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奇迹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充分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避免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曾经走过的一些弯路，减少了现代化的代价。反思西方现代化的一些弯路，总结经验，对于我们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现代化 市场经济 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吸取西方国家政府调控不足或调控过度所导致的经济剧烈波动或走走停停教训，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回顾西方国家现代化历程，经济发展走弯路问题始终比较突出。政府对经济的适度调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要么自由有余、调控不足；要么调控有余、自由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剧烈波动或走走停停，有时甚至出现倒退。这种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不足难题使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大打折扣。
大致而言，从18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国家处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自由资本主义体制自由有余而政府调控不足。这种体制的优势方面是，较大的自由度带来活力和创新，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社会财富。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又有诸多重大弊端。其中一个重大弊端是，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不足，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经济波动性太大，其主要表现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后来愈演愈烈，逐步演化为世界性经济危机。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表明自由资本主义的路子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再不改弦易辙，只能是自取灭亡。
作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稳定性差这一重大弊端的纠偏，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影响下，广泛采取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从而使有限资本主义（即受国家限制、受政府调控的资本主义）体制逐渐确立。从实际效果看，有限资本主义体制在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与自由资本主义体制相比，有其明显优势。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有限资本主义体制又存在政府调控有余而经济社会自由度不足问题，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经常伸得过长，挥舞过于频繁，不该出手时也出手，以致过度干预的弊端又逐步显露，从而造成发展低效率和发展动能不足，最终导致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危机，经济走走停停，一些主要经济体羸弱不堪。
作为对有限资本主义国家过度干预弊端的纠偏，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英国、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自由资本主义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新的自由资本主义体制的实际效果与二战前的自由资本主义体制类似，其优势方面是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其弊端是容易引发经济波动，并且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影响社会稳定。比如，学界研究通常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与西方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的所谓“三化”（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密切相关。
总之，无论是二战前的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二战后的有限资本主义体制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始终存在偏颇，始终没能解决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平衡问题，因而始终不能解决好经济剧烈波动或走走停停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下来，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的一个理性认识，是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党的十四大之后，我们党不断深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五大继续强调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又一次突破，对于全党和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观念具有重大意义。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只发挥市场的作用，还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各有其功能和作用。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从总体上看，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党善于吸取和借鉴西方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到位，处理的手段也越来越成熟，从而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正确的轨道上高效、平稳、有序运行，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避免了有些国家因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失当所导致的经济大幅波动甚至大起大落。
吸取西方国家社会发展滞后或超前所导致的社会撕裂或发展动能不足教训，在社会福利建设方面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
回顾西方国家现代化历程，社会发展走弯路的问题也始终存在。从总体上看，在二战之前，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普遍滞后，从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等重大社会弊端。在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又出现另一个极端，即相对经济发展而言社会福利出现超前现象，从而导致社会福利负担过重、发展动能不足等重大弊端。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日益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用马克思的话说，这种阶级对立表现为：一边是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一边是无产阶级贫困的加深。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建设没有跟上。也就是说，国家没有对收入分配进行有效调节，在住房、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等社会事业建设方面滞后。尽管早在19世纪中期，德国俾斯麦政府已经建立起社会保险体系，但保障水平比较低，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险则更加落后。
二战后，在英国福利国家建设的带动下，西方各国的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事业获得很大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或社会福利制度在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家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重要渠道。在一定意义上说，二战后西方国家推行的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制度，是国家对国民收入进行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再分配，它一方面有利于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加社会的总需求，促进经济发展。当然，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制度也有其消极的一面，那就是福利待遇有一定的刚性，易增不易减，并且由于选举政治周期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福利增幅往往高于经济发展速度，其结果是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障支出大幅度上升，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福利陷阱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大痼疾。据欧洲共同体统计局的资料，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爱尔兰9国，1970年社会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18.1%，1975年上升至23.7%，1980年进一步上升至25.9%，1981年又达到27.1%。据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的资料，1986年包括教育和医疗卫生在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已占美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总额的44.3%，在联邦德国占69%，在英国占44.9%。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开始对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但成效不是很明显。
从西方国家社会建设所走过的道路看，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社会建设政策措施是必要的，它们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不容抹杀。但是，社会福利建设也存在一个适度问题，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问题。无论是滞后还是超前，终究都既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经济发展。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社会建设，把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摆在重要位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日益重视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明确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于人民过上殷实、宽裕的美好生活作出庄严承诺。随着认识和实践的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建设概念并作出部署，党的十七大把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总体布局进行谋划，社会建设得到全面重视和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社会事业获得空前发展，人民获得感显著提高。基本养老制度、基本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继续提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社会大局长期保持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这与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动荡不安形成鲜明对照。
以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基本民生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事业发展，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些基本民生问题上，我们党历来强调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这里面关键是辩证认识和把握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关系。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是“两条腿”走路，必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方面，发展经济是改善民生的前提和基础，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改善民生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目的，并且改善民生能够调动广大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扩大内需，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正是基于这种辩证认识，我们党一再强调，改善民生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我们党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根据财力状况逐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善民生不能脱离这一国情。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主要是保基本民生、重点民生，做那些现实条件下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不作过多过高的承诺，决不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搞所谓高福利，避免像某些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掉入福利陷阱。
吸取西方国家生态环境方面“先污染、后治理”所导致的发展代价沉重教训，尽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回顾西方国家现代化历程，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走了弯路。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在推进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中，普遍走了“先污染、后治理”道路，不仅在资源、环境和生态方面付出了沉重代价，也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了八起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即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镇烟雾事件、伦敦有毒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日本富山骨痛病事件、日本四日市气喘病事件、日本米糠油事件。特别是1952年发生的英国伦敦烟雾事件，5天内就有4000多人丧命，两个月内又因事故得病而死亡8000多人，后果极其惨烈。1952之后间断发生的日本水俣病事件，受害者多达1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
正是由于上述环境公害事件的惨痛教训，西方国家纷纷投入巨资治理污染问题，同时又逐步将重污染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一方面，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艰难历程使西方国家自身付出巨额的治理成本。比如，在整个水俣病公害事件中，日本政府和企业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日本政府花了14年时间，总计投入达485亿日元治理水俣湾生态环境，涉事企业赔偿给受害者的经费累计超过300亿日元。日本政府在回顾工业化历程时承认，“先污染、后治理”给社会和公众造成的损害是惨痛的，所付出的代价比事前防治投资高10倍以上。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又通过产业转移把生态环境成本转嫁给别的国家，有损人利己之嫌。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这种生态环境治理的老路显然是行不通的。一方面，我国的资源、环境和生态无法承受“先污染、后治理”的沉重代价；另一方面，我们作为有着14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把生态环境成本转嫁给别的国家。我国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尽管党和国家一再强调我们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弯路，但由于一些地方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关系问题的认识出现一定偏差，生态环境破坏也一度达到比较严重的地步，付出了很大代价。面对资源约束依然趋紧、环境污染依然严重、生态系统依然脆弱的严峻形势，我们别无选择，唯一能走的道路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将“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作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之一，这为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目标指引。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坚持“良好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坚持“用最严格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全球共赢观。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我们一定能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
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较为成功地避免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走过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一些弯路。究其原因，除了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之外，更根本的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是我们保持经济社会稳步前行、少走或不走弯路的密码所在。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2016年、2018年。
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
责编/赵橙涔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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