外投资合作增长，不走过去一贯实行的促进对外贸易扩张的老路，也就是说，中国应逐步退出过去刺激出口的退税、低估本币汇率和低成本补贴政策。中国要逐步取消补贴、取消低估币值、取消过高的退税政策，不再限制人民币升值，降低境外经营所得税，便利资本双向流动，塑造开放发展新格局。
3.贯彻落实习近平开放发展观，构建开放、合作、民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多边主义、民主主义与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根本对立。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本性展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基因带有扩张、征服、种族灭绝、殖民的本性。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坚持单边主义、封闭主义、保护主义和独占主义，暴露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垄断或独占利益的一贯本性。这种人类劣根性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开放原则格格不入。国家开放发展如同人的自由呼吸，一刻也不能缺少。没有开放，就会危及国家发展和生命安全。因此，中国要坚决维护开放发展的国际权益，坚决反对单边主义、集团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拉帮结派、搞集团联盟和分裂世界等冷战做派，倡导和支持多边主义、开放主义和民主主义，破除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当道的不合理旧秩序，逐步营造一个开放、合作、民主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民主化，弘扬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
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上长期遭受着大量的不公平待遇，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损失。近年来，中国仍遭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政治经济压迫，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贸易的经济利益受到不公平遏制。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中始终积极倡导、推动国际政治民主，推动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形成开放、包容、公平和民主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13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指出：“不管国际格局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平等民主、兼容并蓄，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文明多样性，做到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55]此后，习近平主席多次重申这一国际政治民主协商思想。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指出：“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56]习近平主席强调，多边主义本质要义就是国际事务民主协商，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搞“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和“伪多边主义”，搞封闭的小集团、小圈子的多边主义，和以“多边主义”为借口把个别或少数国家意志强加给国际社会的各种假多边主义错误行为所作的纠正。中国多边主义外交思想就是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国际事务协商合作，不搞冲突与对抗；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的小集团；坚持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
当前，国际民族政治经济利益矛盾大幅上升，阶级矛盾大幅下降。中国社会各阶级已经形成争取中华民族应有的国际发展利益的同仇敌忾共识，这是中国开放发展的最大机遇。而最大挑战自然就是中国与西方少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之间利益矛盾加深，摩擦、纠纷和战略竞争乃至对抗风险增大，对中国开放发展构成较大的风险和挑战。阶级利益差别不仅在国内体现出不同阶级矛盾，而且在国际上体现为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由于发展水平差距所形成的国际阶级矛盾，高收入国家人民与低收入国家人民之间存在利益矛盾。高收入国家人民试图维护自身利益，低收入国家人民希望发展和提高自身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整体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思想的国际阶级观。但当今现实世界中，各国资产阶级既有矛盾，也有共同利益；同样，各国工农等广大无产阶级之间也存在国家、民族利益差别及矛盾。高收入国家人民反对来自贫穷落后国家的移民，带有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色彩，这种思想行为并不是爱国主义。各民族国家在国际利益博弈中都在为本国人民争取最大利益。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时一致，有时有偏差。在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有冲突和矛盾时，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利益为重，资本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广大劳动人民利益要服从少数人的资本利益。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利益为重，人民利益就是国家利益，资本作为要素和手段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人民利益。我们共产主义者要为全人类的命运和发展利益着想，要坚定树立共产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谋取民主、自由、解放和发展利益而奋斗。
世界进入不确定的、动荡的时代，民主开放将成为潮流，多极世界逐渐形成，大国将合作共存，并各自谋求地缘政治影响力、战略优势、技术优势。在现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没有真正的国际政治民主。国际政治不民主，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目标，它能够让国际经济利益按照资本要求进行不合理分配。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依靠霸权力量谋求更大更多国际经济利益。国际政治实现民主，则是广大贫弱、中小国家普遍的愿望，它有助于限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政治经济公平正义，建立开放、包容、民主的世界经济体系与秩序。现实中，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搞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企图在国际政治和经贸中结盟，搞团团伙伙，搞帮派和小集团利益，这种排除异己的小集团多边主义只会破坏现有世界经济秩序，它是单边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伪装形式。中国要坚决反对实力外交、价值观外交、意识形态外交，反对少数国家搞国际结伙和拉帮结派，反对干涉别国主权和内政，坚持和倡导国际民主、平等、和平、协商外交。中国大力倡导和坚持多边主义、开放主义和民主主义，这是维护我们国际利益的根本要求。同时，我们应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成就，积极促进国际政治民主。中国外交的努力方向就是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反对和限制霸权主义，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国际政治民主发声、代言和出力，促进国际平等与公平，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民主化的新全球化格局，努力塑造多边主义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中国应与西方国家开展公平、对等的国际经济合作，努力扩大中国经济利益，实现合作共赢。
国际政治说到底，就是争夺国际民心和民意支持。争夺国际民心民意，最关键的是获得各国政治领导人的心意。国家外交包含国家领导人外交、地方领导人外交与民间外交三部分。国家外交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领导人之间交往关系，领导人外交关系会体现和影响地方、民间外交关系。民间外交关系深厚、和谐、友好，领导人关系也不会差。民间关系不友好，政治领导人关系也好不起来，国家关系会陷入重重矛盾。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反对霸权主义，就是中国争夺国际民心与民意支持、提高中国国际声誉与软实力的根本政治利益所在。开放的中国只有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才能拥有世界，不断提高中国软实力和亲和力，赢得世界人民的心，从而带动中国商品、服务、技术、人才、管理和投资走出去。在全球化时代里，中国不仅要经略国内人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要以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和以人民为本治理好国家，要以卓越的治理思想与能力，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让人民满意，而且要经略全球人心、携手伙伴建设一个真正更加安全、民主、稳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广泛赢得世界人民的心，以中国智慧和思想获得大多数国家政府支持。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78页。
[2]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85页。
[3]《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06页。
[4]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32～233页。
[5]毛泽东：《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6]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5页。
[7]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
[8]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50页。
[9]毛泽东：《独立自主地搞建设（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选》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0页。
[10]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82页。
[11]邓小平：《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2～133页。
[12]邓小平：《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一九八二年五月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406页。
[13]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2～235页。
[14]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八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7页。
[15][19]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16]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1页。
[17][21]《习近平同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强调 中国是合作共赢倡导者践行者》，《人民日报》，2012年12月6日，第1版。
[18]习近平：《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3/0408/c64094-21055965.html，2013年4月8日更新。
[20]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10/c_1122659873.htm，2018年4月10日更新。
[22]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第2版。
[23]《习近平在同外国专家座谈时强调 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人民日报》，2014年5月24日，第1版。
[24]习近平：《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4月22日，第2版。
[25]《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强调 增强中美战略互信，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5/c_1116681366.htm，2015年9月25日更新。
[26]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104/c416126-29746010.html，2018年1月4日更新。
[27]习近平：《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1月8日，第2版。
[28]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9/03/content_5318979.htm，2018年9月3日更新。
[29]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8/1105/c64094-30382600.html，2018年11月5日更新。
[30]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10/c_1122659873.htm，2018年4月10日更新。
[31]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第3版。
[32]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第2版。
[33]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721/c397563-27338285.html，2015年7月21日更新。
[34]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25/c1024-23332318.html，2013年10月25日更新。
[35]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中国青年网，http://news.youth.cn/gn/201301/t20130129_2846744.htm，2013年1月29日更新。
[36]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10/08/c_125490697.htm，2013年10月8日更新。
[37]《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29/c_1116983078.htm，2015年10月29日更新。
[38][46]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5年10月29日）》，《求是》，2016年第1期。
[39]《习近平会见基辛格等中美“二轨”高层对话美方代表》，《人民日报》，2015年11月3日，第1版。
[40]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2版。
[41]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4月8日，第1版。
[42]《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强调 增强中美战略互信，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5/c_1116681366.htm，2015年9月25日更新。
[43]《习近平参加上海团审议：自贸区要大胆闯大胆试》，新华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306/c1001-24544053.html，2014年3月6日更新。
[4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45]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1日，第2版。
[47][48][49]习近平：《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50][54]《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国网信网，http://www.cac.gov.cn/2021-05/28/c_1623821202000727.htm，2021年5月28日更新。
[51]习近平：《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0-06/18/c_1126132483.htm，2020年6月18日更新。
[52]习近平：《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全球健康峰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12964.htm，2021年5月21日更新。
[53]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585225.htm，2021年1月25日更新。
[55]习近平：《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3/0328/c64094-20943553.html，2013年03月28日更新。
[56]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585225.htm，2021年1月25日更新。
Grasping Xi Jinping's Open Development Concept Fully, Accurately and Comprehensively and Resolving the New Challenges Facing China
Xia Xianliang
Abstract: Xi Jinping's open development concept is a great innovative achievement in Sinicizing Marxist doctrines in the new era and new stage. It is the product of combining history with the times,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and also one of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Xi Jinping's open development concept has rich connotations, and is a living soul that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It has a strong vitality and broa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new changes in the new era. The whole Party must grasp it fully, accurately and comprehensively, learn and apply it flexibly, and avoid accepting and imitating blindly or being dogmatic. At present,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for China's opening up and development has undergone drastic changes and faces more severe challenges and risks. The Party must implement Xi Jinping's open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open development pattern that focuses o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and places equal emphasis on self-reliance and opening and cooperation; seize new opportunities; resolve the new contradictions, risks and challenges that China is facing; tur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o a healthy one enjoyed by the human world; and build an open, cooperative and democratic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destiny.
Keywords: open development concept, competitive strategy,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democracy,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desti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