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文化建设的最突出特色就是结合时代的历史任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围绕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激励中华民族凝心聚力向文化强国目标不断迈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强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两个相结合”的明确要求，为我们在新征程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了发展方向。
在“两个相结合”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源泉，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密码，也是新征程上实现文化强国的密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密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个时期，并围绕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历史任务次第展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围绕“救国”这一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的总基调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与文化积淀，为世界文明作出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但到了近代，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如何救亡图存，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围绕的核心问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给发生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新文化运动输入了崭新的文化力量。在“科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派不仅是终结科玄之争的文化流派，而且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催化剂”，使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新的生长点。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更广阔的政治和文化舞台，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步开启了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毛泽东特别强调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指导抗日战争的重要作用，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毛泽东在报告中所说的“具体的革命实践”，不仅包含中国的抗日斗争，也包括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变革。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就文化领域而言，就是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942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必须废除洋八股和教条主义，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主张将国际主义的内容，亦即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分离。这实际上就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2]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更多的契合点，进而凝聚成共同的反帝反封、救亡图存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围绕“兴国”这一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结合的总方针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复杂，中国国内经济凋零、百业待兴。面对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发展环境，如何才能用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国民性，如何激发文化发展的活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精神动力，这是此时期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文化发展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迅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科学文化，这里的“百花”“百家”就包括中华传统文化。1964年，毛泽东在中央音乐学院一封来信上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发展科学文化，并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作为我们发展民族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此外，毛泽东还提出，文艺界要敢于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改造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1957年，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指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好、文化提高”[3]，广大知识分子需要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断加强自我改造。
因此，在这个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要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初心使命。总的来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尽管我们在思想路线和文化路线上走了一些弯路，但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并没有变。正如1957年毛泽东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4]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才能在走过弯路后拨乱反正，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围绕“富国”这一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结合的新内涵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勇气和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此时期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号召，起到了移风易俗、更新社会风气的社会功效，同时，这一号召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修身养德、见贤思齐、仁爱诚信、精忠报国等优良风尚，又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要求，对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
围绕着“富国”目标，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新发展，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内涵。邓小平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作为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奋斗目标，他指出，“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5]。同时，他还坚决批判“平均主义”“家长制”等小农观念、宗法观念，引导人们在坚定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前提下，突破限制改革开放的思想文化束缚，团结一致奔小康，并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为进一步解放思想，邓小平还辩证地批判了传统义利观，倡导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等精神。邓小平曾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6]在这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的“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指推动经济发展、富国富民的创业精神，而且成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坚持理想信念的一种内在品格。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关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诸多观念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与实践不断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强国”这一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7]的基本原则，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在向文化强国迈进的同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的新境界。
一是抓住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核心价值观，提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所在，中国共产党明确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二是将民族精神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之中，提升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养，增强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强调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的同时，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8]因此，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并将其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三是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中国价值、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以文化的力量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发展，实现文化强国。
四是主张“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9]，倡导不同文明间相互尊重，以“和而不同”的精神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种新发展使中华文化再次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精粹，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走向新辉煌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双向”激活与共同发展。新的程征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走向新阶段、实现新发展。
【本文作者 付秀荣，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于生宗，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副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三维会通’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9VSZ106）、吉林大学2020年度青年文化书院专项“从叙述故事到事理升华——传统文化的思政资源开发”（项目编号：2020gqt-0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19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
[4]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44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1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6页。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6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05页。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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