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正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种影响人类文明阶段更替的全球性变化和系统性变化，其核心内容是统治世界三四百年的资本主义文明由盛转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大变局的发生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从西方文明的内部考察，是其经济、制度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政治、文化、外交等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内部矛盾致其从极端化转向走下坡路，近几年其民粹主义上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失败及席卷全美的反种族主义浪潮，更加剧了这一趋势；从外部考察，是前落后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奋起直追的结果，其中，中国依据特色制度更好地发挥了经济上的后发优势，同时利用多方面制度后发优势，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文明基础，并在智能网络化前沿创造了替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载体。内外两方面原因导致西方文明从绝对优势转而下滑，但仍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中国应当在明确大变局性质和趋势的前提下，积极利用其带来的机会，通过国内外双循环战略应对其可能产生的风险与挑战，最终完成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关键词】人类文明 马克思主义 大变局 西方霸权 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4.012
陈宗胜，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与市场化测度。主要著作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发展经济学：从贫困走向富裕》、《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由贫穷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与经验》（合著）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人类文明阶段更替
近年来，国际国内社会各界都在议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因此，需要认真而切实地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经济社会演变之趋势。目前讨论的范围很广泛，且涉及内容很复杂。但是，从讨论过程看，实际上人们对这个背景的含义和大变局的概念看法并不相同。
有人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当是指，美国统治世界由独霸到多元的变化；有人说是美国控制权力的转移；甚至有人说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带来的世界变化；最近更有人说是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社会带来的变化。[2]仔细分析，这些变化可能都包含在大变局之中，但这些变化本身并不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内容，因为美国独霸世界是二战后的事情，或者说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的事情，特朗普上台是前几年发生的，而新冠肺炎疫情只是2019年底突发及蔓延且至今仍然没有结束。因此，大变局中可能包含这些现象，但远不仅仅指这些现象本身，而应当包含更多根本性、全局性的大变化。
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首次使用“未有之大变局”一语者是晚清重臣李鸿章，1874年，他在给同治皇帝的奏章中提到中国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3]他指的是当时风头正劲的欧洲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及封建王朝的冲击所带来的变化。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百年或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是什么？
在前期的讨论中，我国个别学者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当是指近两三百年来形成的处于全球绝对优势的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开始走向衰落、日益式微的一种变化。[4]笔者觉得这个提法比较准确，但需要进一步深入解释，特别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进行说明和分析。事实上，从现象上看，类似观点即使在西方学界也早有人提出。如耶鲁大学保罗·肯尼迪教授在《大国兴衰》一书中就发出统霸世界三百年的英美等国正在走向衰落的呼声，并预言了东方的崛起；[5]莫里斯在《西方的统治》里认为，西方崛起于15世纪，率先实现了地理大发现，从美洲获得了资源，此后就从极端兴盛渐次转向衰落了。而《大分流》的作者彭慕兰认为，西方百年前逐步强盛的原因在于，资本掠夺形成的密集型经济战胜了人力密集型经济，但人力密集最终会取得胜利。西方政治学代表作《统治史》的作者芬纳分析了历史上主要国家的政府形态、制度模型、技术革命等，认为每一个因素都可以作为判断兴衰的内因，而西方国家显然并不能总在每个方面都占有优势。可见，西方学界对于“西方霸权终结”及相应的“东方崛起”诸论，虽然观点及表述众说纷纭，但大致思路是一致的。2019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参加外交使节闭门会议时则更明确地指出，统治世界近三百年的“西方霸权正在走向终结”。[6]这种说法从西方国家主要政客口中发出，还是比较新鲜的，而且较以往一些学者所讨论的各种不同观点更加清晰。
概括来说，国内外学界、政界及社会各界提供的有关信息，包括西方主流发达国家政客的叹息，都从不同角度证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绝不是近几年的变动或个别国家的变动，而应是一种可以用世纪为单位来测量的全局性变化、全球性变化，是跨越数百年的体系性变动、系统性转折，是影响整个世界全局秩序若干世纪的大变动。这样的根本变动，才能称得上是百年或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此看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只能是人类文明的替换演进，是世界文明阶段的更替或变动，即旧的前文明从绝对优势转变为相对优势，甚至是劣势，而新的后文明则从绝对弱势转变为相对弱势，甚至是相对及绝对优势，并最终完成文明阶段的过渡。
因此，关于当代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质就是过去两三百年间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或方向正在发生大转变。那么，在过去两三百年人类发展史上，人类文明有什么样的阶段特点，又发生了哪些变化？通常，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当前所处历史阶段的人类文明较之前文明阶段都有了重大进步，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构成人类文明的各个主要方面，人类社会都走向了更加文明或更高文明。简要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机器工业文明，代表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从18世纪瓦特改进蒸汽机开始；在政治制度上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文明，集中体现为美、英、法等西方多国推行的普选制；在文化方面是资产阶级的文艺繁荣复兴，以法、意等国的文艺繁荣为代表；在外部关系上则是对其他文明推行殖民主义加帝国主义战争，并美其名曰“先进文明输出”。这些基本社会制度特征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先进发展阶段，简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它引导和统治了世界两三百年之久，以超越过去农业文明和封建制度文明几十倍甚至千百倍的效率和速度，推动人类社会向前飞跃式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即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然而，这种曾经先进的人类文明发展到当代却逐步被新型文明所替代，从而正在走向终结。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其正在走向终结，它为什么就开始衰落了呢？
本文认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之所以在三百年里由盛而衰，逐步走向终结的大变局，从西方文明自身内外两个方面看，根本上存在内部、外部两大原因。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终结的内部原因
从西方文明内部考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终结是其内部矛盾变化所致，或可称之为社会内部“极致规律”起作用的结果。所谓“极致规律”，就是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极致状态，内部所谓更新机制呈现瘫痪状态而不起作用了，就开始走向反面，开始日益衰落。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表现，也是人类文明发展演变的规律。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经过三四百年，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发展到了极端，再进一步只能走下坡路，或者正在走向终结。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从工业文明起步，却走上“去工业化”之路，向经济虚拟化的极端发展，甚至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也从产品过剩、生产能力过剩转向金融“次贷”危机。虽然美国近些年高喊“制造业回归”，试图“再工业化”，但结果却是徒劳的空洞口号。而经济结构变动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原工业化大规模劳动者收入份额持续下降，所谓“橄榄型”分配格局逐步改变，使其于经济发展黄金期形成的中产阶层社会地位陷落，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或社会两极分化再次扩大，标志着资本主义文明黄金期的成色已显著减弱。[8]
在政治制度方面，极端民主和极度个人自由导致社会极端混乱和失序，集中体现于金钱铺路、政党攻讦式总统大选。在那些所谓民主国家的自由选举中，各种广告宣传、集会造势、餐会拉票、游说交通等，实际上是以候选人及其政党的筹款能力为基础的，而各种特殊安排轻易即突破了捐款限制，使其成为大资本阶层控制和角逐的游戏。例如，美国的总统选举筹款从2000年至今已经从几千万上升到几亿美元。如此“民主”选举是在多党“自由”攻击中推进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分裂和治理失范；英国前几年通过所谓全民公投形成的脱欧闹剧导致社会陷入极度尴尬局面，既背逆社会治理精英层的本意而使时任首相黯然下野，又迫使后几届政府不得不就本不应该成立的脱欧方案进行全力谈判；法国则发生了反政府“黄马夹”运动，既暴露了政党竞争许诺所导致的极度福利主义弊端，又不得不吞下被收买工会推动的街头暴动的恶果。凡此种种，都将资本主义所谓民主自由推向极端混乱化。颇为讽刺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如此“民主”制度下选出的总统往往独裁专横、妄行霸道。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令世人震惊的系列“精彩表演”，以商人极限施压式的谈判表现，出尔反尔、不断退群（先后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气候公约”、世界卫生组织等），完全置美国人民、反对党及国际社会的“民主”舆论于不顾。
而2020年以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失败与方兴未艾的反种族主义抗议，[9]更充分暴露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制度“民主自由其表、独裁专横其中”的实质，加速其混乱与衰败。新冠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危机，对各国社会制度和治理能力都是严峻考验。美国政府口头高唱人权和民主的口号，实则自始至终把国内政党竞选放在首位，任性懈怠，肆意妄为。[10]始则忽视预警，不作起码医疗物资准备，将新冠肺炎称为“大号流感”而错失防控“黄金窗口期”；继则优先考虑资本利益，为防止股市崩盘而断然否定“停工停课闭会”等多种防控举措，大量权贵高官优先检测获救，甚至多名议员海量抛售股票“完美”避险，结果致使大批底层民众感染死亡，使这个科技实力最强且最讲“人权”的国家产生了最具讽刺性灾难后果。截至2021年6月底，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3400万，死亡病例已近62万，成为全球感染新冠病毒之最和死亡人数之最。面对疫情，美国政府完全无视人民的生存自由和基本人权，造成耶鲁大学专家格雷格所说的“接近于默许的大屠杀”的局面。[11]美国的不平等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加剧，工薪阶层因失业而困顿，社会分化严重，底层穷苦民众、老人儿童、无家可归者成为牺牲品；美国的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疫情蔓延更加重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及仇恨，亚裔群体承受污名化，非裔、拉丁裔更遭受长期制度性严重攻击及至死亡，导致席卷全美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浪潮仍在持续。美国政府在全过程中将抗击疫情政治化，为开脱罪责对外则污名化并甩锅中国和世卫组织，多次威胁停缴世卫会费，并最终于2020年5月底终止与世卫组织的关系；对内则将抗疫失败推诿至反对党，作为攻击政党对手的武器及谋求选举利益和攫取权力的契机。诚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所言，抗击疫情失败成为“美国政治腐朽的代价”，使美国政党政治制度更加极端化。[12]
同样，资本主义文明的文化方面也发展到了极端，出现了腐朽的暴露主义、虚无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白人至上、极端宗教主义，等等，集中表现为社会暴力、犯罪、颓废、堕落、绝望及其他丑恶社会现象。无需举例和证明，其已经完全失去文艺复兴鼎盛时期所倡导的“天赋人权”“个性解放”及“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先进性。而在外部关系上，对其他文明的殖民化侵略、帝国主义化也走到了极端，战争、准备战争或战争威胁是西方文明的常态，也因此导致西方文明的演变总是中断的：所谓海洋文明就是以战争取代上一阶段文明，如早期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文明即是如此，即使欧洲古典时期的罗马文明取代希腊文明，也是依靠战争完成的；经战乱不断的千年黑暗中世纪，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期，更是依靠殖民制度、海盗文化完成原始积累；近代两次大战更使资本主义战争机器发展到极点，为美国的全球霸权奠定了基础。有学者总结指出，美国历史上几乎每届总统都要发动至少一次对外战争。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虽然仍经常到处发出战争叫嚣，但实在已经捉襟见肘，不得不到处向“小兄弟”伸手要军费。无怪乎，连西方政客都不断发出“西方文明终结”的长叹。
总之，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揭示的规律，经济制度中的财产占有、交换、分配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阻碍生产力发展，政治、文化、外交等资本主义文明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且其政党更替等政治制度内部可调节部分的局部调整也不会发挥根本作用，即其内部的修复机制失效或微弱无效了，整体制度体系的内部演变，都从极端化开始转向下滑，转而走下坡路。
当然，上述资本主义文明内部各方面矛盾的变动特征，并非表明其已经寿终正寝；资本主义文明正在走向终结并不表明其已经完结，西方文明正在下滑但并没有落到谷底。现实中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实力和势力，客观上仍然强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仍是全球重要经济支柱。美国经济仍是占世界GDP总量最大的国家，英法美仍是世界最强大现代化国家，人均GDP水平仍是全球最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并非一时可以被取代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渗透力和腐蚀力还很强，战争机器依然最为强大。换言之，它仍处于一种优势地位，但其衰落的迹象已不只是一种初露的趋势，其下滑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其当代的比较位势已经发生变化，可以说已经从绝对优势地位转变为相对优势地位。
社会主义智能网络文明的逐步兴起
如果从西方文明的外部考察，其优势地位的下降则与周围其他文明的奋起追赶密切相关，即三百年来原处于绝对弱势的非西方文明的待发展国家，发挥自身特点，利用后发优势，急起直追，导致西方文明地位相对下降的结果。其中，代表性文明国度如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颇具特色的大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砥砺奋斗，进而取得了逐步上升的现代化文明进步。
中国在几千年发展中曾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唐宋盛世后曾令世界瞩目。只是在近代史上才逐步走向衰落并长期处于绝对弱势地位，长期受到西方列强侵略，被动挨打。20世纪初期及中期，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建立，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在优势，如共产党领导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国有体制的优势、公有经济的优势等，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同资本主义文明相比，具有明显的制度相对优势。[13]这些制度优势保障和促进了工业领域后发优势的发挥，因此，中苏等国理所当然地快速建立了初步现代化的农业、重工业、轻工业体系，形成了独立的国民经济框架体系，发展起世界先进的航天技术、军事装备技术（包括核武器）等。同时，中国、印度的文化优势也得以凸显。印度文化中以圣雄甘地为代表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具有宽容隐忍等特点；而在几千年文明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以合和、包容、融合、勤劳、共同体、天下意识、家国情怀等为特点的中国文化，植根于中华56个民族近千万平方公里大地，加之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因而能够传承并成为世界文化领域的中坚。以“包容合和”为特点的中华文明对外来文明不是诉诸于战争，而是融合吸收，如郑和下西洋、古代丝绸之路，向西方送去的是大中华的丰富物产和灿烂文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文明特色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政策，以及当下倡导的“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谐相处、和平发展”的“四和”原则，都被许多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广泛接受，其核心是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从而同西方列强霸权文明形成鲜明对比。总而言之，近百年来形成的制度优势，促进我国发挥经济方面的后发优势，再结合千年历史形成的优秀文化和外交文明等文化优势，使本处于世界上绝对弱势的落后国家，经过百年艰苦卓绝的努力逐渐整体上升为相对弱势，摆脱了极端不利地位，同时也动摇了西方文明的绝对优势地位。
诚然，一方面，过去处于绝对优势的西方文明仍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只是近百年的事情，还有不少缺陷和可完善之处。所以本文特别提出，除了经济方面，我们在制度方面也同样具有且完全可以利用某些后发优势，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实际上，我国先后利用并发挥了两个方面的“后发制度优势”：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在前三十年是“一边倒”地向“老大哥”苏联学习其集中体制，但是过度集中体制发展到极致化、极端化，就会陷入僵化封闭，所以苏联作为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阵营）的试验品，最终走向了灭亡。这是苏联（阵营）原本过度集中体制内部固有矛盾极端发展的结果，也是同期处于绝对优势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暗中渗透、明里攻击所致。然而，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则在学习苏联体制的过程中，逐步认清并摈弃了其制度中包含的过度集中僵化的糟粕，[14]将其改造为民主集中制，保留了举国体制和公有经济等相对优势。另一方面，我国同时也具有并利用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后发制度优势”，改革开放至今四十多年，我们向西方文明借鉴了不少有用的体制机制。资本主义文明的整体制度架构面临系统性危机，但其中包含的并助其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可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利用。我们将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与其包含的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因素区分开来。因此，通过扩大改革开放，我国学习和借鉴了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制度、民营经济、私有企业、市场配置资源、股份制、金融市场等机制，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转升为相对优势。
总而言之，坚持自身内在制度优势，同时广泛利用上述两方面“后发制度优势”，经过七十多年的借鉴、探索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形成并具有了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了若干显著的制度优势，包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以人民为中心、举国体制、共同的理想理念、自我完善、选贤任能、党指挥枪、“一国两制”、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同时还对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作出了新概括，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这样的概括正好体现了前文所提出并阐述的我国利用和发挥了两个方面的“后发制度优势”。
正是利用和发挥了这诸多制度优势、体制优势和治理优势，我国在经济上、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得以加速发展和发挥，我国国民经济工业化现代化大大加速，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经济总量上升到全球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三成以上，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并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初步经济基础。也正是依靠这诸多优势，我国在应对这场百年未遇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抗击疫情的高效率、动员社会资源的纵深度、组织全民参与的广泛度、依靠科技和医疗体系救治的强大力度，等等。我国作为疫情先发国取得了很好的抗疫效果，并与全球各国及国际组织密切协作、相互支援，实实在在地彰显了中国制度效率及其治理能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对此进行了详尽总结，[15]本文不再赘述。
然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最活跃并最终决定生产关系变革的基本原理清楚地告诉我们，新文明代替前文明的根本动力来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创新。这是人类文明更替发展史所遵循的规律，即一种新型文明的产生、形成及最终成熟，必须依赖某种不同于前文明的经济的形成，尤其要形成具有全新特征的生产力。换言之，一种新文明要代替前文明，从来都不是直接在前文明的基础上超越其代表性经济体或国家的，因为前文明形成的基础框架和基本结构已经很完善，水平也处于顶端位势，是难以逾越的，所以新文明代表性经济体或国家通常是通过社会市场自然选择并发展出一种新的文明载体，从而形成超越前文明的新框架和新结构。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大国兴衰取决于能否形成“国际生产力重心的转移”。例如，从原石器文明到以铁器为主的农耕文明，到机器生产的工业文明，再到现当代的智能网络文明，等等。这类似我们通常所说的“弯道超车”的道理。
因此，在经济文明方面，我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尽全力追赶西方现代化工业，但往往不容易在旧的工业形式上超越西方，也没有必要完全照搬西方的传统工业生产方式，因为时代前进了，人类社会进步且进化了，工业化时代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社会主义经济文明必须以更快的步伐在后工业化文明时代站在前沿，应当引领这个时代，具有稳固且不同于前工业文明的特色。从当今现实中看，这个人类文明新时代的经济特征正在日益明显地形成。诚然，究竟如何认识和概括这个新时代的经济特征，还有很多争论和差异。例如，有不少专家认为，可以简单地将“后工业化时代”称为“信息时代”，但是本文认为用“智能网络时代”才能够更好地概括“后工业化时代”的新特征。因为“智能网络时代”这一概括既包括信息化特征，更重要的是，又体现了经济社会各个方面正在加速网络化，特别是智能化参与或融入网络化，使得互联网进一步发展到智能物联网，从而使世界借助互联网由黑白两半转变为接近于平的、平坦的、同时的，[16]而如今则正在借助智能物联网由“平的”再变为“立体透明的”，因为“智能”加“物联”将使世界上一切人类活动“可联”并可知。于是，人类活动的地球因此便成了立体的“透明球”。这可能成为新时代人类新型经济文明的突出特征。
进一步说，如果“智能网络时代”作为新型经济文明特征的概括是可行的，那么看起来，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新型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因为恰巧在这些方面，中国在各种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的推动下，可能在此时代的前沿多走了几步。例如，我们有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5G技术，还有淘宝、支付宝、微信等互联网应用，及大数据、物联网、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先进算法等新兴技术。这些以关联化、多元化、虚拟化等为特点的网络现象，可能都代表了人类新文明阶段的一些新的现代化经济特征，与突出标准化、同一化、规模化等特点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呈现出根本不同的基础与结构，形成了“新的国际生产力中心”，或可直接称其为“社会主义智能网络化文明”的特征。为什么要将“智能网络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关联？因为智能网络化所体现或表现的生产力特征，正是公共、共同、联系、层级、多节点、区块链、大规模、统一体，纲举目张，甚至是民主集中等与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内在要求相关联的特点。而这与中国的现行社会制度特征高度吻合、高度一致。因此，可以说中国完全可能成为新的国际生产力中心的代表。也就是说，国际生产力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人类文明的演进和发展历史地选择了中国，使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与智能网络化经济文明实现统一并完美结合，产生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社会主义智能网络化文明，或可简称为社会主义经济新文明。
总之，我国利用中华民族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优势和潜在的后发制度优势、后发经济优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通过革命、建设、改革上升到相对优势，使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再加上我们从未中断过的以“合和”为特色的文化文明优势，以及双赢、共存、求同存异、和平发展的外交文明优势，总体上，我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已经从过去的绝对弱势，发展并提升到智能网络化时代相对弱势，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应对或正在推动相对弱势转向相对优势。当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大变局的现状，新型社会主义文明还处于发展中，还处于相对弱势。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经过近百年发展，中经苏东国家的巨大挫折，目前世界上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还为数不多；以“合和”文化、共存双赢为特色的外交文明等也还没有成为世界主流，仍然受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文明的冲击；在经济方面，我国仍是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体，以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测度，中国仍处于中位数的0.7左右，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才刚刚达到一万美元，距离发达经济体人均水平的差别还较大，其他如科技产业方面整体上仍处于追赶状态，即使在智能网络化方面的创新性和前沿性也仍需持续扩大和稳固，才能确保最终实际形成世界认可的新的“国际生产力中心”。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这样的现状是从历史上非常贫劣的绝对弱势地位上升而来的，是百年大变局演变的必然结果。我们必须要看到这种大变局的发生和发展，要能够顺应或引领历史潮流，从而充分利用其可能包含的机会或机遇，推动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上升到更加优势的地位。
顺应百年大变局，利用机遇迎接挑战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依据，概括地阐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及其出现的两大原因。本文认为，正是上述内外两大因素推动了西方文明的演变，引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促使人类文明逐步从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阶段，转向社会主义智能网络化文明的新时代。诚然，应当反复指出，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性质要有清醒的认识：即现在的大变局虽然已经不同于近一世纪前只是显露初步趋势，[17]西方文明三百年的霸权正在日益衰落是客观事实，但从总体上看，这还是一种相对位势变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仍处于相对优势。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即社会主义智能网络化文明正在兴起，从绝对弱势逐步演变到现在的方兴未艾，其趋势是上升的、处于发展中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文明要达到主导地位仍需时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在演变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绝对优势地位正在滑落，且西方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不力更可能促使其加速没落；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绝对弱势地位正在改变，转为上升发展，且中国等疫情先发国家应对疫情的巨大成功，可能助其加速提升到更加优势的地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无疑将产生重大影响。大变局正在推动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加速发展和上升，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中国首先应认识并顺应人类历史巨变的潮流，以几千年历史积淀的“和合多赢”文化抑制并逐步替代统治世界几百年的霸权霸凌霸道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到人类共同事务和各种国际组织中，如现行联合国、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气候组织和世卫组织等，同时努力提供多种可能的新公共产品，倡导人类文明高阶段的社会主义文明新风气。其次，也必须积极应对大变局不可避免地对中华复兴带来的极大挑战。一方面，西方文明不可能心甘情愿地任其几百年统霸全球的地位从此走向衰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必然对中国等显现相对上升态势的后发国家的发展采取各种限制战略、威胁措施、打击手段，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和战争威吓。例如，美国近年来非常明显地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扼制对象国，在我国东海、南海及周边区域不断制造麻烦，无端挑起贸易战，甚至不惜利用新冠肺炎疫情甩锅攻击中国，等等。另一方面，从自身发展看，经过长期的奋力拼搏和后发优势的发挥，我国距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的确缩短了，可追赶的空间在缩小，从而不得不在没有可参照样本、没有前人可模仿的领域里探索，这势必使困难程度大大增加，进而可能减慢我们的发展速度。
然而，这是成长中的烦恼，是东方社会主义制度新文明发展中的困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充分认识和应对正在发生的大变局中包含的风险和挑战（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的），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克服西方文明在颓势中对我国施加的各种限制、制约和攻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利用已经形成的各种制度优势，在后疫情及今后长期发展中加速追赶，并持之以恒地加倍努力探索、开拓、创新，从而保持和继续提升我国所代表的人类文明发展新阶段社会主义智能网络文明的相对优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注释
[1]详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2019年11月5日更新。
[2]吴正龙：《解读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http://theory.gmw.cn/2019-01/06/content_32305199.htm，2019年1月6日更新。
[3]转引自顾伏林：《再议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6年第2期。
[4]华生：《该怎样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http://www.sohu.com/a/350246950_828724，2019年10月12日更新。
[5]［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
[6]《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闭门演讲：西方世界霸权已近终结》，https://www.163.com/dy/article/ERFQFK420516JCVA.html，2019年10月14日更新。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另外参见：《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41～443页。
[8]陈宗胜：《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由贫穷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与经验》，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5页；［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241～443页。
[9]近些年，西方社会动荡不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修隔离墙、反移民，退出太平洋贸易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以色列，颠覆伊朗，威胁北朝鲜，挑动菲律宾，怂恿日本和印度，批评欧盟，等等，导致全球动荡分化；另外，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都带来了巨大冲击。
[10]中国人权研究会：《新冠肺炎疫情凸显“美式人权”危机》，《人民日报》，2020年6月12日，第8版。
[11]2020年5月6日，《赫芬顿邮报》网站报道指出，耶鲁大学流行病学家格雷格·贡萨尔维斯在对美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拙劣表现进行严格评估后，指出其“非常接近于默许的大屠杀”。
[12]2020年5月4日，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发表《美国政治腐朽的代价》一文，指出美国政党政治的高度极化；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原本应该成为两党抛开分歧、展现团结的机会，却进一步加深了政治极化，成为各政党争权夺利的契机，结果使几十万普通民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3]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2019年11月5日更新。
[14]参见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著《论十大关系》及60年代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系列文章等。
[15]参见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http://www.scio.gov.cn/ztk/dtzt/42313/43142/index.htm，2020年6月7日更新。
[16]参见［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3.0版）》，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20～29页。
[17]1915年，列宁写《帝国主义论》时，西方文明仍处于强盛时期，列宁已经从中看到其腐朽、垂死性趋势。不过，这当然与现在的实际位势变化不同。参考《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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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胜、康健，2017，《反全球化的逆流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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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lso on How the Global Spread of Covid-19 Accelerated the Great Change Process
Chen Zongsheng
Abstract: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facing the world today are a global and systematic change that affects the change in human civilization. Its core content is that the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which has ruled the world for three or four hundred years, is changing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the great changes with Marxist theory, we can find that: from the internal perspectiv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such as economy and system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superstructure such as politics, culture and diplomacy does not adapt to changes of the economic base,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lead to its turning from extremist tendencies to a downhill road, and the rising populism, its failure in dealing with the Covid-19 and the anti-racism movement sweeping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have intensified this trend; from the external perspective,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former backward countries making full use of their late-starter advantage to catch up. China has been a good example in economic terms with its unique system, which has also helped China to lay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ist economic civilization by making use of the advantage institutionally, and create a new civilization carrier to replace capitalist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the forefront of intelligent network.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have led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decline compared to its previous absolute advantage, though it is still in a relatively dominant position. On the premise of clarifying the nature and trend of the great changes, China should actively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they bring, and deal with the possible risks and challenges through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dual circulation strategy, so as to finally accomplish the great cause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human civilization, Marxism, great changes, Western hegemony, soci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