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建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城乡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但从现实情况看，土地、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仍然呈现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内在潜力难以充分发挥，需要进一步完善城乡间的循环体系。
关键词:城乡融合 双循环 中国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国内外形势催生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循环”新格局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40多年来我国经济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态势，经济总量逐步提升至世界第二的位置。伴随着经济总量基数的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放缓态势。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新常态，经济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对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的一系列政策开始推行，以期解决供需失衡等问题，并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断提高，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竞争关系；同时，一些国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迭起，全球经济遭遇逆流。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将在不稳定不确定的环境中谋求发展。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演变为全球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长尾效应特征更趋明显，主要经济体衰退程度超出预期，外部需求大幅萎缩。从国内环境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各方面大力协作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复产复工有序推进，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在此背景下推进“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对于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从短期来看，这是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选择。国外疫情加重导致国际贸易与投资受限，全球要素流通受阻；反观国内，在疫情防控取得成效的基础上，数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凸显我国坚实产业基础与完整产业链条的优势，必将在满足消费结构升级中增强产业竞争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从长期来看，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并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我国仍然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但在国际保护主义思潮抬头的大背景下，随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不断对当前全球科技版图带来冲击，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受到一些国家的围堵和打压。
在当前国内外的复杂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外部经济环境深刻变化都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消费。在疫情期间，出于防控目的，人员流动基本停滞，人群密集场所基本关闭，与之相关的交通运输、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的消费需求急剧下降。居民消费普遍收缩，虽然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基本稳定，但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然没有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与此同时，疫情防控要求阻碍了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不面对人力成本的抬升。除了能够将线下业务转向线上渠道的数字化产业，绝大多数产业都将受到成本提高与市场收缩的双重压力，企业相应调整经营规模，缩减投资规模。随着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企业面临的压力由原材料进口难、产品出口难变为外部需求疲软。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受到了影响。但从长期来看，疫情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趋势，消费需求在疫情态势好转后开始反弹，企业生产逐步恢复，经济社会秩序复原，持续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然而，也要意识到，中国经济在疫情阵痛中经历了转型升级。疫情推进产业数字化变革，大大提高了产业智能化水平，许多线下环节被电子化，用于替代要素流动不足引致的成本抬升。就劳动密集型产业来看，这无疑将减少企业对普通人力资源的依赖，我国就业岗位创造能力将受到制约。
因此，当前形势下应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以扩大内需为经济增长的落脚点，在深化要素市场与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补齐相关短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需要进一步打通城乡间的循环
2020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经济发展质量也在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改善。但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说，我国仍然处于关键阶段，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6亿中低收入群体并存，并且中低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农村。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抑制了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导致城乡差距拉大。且农村劳动力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也相对较弱，在我国就业岗位创造能力受限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被淘汰。这些因素将会影响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缓解区域发展不均衡不充分，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键是“打通循环”。打通循环，微观层面上是要实现要素间的循环；中观层面上是要实现区域间的循环；宏观层面上是要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循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关系不断调整，由统筹发展转为一体化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城乡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从现实中来看，土地、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仍然呈现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内在潜力难以充分发挥。
从收入端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待改善，亟需提升农村地区收入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而在立足国内大循环的主基调上发挥农村地区内需能量，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于2019年达到60%的水平，提前实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2020年达到60%的目标，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仍有较大差距，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城镇化是通过农村居民保留农村户籍而进入城镇务工实现的。进入城市或城镇的农村居民往往依靠打工获得收入，其主要家庭成员仍然滞留在农村地区，保留农民身份特征，因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潜力难以有效释放。
从就业端看，城乡居民就业差距仍然存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将通过短板效应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对经济结构调整、外部经贸摩擦、疫情常态化防控，企业短期内将面临经营周转受阻，长期则面临转型升级困难。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加快推进，以往需要在线下开展业务的企业将部分业务或环节转向线上操作，减少了劳动要素的投入，使劳动力市场需求进一步缩减。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具有创新潜力的人力资源将越来越受欢迎。而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水平不高，在传统就业岗位的竞争中不具优势，更容易面临失业风险，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增长进一步被抑制。
从市场化水平来看，农村地区仍然保持半自给自足的模式，相当数量的消费资料由家庭内部提供，市场化水平相对较低。从我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成果来看，农村地区与农村人口具备充分的生产潜力与务工能力，能够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对外输出供应。目前对于农产品等商品的政策帮扶力度较大，其在市场上容易得到特殊待遇，但可能存在供应的商品不能精准符合市场需求，产品质量不满足市场标准等问题，需要建立和完善城镇与农村间的双向流通机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发展潜力
深化户籍制度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同步进行
我国户籍制度与土地、房产等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员尤其是人才的流动。一方面，非农化流动遭遇落户困难，农村居民即使获得高水平收入，仍然难以将其转化为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效果有限；另一方面，房地产泡沫促使农村居民固守宅基地，城镇化“人地分离”现象普遍，要素配置效率不佳。因此，要同步深化户籍制度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放松农村向城市以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落户政策，促进人才要素流动；要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盘活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宅基地，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同时为大力发展农业奠定基础。
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在政策激励下，部分人才回流农村，因地制宜，为贫困地区提供发展新思路、制定发展新道路，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巨大成效，如期全面完成脱贫任务。脱贫成果来之不易，更加需要建立健全完善机制以保障脱贫成果长效性，防止脱贫人口返贫。要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政策引导，不仅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而且要针对市场需求，生产适销对路、质量上乘的商品；要建立农村地区产业链或完善农村地区产业链环节，扩大农村产业规模，提高农村产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要加强三农人才培养，补齐农村地区发展短板，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市与农村地区间要素流动畅通。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与“三农”创业创新并举
不同于大体量的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数量众多，能够提供相对更多的就业岗位，助力实现“六稳”“六保”。立足于国内大循环的需要，应为小微企业提供便利，支持其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生存，以吸纳更多劳动力，进而推动经济长久稳定发展。同时，要加强农村地区创业创新能力，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新的岗位来保就业、稳就业，另一方面可以适应当前数字化改革的生产方式，推动农村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城市与农村之间资源要素的双向流通。因此，要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降低小微企业经营负担；要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加大信贷供给，疏解小微企业经营周转困难，更好发挥普惠金融服务作用。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陈一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编：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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