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游与慎思》，刘仁文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2004年在耶鲁大学时，正赶上中国近代留学生之父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150周年，在一次座谈会上我谈到自己的感想：当年容闳来美国，在海上颠簸了98天，如今我们十几个小时就到了。但如果把人生看作一场旅行的话，谁能说我们抵达后的日子就一定比那船上的日子更有意义呢？钱钟书写《围城》，大量的细节来源于他和杨绛从法国坐船回中国的经历，如果以坐飞机的速度回到国内，只怕《围城》也就不是现在的《围城》了。
交通的日益迅捷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越来越成为地球村，康德当年所设想的国家之间的联邦制曾经被认为是遥不可及，但现在区域出现了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国际组织出现了联合国这样的机构。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形成，不管是康德所设想的“全球联邦”“世界公民”，还是我国学者赵汀阳所设想的“世界政府”“全球公民”，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加速出现，它所带来的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冲击与重构也将考验着我们的想象力。
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时空观，鼠标一点，再远的地方也是顷刻之间。曾几何时，有人向我描述未来我们仅靠一部手机就能走遍天下，当时我还难以想象其具体场景，但如今这一天已经到来，无论身处世界何处，一部手机，从导航、阅读到购物、转账，一应俱全。网络世界使远的变成近的，近的反成远的。法律是社会的反映，社会结构在巨变，社会的运行方式在巨变，它能不要求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作出相应的调整吗？
游与思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说的是学与思的互动。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说明游与思的关系，其实对于我们学人来说，游也是学（游学）。
4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位美国法律界同行曾跟我感叹：在中国，很多法官都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有所了解，相比而言，美国的法官可能对别国法律体系的了解就差远了。作为一个改革开放政策的亲历者和受益者，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过去都是带着学习的眼光去考察别国的立法、司法和法学教育的，总的来说对自己的专业思考也是很有帮助的。
但现在可能真的到了苏力所说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了：“在借鉴了这一切外来的知识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或之后，世界也许会发问，以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以刑法学为例，日本著名刑法学家西原春夫曾以见证人的身份指出：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刑法学界研究问题的领域有了很大拓展，不同观点的讨论也日趋热烈，可以说学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刑法学在国际上当然就不再是“无声的刑法学”。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的老一辈代表高铭暄教授先后在国际上获“切萨雷·贝卡里亚奖”以及早稻田大学名誉博士等荣誉称号，其关于中国刑法学的论著甚至在德国脱销，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刑法的关注。2018年，我曾在日本东京参加过一个会议，当时中方代表团团长、法学所所长陈甦教授提到：自己当年第一次出国就是来到早稻田大学学习，那次学习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有重要影响，所学到的知识对自己回国后参与相关的立法活动也有很大帮助，现在的中国法学虽然已经摆脱了对外来知识的过分依赖，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法）的不重要，相反，恰恰是知识互惠的开始。从过去的单一学习域外知识到如今的双向交流、互有所得，是我在许多国际会议上的感受，也给我们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律与书
我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似乎是分别强调这两件事的重要性，其实，两者本身就是一种互相促进、互相升华的关系。因为要远游，所以带上几本与目的地相关的著作，又因为远游，回过头来想去读某些著作，远游带动了阅读、拓展了阅读、深化了阅读。
在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和官僚阶层大都认为读诗书比读律更重要、格调更高，甚至出现过“读书万卷不读律”这样的鄙薄法律之语。这种情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法学早已成为热门，法律职业也早已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但在法律日益赢得独立品性的同时，我们也要谨防法律人自我封闭。博登海默曾警告：“一个法律工作者如果不研究经济学与社会学，那么他就极容易成为一个社会公敌。”社会科学对法律人知识的重要性如此，人文科学亦不例外。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日子里，重温帕斯卡尔的这句话，更觉得人的渺小与悲苦，也更感到思想对于人的尊严的意义。病毒阻止了人们的远游，但阻止不了人们的思想，相信人类经此劫难，一定会在思想上有新的收获。
（原标题：以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法）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刘仁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