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将为传统农区破解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径创新障碍提供新机遇。我国传统农区，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小微企业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风险抵押物少，传统金融的信贷抑制性强，使得乡村振兴中的普惠金融形式不活、作用不强、创新不够。因此，应立足传统农区“乡村振兴”、以服务乡村产业振兴为焦点、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完善乡村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农村金融服务政策体系。
【关键词】普惠金融 乡村振兴 十四五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识码】A
“十四五”期间，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将为传统农区破解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径创新障碍提供新机遇。传统农区，尤其是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的农区，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小微企业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风险抵押物少，传统金融的信贷抑制性强，使得乡村振兴中的普惠金融形式不活、作用不强、创新不够。本文将以兰考实践为基础，结合国家“十四五”战略谋划，探索一条传统农区乡村振兴发展可复制、可推广的普惠金融新路径。
当前阻碍传统农区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
普惠金融助力传统农区乡村产业兴旺的引领性不强。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传统农区工业起步慢、发展程度低，普惠金融的信贷资源也主要是投入到养殖、种植等传统产业以及部分生态旅游等服务业，且以小额信贷为主，但这些产业的利润率低、投资回收慢，尚未形成能够起到引领乡村振兴发展的龙头产业集群。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处于起步阶段，成效尚未显现，乡村地区产业全面振兴的局面并未明显改变。此外，我们还需要看到，当前大多数传统农区处于产业价值链短、延伸性不强的农业产业链上游，投资周期长、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金融逐利性与农业产业投资风险性之间的关系仍然不协调。
普惠金融助力传统农区乡村振兴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一是市场主导作用不强。在金融盈利能力持续走弱的情况下，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内生性连接点将会缺失，二者难以共生互融式发展，需要强化市场在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中的支柱作用。二是担保机制不健全。当前，普惠金融以互助式担保为主，在乡村创新创业方式不断出新的现实下，此担保模式已难有效满足部分农户，尤其是开展企业制经营的农户。三是普惠金融创新服务效率不高。政府主导机制下，普惠金融产品、服务创新频率偏慢，普惠金融服务节点以乡镇为主，对村组以及个体的服务创新还存在较大短板。四是普惠金融风险体制不健全。现有普惠金融风险熔断机制过于僵硬，风险补偿、共同缓和机制不健全，风险以政府缓释为主，缺乏内生性缓解机制。
普惠金融助力传统农区乡村振兴的刚性约束不强。当前，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处于先试先行的探索阶段，传统农区也仅有河南省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于2019年印发《关于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引导省内金融机构强化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政策的深入融合。多数政策文件的关键词是“引导”“鼓励”，对推进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不具有强制约束性。部分地区、部分金融机构存在“普惠金融是政府的事”“普惠金融由政府兜底”等错误认识，难以将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的生命周期、自然特点以及乡村经营主体的知识水平、科技手段等紧密相连，阻碍了普惠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
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兰考创新实践
三级便民服务体系。在“兰考模式”中，重点依托各级便民服务中心，构建了内嵌于“县—乡镇—村”三级的普惠金融便民服务体系。其中，依托兰考县行政服务中心，成立兰考县普惠金融服务中心，统筹管理全县普惠金融服务；依托乡镇便民服务中心，以及村级党群服务中心设立“乡镇—村”级普惠金融服务中心，搭建“基层党建+就业扶贫+普惠金融”的便民服务平台。2020年，兰考县已经建立了454个村级普惠金融服务站，采集了16.03万户农户社会信用信息，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四种普惠金融产品。兰考以产业发展为主，满足不同资金需求，形成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产业发展信用贷、一般农户的普惠授信贷款、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微企业的“三位一体”贷款、产业链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产业链融资模式四种模式。同时，成立“县—乡镇—村”三级信用评审委员会，对全县所有贫困户划分AAA、AA、A三个等级，执行国家基准利率，财政全额贴息。截至2020年10月，兰考县培育新三板企业3家、新四板企业57家，发行专项扶贫债20亿元，落地40.9亿元PPP项目；扶贫保险项目使7.9万群众受益，农业设施险承保种植大棚2.9万多亩、养殖大棚1600多座。
五重普惠金融服务保障。为了加快推进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兰考县逐步强化产业发展支撑、人才保障、政策激励引导、能力建设以及要素平台等“五重”保障。并结合兰考县实际，设立食品及农副产品深加工等3个产业，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以鸡鸭牛羊驴等畜牧业为引领的农业产业化，同步发展蔬菜、蜜瓜等特色农业，并针对设施农业、莲藕种植、经济林木种植、饲草种植及牛羊驴养殖等行业设立奖补政策。同时，中原农险以全县7.74万贫困户、新农主体和带动脱贫企业为主体先后实施“脱贫路上零风险”等保险项目，累计提供保险保障金84亿元。
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在“互联网+”的大趋势下，兰考普惠金融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积极搭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平台，为全县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方式。兰考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内嵌“支付、理财、证券、保险、惠农补贴、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功能，并于2017年新增“在线服务、金融超市、二维码支付”等功能，上线“普惠通”手机APP，在后期将APP的功能拓展至涵盖水电气暖通信等民生领域，服务项目超300个。截至2020年10月末，全省累计下载“普惠通”APP达750万余人次，上线普惠类产品2080余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平台发挥了较好的线上优势，通过平台等线上方式申请发放农户普惠类贷款6908笔共计8.3亿元、普惠小微企业贷款326笔共计15.72亿元、企业复工复产贷款1.4万笔共计337.1亿元。
健全的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兰考模式”的核心就是普惠授信、信用建设、风险防控、金融服务“四大体系”。一是普惠授信体系。“兰考模式”中，普惠授信包括授信、启信、用信、还信四个环节。金融机构对农户的基础授信是5万元、年利率6.75%。农户在获得授信后，只要有生产需求，符合无拖欠贷款本息、赌博诈骗等不良行为，即可启用贷款，并按照“一次授信、三年有效、随借随还、周转使用”的原则使用，满足农户生产经营需求。二是信用建设体系。通过将信用体系与普惠授信机密结合，实现“信用+信贷”到“信贷+信用”的转变，在农户启用授信时再收集农户信息，在普惠授信过程中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实现信用信贷良性互动。三是风险防控体系。构建银行、政府、保险、担保“四位一体”的风险分段分担机制。将普惠金融不良率划分为“2%以下、2%—5%、5%—10%、10%以上”四段，由银行、政府、保险、担保分别承担不同比例的风险，其中，政府的主体承担责任较大，尤其是不良率超过10%时，60%的补偿由政府负担。四是金融服务体系。构建“线上+线下”的普惠金融便民服务体系，其中，设立“4+X”的村级普惠金融服务站，加载金融代理、信用服务、风险防控等功能，实现普惠金融与便民政务的有机结合。
传统农区普惠金融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立足传统农区“乡村振兴”，及时跟进全面振兴发展需要。一是立足功能综合化。逐步提高普惠金融服务功能的综合化、多样化，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逐步融入“融通、融资、融商、融智”等理念，将普惠金融服务融入乡村发展的“生活圈”“生意圈”“创新圈”“文化圈”，实现普惠金融创新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全面融入。二是打造便民数字普惠金融超市。聚焦乡村医疗卫生、体育文化、便民政务等环节，在“营业网点+自助银行+金融便利店+惠农服务点”的模式上，将惠农服务点打造成为“金融服务中心、电子商务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和便民服务中心”，持续升级移动终端、互联网APP等服务入口，通过科技手段将基础金融服务辐射延伸，保障全天候、全时空享受到普惠金融、民生金融、绿色金融服务。三是打造乡村廉政服务平台。充分利用好数字仓储优势，积极将乡镇国库支付、结算核算功能内迁至数字普惠金融平台，依法合规建设乡镇财政数字平台。
以服务乡村产业振兴为焦点，做大做优做强乡村产业。一是为乡村龙头企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立足传统农区资源禀赋优势，在原材料供应、劳动就业上就近吸纳的优势，利用平台优势，打造融资、结算、销售、物流一体化服务体系，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二是为培育乡村新型经营主体提供金融支持。利用好京东、淘宝、苏宁等网络交易平台，以及抖音等视频展示平台，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尤其是给予返乡农民工创新创业，瞄准经营主体创新周期及特点，打通新型经营主体、物流、电商平台、质量监管等环节，及时给予信贷支持，促进农业生产集约化、经营专业化、产品优质化。三是加大对农村产业融合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地方性金融机构，依据传统农区文化旅游、地理禀赋以及农耕等特色优势，将“互联网+金融+乡村产业”与新型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乡村旅游、特色民俗以及休闲农业。
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全面提升乡村地区普惠金融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一是充分利用好大数据的科技优势。释放数据处理的巨大优势，深度挖掘乡村振兴中的发展热点与难点，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需求之间的深度融合，实现降低人工和交易成本的“双降”和工作效率与风控能力的“双升”。二是打造数字乡村信用体系。加强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在信用村、信用镇、村民信用等信息采集、识别等方面的运用，建设信用村民、信用村、信用镇等信用主体。三是构建普惠金融大数据风险防控机制。充分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及时把握“三农”领域的风险特征，构建基于大数据的风险分析模型和监控评价标准，打造风险控制智能化自动化管理平台。
完善乡村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农村金融服务政策体系。一是出台省级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顶层机制。充分利用好城商行、农信社等地方金融机构地缘优势，以乡村产业振兴为核心，结合民生、生态文明等，出台省级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顶层机制。二是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有序参与全省乡村信用评价体系建设。通过大数据技术，打通工商、税务、社保、公安、金融等不同机构之间的信息，推进碎片化信息的系统化，并构建信用惩戒机制，不断提升农村地区的信用环境。三是建立乡村信用政府增信机制。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提供增信支持。此外，加强财税、货币、监管等相关政策协同，深化银政合作和财政金融协调助农机制，更加有效地激发农村金融机构支农惠农的内生动力。
（作者为河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讲师）
【注：本文系世界银行贷款“中国经济改革促进与能力加强项目”（项目编号：TCC6）“河南省产业振兴的模式探索与政策支持研究”和河南省科协“科技助力河南农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1C0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董玉峰、陈俊兴、杜崇东：《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理论逻辑、模式构建与推进路径》，《南方金融》，2020年第2期。
责编/韩拓 美编/杨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