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在1981年出版了一本至今并未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的著作《美国政治：不和谐的承诺》。该书提出了一个关于美国政治的著名命题：“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一直是美国政治的中心话题，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现象。”
长期以来被美国政府和学术界塑造的“美式民主值得全世界学习”的种种神话故事，居然在实践中呈现了政治理想、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的鸿沟化特质。这一当初来自学术研究最前沿和实践第一线的振聋发聩式揭示，可以从美式民主内蕴的政治理想蜕化、政治制度异化与政治实践简化三大方面，得到有效诠释和充分验证。
政治理想蜕化：精英政治与不信任民众的原初制度框架设计
人们如今广泛谈论的美式民主，一开始的制度设计原则与框架构成比较简单，主要包括共和制、三权分立与制衡制、联邦制、总统制、公民权利制、国会两院选举制、任期制等。后来，经过两百多年的演化发展与充实完善，逐渐加入了诸如公开选举制、多党竞争制、新闻自由制等内容。
确立美式民主政治理想与政治制度根本原则与基本框架的，主要是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1787年制宪会议通过的《美国宪法》。虽然《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宣称了美式民主的天赋人权、生而平等、人民主权、反对专制等政治理念和政治理想，但基于私人财产权和财富自由以及基于不信任民众智慧和力量的美式精英民主的根本原则与制度框架，让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在根本价值取向上与其宣称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并日益成为为资本统治保驾护航的工具。
首先，美式民主通过宪法条文的内容设计，起到了充分保护金钱和私有财产，让精英阶层比普通民众更容易得到实惠的基石作用。其次，美式民主通过决策者分置与责任分置以及包括直选制、间接选举制和终身制等长短不一的公职产生与任期方式，预留下了无法真正追责的“政府不负责任”的制度空间。再次，美式民主为保护有产者和政权不被颠覆，允许投机资本通过侵占、抢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向西部进军，并建立包括军队、民兵等在内的暴力化组织体系，维护有产者的根本利益。最后，美式民主害怕人民直接参与国家决策活动，通过诸如选举人团等间接民主制以及有限政府制的制度设计，将公共事务交付少数精英去决定，将经济事务交付市场和社会去解决，其目的是防止人民的广泛参与直接影响和威胁拥有庞大财产的资本所有者及其财富自由。
政治制度异化：利益政治与党派政治主导的美国政治制度架构
1830年代后，竞争性党派政治成为美式民主运转的中枢。竞争性党派政治通过与公开竞争性选举的结合，实现了代表不同利益群体与党派利益的资本主义政党和平地定期地永久地轮流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理想，其结果是彻底异化了美式民主所宣称的人民主权思想。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分校心理学和社会学教授威廉·多姆霍夫通过对民主选举功能异化方式的分析，揭示了利益政治和党派政治主导美国政治制度全过程的实质。
第一，历史上，发明选举的目的，并不是如今所说的为普通民众参与政治提供一种广泛有效方式，而是为了解决相互对立的权力集团之间的矛盾而设立的一种冲突和平解决机制，并通过每隔几年的定期选举将其固化下来。这种定期选举的实质，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言，“普选权”只不过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已。
第二，在确保统治阶级内部稳定地达成了分享权力协定这一根本条件下，通过竞争性选举和党派竞争的方式，让普通民众来帮助决定相互对立的权力集团或政党究竟谁在政府治理中扮演主导角色。也就是说，公民的定期公开的投票行为，只不过是在维护资本统治的不同利益集团或政党之间做出选择，而这些利益集团或政党的作用，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说，“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第三，在美式民主中内生出的利益集团政治，将经济权力转化成政策影响和政治通道的能力很强，并通过与包括各种职业、宗教和种族团体结成选举联盟的方式，成为联邦政府中最有影响的力量。而广大公民只能在一些事关如失业者、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政策议题领域，发挥极其有限的作用。
第四，当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诸如重大经济危机、大规模种族冲突、极端恐怖主义活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等极端问题时，整个社会有可能走向大规模分裂和对抗时，公开选举是引入新政策、新战略的一种最适宜最巧妙的方式和途径。在整个社会进行看上去言辞激烈、争论火爆的公开辩论活动，开展大张旗鼓、广泛动员的竞选活动，可以让竞争性选举成为转移社会矛盾焦点、暂时平息各类政策纷争、缓解社会矛盾冲突的一种有效工具。因为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和公民教育中，接受大众投票的结果是选举民主的内在要义，这已然是美式民主根本信条的体现。
政治实践简化：大众狂欢式定期选举与金钱选举的运作
美式民主的发展，经历了从以议会为中心的政治过程向以政府为中心的政治过程，再向以政党为中心的政治过程的演化。美式民主重心的转移结果，让美式民主走向了一种通过大众狂欢式定期选举和金钱运作的“选票民主”，进而让美式民主简化为一种熊彼特式“程序性民主”。简言之，这种“简化版”的美式民主的要义，就是通过竞争的方式挑选领导人的过程。在政治实践与学术研究中，不仅美国历届政府津津乐道地对外输灌这种“简化版”美式民主的思想和模式，而且学术界也将此作为美式民主的真谛而广泛传播。
“简化版”的美式“程序性民主”，把选举民主当作民主的“灵丹妙药”，巧妙地转移普通民众对轮流坐庄执政的资本与权力联盟统治国家的实质的注意力，模糊美式民主最初的政治理想所宣称的“生而平等”“人民主权”等根本价值追求所遭遇到的窘境，让广大选民以为参加了选举就是民主权利的体现，实际上只不过是从有限的资本代理人中选择一个不得不选择之人或政党。正如桑迪·梅塞尔在《政党与选举》一书中所说：“简言之，全体选民的合唱，吟咏的只是有权有势者的声音。”
“简化版”的美式“程序性民主”，让选举变成广大选民不得不在各种碎片化的政策性议题中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在照顾各种利益集团与党派利益的分赃性“政策包”中进行选择，其后果是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选民的不同利益诉求，又以极其隐蔽的方式让资本与权力联手统治的实质被最大程度地掩盖起来，进而让选民忘了站起来进行抗争的使命，并让不公正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体系得以长久地维护和难以得到有效更新。
“简化版”的美式“程序性民主”，让选举民主成为美式民主的象征，其结果是进一步强化美式民主是“金钱民主”的实质，让美式民主的政治理想、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之间的鸿沟化日益表现为“金钱化”。据统计，美国2000年国会和总统选举一共花费了41亿美元，2008年为64亿美元，而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飞涨到了109亿美元。美式民主简化为选举民主，选举民主又简化为金钱民主，美式民主一方面走向了劣质化，失去了政治理想的支撑和引领，另一方面走向了没落化，让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完全脱节，让政治制度沦为空壳。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