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肩负着民族复兴和推动人类进步这两个光荣而伟大的使命，面临着如何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问题。在百年艰难探索中，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民族复兴与世界进步的关系，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与世界交往的路线，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使中国与世界交往的路越走越宽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共产党不断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理念，使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工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外交不断开拓新的局面。
从革命的国际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的事业是国际性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相互支援，相互合作，而这种相互合作，则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相互支持和合作上，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明白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使命，把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同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正义事业提供无私的支持。在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着眼于国家和人类的整体利益，把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自己的国际担当。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并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展开工作，而共产国际的成立则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这一背景深刻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革命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第一，在国家对外战略上选择“一边倒”的战略，即在对外战略上全面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外交战略上选择“一边倒”的对外战略，有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第二，在党的对外关系上，支持苏联共产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党，这是基于共产党人共同的奋斗目标，是承担国际主义义务的表现。第三，在经济尚不发达、有时甚至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在共产党人看来，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战略部署，并在政治上和物质上给予亚非拉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大量无私真诚的援助。可以说，国际主义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理念上升为国家的外交战略。
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能够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国的具体国情调整对外战略理念。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由于不满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和大党主义的行为，就逐渐调整了“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开始实施“两个拳头打人”的对外战略，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对传统的国际主义作出了调整。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环境和中国国情作出了新的认识，认为“和平与发展”取代了“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主要政党都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世界政党交流机制加强了与其他国家政党之间联系。这意味着党的对外工作和国家的外交工作正在超越传统的意识形态因素，也意味着对国际主义概念的理解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使命是通过阶级革命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阶级革命阶段表现为各国无产阶级的相互支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而在无产阶级革命完成后则要建立一个由“现实的个人”联合起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时则体现为全人类的整体性。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人类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在各种全球性问题需要人类共同应对的时代，在各国无产阶级之间联合热潮已经退却的时代，僵化地坚持革命的国际主义已然不合时宜。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国内不再以阶级斗争的方式组织生产和生活，在对外政策理念上也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思想推向了新的坐标点，从推进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向“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过渡。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革命的国际主义让位于大国责任，中国开始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来看待当前的世界格局和世界体系。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主动性增强，并逐步明确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定位，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担当，是新时代的国际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的对外交往和国家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
从一个分裂的世界到一个多样性的世界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格局的判断，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具体而言，是从“一个分裂的世界”到“一个多样性的世界”的巨大转变。
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时的世界是一个分裂而充满压迫的世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国家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也存在尖锐的矛盾，“帝国主义者开多少次会议，都不能免去日、美在最近将来的战争趋势和英、法非相见于疆场不能解决的冲突”，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劫夺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富源和劳力，一方可以勉强按住他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使之不能即时脱离羁轭，俾得从容补偿前次大战的损失，他方便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经济的和军事的准备。”中国受到了欧美列强和国内军阀两层暴力的压迫，国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险到了极点。“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之时，冷战开始，世界分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分裂和对立的世界。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1952年，斯大林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其经济后果就是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这一观点得到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及无产阶级政党的认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对外战略，全面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殖民体系加速崩溃，发展中国家崛起，同时，两大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力量分化重组，不再是铁板一块。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这种认识已经超越传统的依靠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是中国的外交改变了“一边倒”政策的风向标。此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采取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在冷战对抗和两种社会制度激烈竞争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分裂的世界的看法并不完全是一种主观的判断，而是有客观现实基础的。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和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世界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认识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随后，不论是党的对外交往还是国家对外政策，都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广交朋友，为国内建设谋求最好的外部环境。
“一个多样性的世界”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看待国际格局方面的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为打开国际交往的新局面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但另一方面，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西方国家也加大了在全世界推行西方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的力度，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造中国，改变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并没有回到冷战时期的对抗性思维，而是创新性地提出了“世界是多样性的”理念，有效应对了全球化时代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1992年4月7日，江泽民同志在访问日本的时候指出，“世界是多样性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上千个民族所组成的近200个国家，不仅存在着自然环境的差异，而且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这就形成了各种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尊重文明多样性作为国际关系中要弘扬的一种包容互鉴精神，指出，“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进入新世纪，人类社会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同时，人类也处于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世界格局的变化，提出了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他指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消除疑虑和隔阂，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我们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
从和平共处到建构新型国际关系
在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如何处理外部关系尤其是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和平共处只是共产党人追求的国家间关系的最低层次的状态。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对当代国际关系提出了更高的期许，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互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
列宁首次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共产党人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同其他国家尤其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相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给出现成答案。在列宁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列宁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并认为无产阶级在武装夺取政权后，为了赢得和平的国际环境，巩固自己的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是必要的和有利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拒不承认新中国，对我国采取敌视和制裁政策；中国与主要西方国家在朝鲜战场刺刀相见，成为战场上的敌人；周边国家对新中国也心有顾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谋求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同志加兄弟的国家关系的同时，在处理同印度和缅甸的关系时提出并由三个国家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后来经过万隆会议而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使新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和平共处既是中国处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最基本的要求，反映的是新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实际上，寻求和平共处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紧张关系的存在。首先，和平共处的追求和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新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进行的封锁和政治经济上的制裁，后来又面临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恶化。其次，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时，在对外政策中却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导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反复。但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而言，其价值则是巨大的：它强调主权平等，积极求同存异，超越意识形态，为超越受资本主义贪婪精神所侵染的弱肉强食的传统国际关系提供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认识了时代主题，认为“和平与发展”取代了“战争与革命”，并以此作为对外战略调整的依据，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中国外交新的使命，在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时超越了意识形态，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出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三不”原则，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在外交上实施全方位外交，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积极融入战后多边机制，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真正实现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而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在迅速提升，这一方面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出了新的命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了新的发展，强调尊重世界多样性和国际关系民主的主张，论述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胡锦涛同志则提出了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倡导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等主张，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着眼于人类共同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目标，提出“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外交思想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主张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习近平外交思想关于新型国际关系的论断，体现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建立公平正义国际关系的不懈追求，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新范式。这一新范式反映了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超越了意识形态差异，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始终未变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把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而奋斗作为自己的使命。一百年来，所面临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与时俱进，在对外战略理念上实现了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转变，在对战略形势判断上实现了从“一个分裂的世界”到“一个多样性的世界”的转变，在对外战略目标上实现了从追求和平共处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对外战略思想演变史，就是一部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历史。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战略理念在很多方面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但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政策领域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没有改变。
成立之初，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的过程中，并没有盲从苏联党的经验，而是培育出了独立自主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冲破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和把共产国际决议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正确处理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在接受共产国际指导和学习苏联共产党经验的同时，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特点的道路，并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东西方严重对立、我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形势下，新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但在处理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中国党和政府从没有放弃独立自主，而是与苏共大党和大国主义进行了斗争，没有成为苏联的附庸。中国在这一时期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如何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做出了理论创新，开创了共产党人处理国际关系的新路径，维护并发展了独自自主的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反思此前在外交领域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做法，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冷战结束以来，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以无比的勇气进行了理论探索，提出了文明多样性、国际关系民主化、和谐世界、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些新观点新理念，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整体利益出发，在宽广的领域汇聚了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超越了不同文化尤其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形成了鲜明的价值导向，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辟了新的局面，也为人类社会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回顾中国共产党对外战略演变的百年历史，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领域的独立自主。一是独立自主探索的精神。无论是在建党初期力量弱小的时候，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下，又或者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从来没有丧失自我，而是牢牢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根据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发展变化，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确立了独自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在对外关系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为匡正资本主义影响下的国际关系体系规则，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模式，最终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作出独特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