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道出了人民民主的思想渊源。在对民主内涵与过程的表达上，中国文明走在各种文明的前列。西方民主理论有重视个人参与的希腊传统和重视公共利益的罗马传统，但是现代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失去了实现人民公共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民主传统进行有效对接，经过艰难探索，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 民主理论 选举民主 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是人民民主理论的一个新发展，对于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征，指导中国未来的民主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试图从理论传承和发展的角度，揭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是如何展开的。
过程民主的中国传统
当代中国之所以走上人民民主的道路，是与中国这方面深厚的传统分不开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党的十九大报告最后总结性的话语，恰好道出了人民民主的思想渊源。
“民主”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共同记忆和追求。在对民主内涵与过程的表达上，中国文明走在各种文明的前列。中国古代先贤在这方面做了高度精练的概括，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天下为公”。这是中国人为“民主”提供的重要理论基石。在这个基石之上，中国古代先贤展开了两层具体含义：一是天下之资源为人民所有；二是天下之公器为人民所有。这个所有，指的是根本性的所有，至于具体的占有形式，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如果没有这种根本性的所有，人类所共同走向的民主生活就无所依托。
第二，“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这句话是“天下为公”在地域和人民共同体上的体现，清楚地表达了人民是邦国的根本，社稷和君主都是为人民而存在的。
第三，“立君为民”。“有民立君，将以利之”，这句话写于《史记》之中，比“君为轻”更清楚地表达了立君（政府产生）的目的，那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
第四，“天视民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民有”走向“民治”的重要理论衔接，如果天下邦国的治理只能听从“天意”，那么就会产生装神弄鬼的巫术政治，人民在治理中的作用就无从发挥。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天视民视”思想开启了世俗政治理性的伟大时代，“民心向背”成为这个时代“过程民主”的一个起点。
第五，“选贤与能”。这句话在《礼记》中是跟着“天下为公”后面说的，说明它是实现“天下为公”的根本治理途径之一。治理天下和邦国的过程中，总是有一些人在德与才上更具有优势，这些人更有意愿和能力来维护和实现人民的利益。如果只是像柏拉图那样把国家治理视为极少数具有神秘天赋之人的事业，那么民主过程就无从开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就会永远排除在治理过程之外。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选贤与能”，也就是将治理国家的人才不分阶层地选拔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民主过程的最重要环节。以此为基础而产生的官员选拔制度，是中国为人类政治生活贡献的伟大政治发明。
第六，“询于刍荛”。“刍荛”是打柴之人，意指平民百姓，治理国家之事得要问他们的意见，这是中国“民意政治”的起源，是“选贤与能”的后续民主过程。即使选出了贤能之士，但是他们的智慧也是有限的，他们要在治理过程中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要主动地、广泛地征求人民的意见，并善于从中加以取舍和综合。
第七，“相防过误”。这是《贞观政要》记载的唐太宗的话。他对大臣说，设置中书、门下两省，目的是要大家在一心奉公的前提下相互提醒不要犯错误，因为每个人的见识都是有限的，而且都会有一些私心杂念。这种在奉公前提下的相互商量、相互制约的道理，比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中“用野心对抗野心”要高明得多。
第八，“击鼓言事”。《周礼》记载，“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遽令”。有冤屈或对施政有不满的民众可以击打路鼓，以向官府陈情。官府依此可纠正冤情，查办失职官员。这既是民情上达的一种方式，也是监督官员的重要手段。
此上八点，前三点讲的是“民有”与“民享”的问题，后五点讲的是“民治”的问题，也就是民主过程的问题，此过程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是其他古代政治文明所难以比拟的。如果要对此过程的特征做出更精练的概括，那就是“民心政治”的两种过程，一种是“道心”政治过程，一种是“人心”政治过程。前者更多地指实现人民长远利益的过程，后者更多地指满足人民即时欲望的过程，当然二者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晰。中国过程民主的传统则以实现前者为主，实现后者为辅。这个传统一直沿袭至今。
过程民主的西方之路
谈论西方民主传统的人，大都会追溯到古代希腊和罗马。有的人强调希腊传统，有的人强调罗马传统，这两种民主传统有什么不同呢？用中国传统的政治语言来表达，那就是希腊民主传统更多强调“人心”，而罗马民主传统更多强调“道心”。希腊的“人心”民主过程注重每个人的平等参与，罗马的“道心”民主过程注重国家公共利益的维护。于是，前者留下了投票的传统，后者留下了立法的传统。
西方走入现代文明，历史上通常称之为希腊罗马文明的复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对的，当然，其中有来自中国文明的启迪，有后世文明的创造。后世的西方思想家总是撕扯于希腊和罗马传统之间。不过，就民主过程而言，后世更多地继承了希腊传统，而将罗马传统归入不同于民主的“法治”传统。
在希腊这种“人心”民主过程的基础上，现代西方人又添加了新的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强调“个人自由”。这一方面是现代商业经济所带来的“个人利益”观念越来越强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希腊投票传统中的“个人意志”顺理成章的发展。
西方现代政治的发展将传统的共同体打破，将类似原子的个人释放出去，并企图以这种无依无靠的个人为基础，重建新的共同生活的秩序，一种相对于紧密的传统共同体而言的、松散的现代共同体——一种虚假的共同体。
之所以说是虚假的共同体，一方面是因为这共同体的建构是以“自由个体”为基础的，没有任何独立的共同体目标作为前置条件，共同体成为个体的附属物，就如同一堆流沙暂时保持某种山丘的形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现实中的个人所构成的群体（阶层、族群等）之间处于难以调和的冲突状态，不断撕裂着这个脆弱的共同体。
为了维持这种共同体的运转，以“投票”为核心特征的民主似乎成了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在不断夸张的“个人自由”面前获得了越来越强的合道性证明，同时又使民主定位于日益狭窄的含义。
这种狭窄的民主过程在思想上的转折点是在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那里。他将民主定义为精英通过投票的方式从民众那里获得做决定的权力这样一种过程。这既是对希腊传统的一次大的修改，也是对罗马传统的一次大的偏离。他自己也承认，他改变的就是继承希腊罗马传统的近代民主。对希腊民主的修改就是将人民中的大众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也就是大众只能选举决策者，而不能自己做决策。对罗马传统的偏离就是不承认有“人民利益”或“人民意志”这种东西，温和地说，就是现实中找不到反映这种东西的机制。于是“民主=选举”这种简单的公式就在理论上确立起来，并一直主导着西方主流民主理论。后世的民主理论家如达尔等也只是在此基础上做了某种扩充而已。有一些政治哲学家如罗尔斯等强调“公共利益”需要某种独立的实现机制，而不是个人意见的简单汇总。一些社群主义者更是强调共同体的独立属性。但这些观点并没能成为西方民主理论的主流。
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理论走向狭窄化，促使其民主过程走向劣质化。在膨胀的个人自由和资本操纵的选举机器作用下，西方政治生活出现了大众和精英双重劣质化的现象。精英虚情假意地迎合着大众即时的意见，失去了实现人民公共利益的意愿和能力；大众在对精英的不满中发泄着愤怒的情绪，也对政治生活失去了理性参与和改造的意愿和能力。不同群体都为了短暂的、特殊的利益相互撕扯和冲突，国家治理出现了日益明显的衰败迹象。
马克思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启迪
作为西方文明滋养出来的一位思想家，马克思也深受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响，尤其是在民主问题上，他比西方所谓主流民主理论家更好地继承了希腊罗马的传统。他有一句让人不太好理解的话：“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猜破了的哑谜。”[1]如果理解了亚里士多德用同样一个词既指共和政体，又指一般政体，就能够理解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只需要把“民主”与“共和”相互置换就可以了。古希腊的民主传统主要是数人头的投票民主，亚里士多德对这种民主传统的弱点有反思，他试图在城邦的公共利益与人民的参与治理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他的这种思想也在罗马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体现。
步入现代之后的欧洲，对于这种平衡理解得最深刻也最具创新力的一位民主思想家是卢梭。他认为民主过程的核心是公意的实现，而公意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公意就相当于中国传统政治中的“道心”。公意可通过不同方式发现，卢梭的一项努力就是试图通过“人心”政治的运作，也就是对“众意”的某种加工和综合，以让最终的决策接近“公意”。当代西方思想家之所以提出协商民主，以对投票民主进行补充，也是受卢梭思想的启发。这个“协商”就是“众意”的某种加工过程，而不是简单地进行投票。
马克思在对当时欧洲主流民主思想的批判中，并没有一般地否定“选举”民主，相反，他还主张选举权要不断扩大到所有的阶层。然而，他认识到选举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实质。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社会基础，这种民主形式只能支撑起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的内部，则是不同人群之间的分裂，核心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分裂，前者利用选举这种形式掩盖对后者压迫的实质。马克思理解的民主首先体现在经济社会的关系和过程当中，政治的民主建基于其上才有实质性的意义。这并不是说政治民主不重要，一旦民主的政治关系和过程建立起来，它对经济社会的关系和过程具有不同强度的反作用。
就政治民主的过程来说，马克思看到了欧洲主流所谓代议制民主的缺陷，看到那些政客如何通过花言巧语骗取选票，当选后则把对选民的承诺置诸脑后。即使他们不忘承诺，也改变不了形式政治背后的压迫性事实。列宁则更进一步地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制国家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也是这样。”[2]
马克思认为，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主过程的政治性日益减少，事务性日益增多，或者说民主过程的政治性日益转化为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而人民则会更加广泛而深入地参与这种管理的全过程。
这种“全过程”的特征，在巴黎公社的民主实践中就有初步的体现。马克思不希望公社是议会式的，而是让公社代表履职的全过程都处于选民的监督之中，他们随时可以被撤换。从这样一种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雅典民主的某种影子。但它也不可避免地也暴露出雅典民主的弱点，那就是在某些重大问题上，难以形成高质量的一致意见。
于是，在通往更高层次民主的过程中，需要某种先进政治领导的观念进入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卢梭的思考，这种民主过程既能够广泛地动员人民参与，又能够保证人民的领导者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就需要领导者与人民群众之间时时处于互动之中，这就是在通往更高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
中国共产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阐发
我们通常从革命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对中国民主的贡献，随着中国人民民主的发展，我们会日益发现马克思在中西方民主之间起到了一个沟通桥梁的作用。在马克思对西方民主的批评中，我们会更多地看到他身上有中国民主传统的影子，同时在他对经济基础历史变化规律的强调上，又会看到他对中国民主传统缺陷的补救。
将马克思民主理论与中国民主传统相对接
毛泽东在创造人民民主理论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的理论，对中国民主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换。这一方面反映了他过人的理论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马克思的民主理论与中国民主传统之间的亲和力。
首先，毛泽东在中国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的未来社会之间进行了对接。他在孙中山的基础上，对“天下为公”的理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那样一个社会里，不仅人人平等，而且每个人的身心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种“全面发展”恰恰是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社会的核心特征。
其次，在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过程中，毛泽东比同时代的领导人更加深刻地洞察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过去遭受压迫的底层人民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敢叫日月换新天”。将这种力量呼唤出来，是人民民主过程的第一步。
第三，为了动员和组织人民进行新的民主革命，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的先进政党理论与中国的“选贤与能”结合起来。革命时期他强调党对军事和政权建设的领导，就是保证各项决策行进在正确的方向上，这种正确的方向就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这种领导的关键是培养出优秀的干部队伍，让他们去更好地领导人民群众。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思想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第四，毛泽东认识到巴黎公社民主经验的重要性和局限性。这种经验通过苏维埃形式传到了中国，在中国的实践中暴露出更多的局限性。毛泽东通过士兵委员会的教训认识到，这种民主不能作为主导性决策形式，只能作为某种补充而嵌入到“决策—执行—监督”过程中来。他将“询于刍荛”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创造出“群众路线”的民主过程。他通过这种新的过程，努力解决中国传统的“道心-人心”困境，或者说努力解决卢梭的“公意-众意”矛盾。这个过程中，既有群众的意见表达，又有干部的加工综合，二者处于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互动之中。
第五，毛泽东创造性地将人民民主过程在纵横两个方向拓展开来。在纵的方面，毛泽东对中国的“击鼓言事”传统不感兴趣，他鼓励人民更广泛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他要人民起来监督各个层级的干部工作，并且可以采取集体运动的方式。在横的方面，他要实践马克思的经济民主思想，要让工人阶级能够管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惊人的创造力，他们在努力创造一种全方位和全过程的民主生活。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为今后的民主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方向。然而，正如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挫折一样，这种民主探索也遇到了大的困难。
毛泽东更多地看到理想人民的“能”，而较少地看到现实人民的“不能”。现实人民在贤能方面是有差异的，如果在新的民主实践中不能够让贤能之人更好地发挥作用，甚至让他们经受周围群众的斗争和打击，那么，经济社会生活就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政治生活秩序的维持也会变得更加困难。不过由于“党的领导”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这种困难还比较容易得到克服。
探索实现人民民主的新途径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容易夸大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差别。其实，他们都是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领导人，在对人民民主的信念上都是坚定的。邓小平的智慧在于试图用新的方法来实现人民民主的目标，而且他努力让这些新方法从毛泽东思想中产生出来。譬如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领导革命取得成功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邓小平就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新的探索。
要在新的条件下找到实现人民民主的新途径，从何处下手呢？邓小平看到过去实践的一种悖论：一方面，群众的广泛参与给秩序和发展带来了破坏；另一方面，权力的过分集中导致经济政治生活过于僵化，失去活力。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邓小平努力寻找实践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新钥匙。
首先，“权力下放”。在学习苏联计划体制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止一次强调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不要集中那么多的权力。邓小平认为中央权力不仅要下放到地方，地方权力要进一步下放到基层和企业，要让广大干部群众有更大的空间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其次，将人民民主发展的重点放在基层。这是权力下放的一个后续发展。在权力向上集中的情况下，作为人民民主实践形式的人民公社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权力下放之后，基层民主才会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第三，让有本事的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对过去民主生活的一个真正的纠正。民主生活不能将有本事的人打翻在地，让没本事的人胡乱折腾。所以，在教育层面恢复高考制度，在组织层面完善干部培养选拔制度，在经济层面完善优胜劣汰制度。这些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复兴了“选贤与能”的传统——将广大的人才选拔出来，并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我们需要从民主过程的角度去理解人民民主的这种优势。
第四，将民主过程纳入制度化轨道。这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一辈领导人的共识，他们经受了无序的政治生活对国家的伤害，对民主的制度化都感受到一种迫切性。这方面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议事、立法、监督等诸多制度，尤其是加强立法。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整个国家的民主生活都在这个法律体系中运作和发展，从而消除了人们对无序民主的担忧。
第五，强化了集体决策制度。邓小平对领导集体与领导核心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如果没有集体的充分讨论，只凭个人独断去领导，迟早会出大问题；相反，如果没有核心在其中发挥主要的作用，在关键时候能够拍板，也迟早会出大问题。后来，这种集体决策过程凝练成民主集中制“十六字方针”，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与古代的“相防过误”相比，这种集体决策制度在决策的科学性和及时性上无疑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六，完善了民情上达的信访制度。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建立的一项制度，它有“击鼓言事”制度的影子，但性质显然不同。这项制度设计的初期，毛泽东把它看成是群众路线的组成部分，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与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中央抽调大量的干部处理上访问题，后来成立了专门的信访机构，并颁布了信访条例。信访成为民情上达的重要渠道，嵌入到人民民主的过程当中。
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主要内容
经过改革开放后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在人民民主的过程上，我们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观念和做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适时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观点，这既是对过去人民民主过程的一个总结，也是对未来人民民主发展的一个指引。
首先，这个人民民主的过程是全方位的，而不只局限于政治领域。坚持这一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能够深刻地领会和践行这样一种民主观。人民当家作主不是在投票选举代表时才显示出来，而是要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真正感受到了自己是主人，所谓“主人翁”精神是贯彻在方方面面的。
其次，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贯穿人民民主全过程中的一条主线。这是与西方民主过程的最根本的区别。这条主线不是中国共产党独自发明出来的东西，而是对中西方民主之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西方主流民主自近代以后，尤其是在当代，越来越偏离和否定这条主线，这是其民主不断劣质化的最主要原因。
第三，完善党的领导过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环节。“正确的领导”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牢牢把握住人民根本利益，要保证党的重大决策尽可能趋近人民根本利益的那个理想的平衡点。科学与民主的决策过程是达到如此目标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积累了世界其他任何政党都无法比拟的经验，从而让自己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中之重。
第四，在选举、决策、协商、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拓展广泛而有效的人民参与。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要内容，广泛性和有效性是这种过程的两项基本特征。西方民主看似广泛地动员起了选民参与，但这种参与也仅限于选举而已，在其他环节，人民大众处于被漠视的地位。即使在选举过程中，选民似乎可以自主地投票，但他们的选择所基于的观念和事实严重地受到统治精英的操纵，其选择与结果之间存在虚假性的关联。中国人民民主的全方位和全过程，具有比西方民主更广泛的特征，但在有效性方面仍然有短板。我们需要继续发挥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这些短板给补上，让人民的参与和优良的治理之间产生真实和积极的关联。
第五，在一种“有机性”的思维中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当代中国的治理体系是由各种制度和过程磨合起来的有机整体，人民民主的过程贯穿于治理体系的方方面面，在促进整体的统一性和协调性的同时，让该体系充满生机与活力。
这五个方面是当代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特征，其中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阶段的创造性智慧。
结语
当代中国的人民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民主事业。过去的经典作家尽管在这方面有一些论述，但这些论述不足以给这种新的民主实践提供具体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人为此进行了长期艰难的探索，其间也经历了挫折，但现在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答案。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答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让中国比以往更加清楚地知道未来的民主画面是什么样子，更加清楚地知道理想与现实的人民民主之间的关联，更加清楚地知道当前应该重点去做什么工作，去发展什么民主过程。只有牢牢扭住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目标不放，憋着一股子劲，认认真真地像发展经济生活那样去发展民主生活，才能真正兑现对人民的承诺，真正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文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1页。
[2]《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0页。
责编：周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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