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引发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全球合作文化受到冲击，全球治理观念发生断裂，全球多边合作机制受到冲击。谁来进行治理、怎样进行全球治理，中西方学者依据不同的理论给出不同的全球治理进路。从理论和实践来看，走向全球治理不仅要统筹兼顾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还需要重视地区治理阶梯，三个层次的治理要统筹设计、缺一不可。
关键词:全球治理 治理进路 地区治理阶梯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全球治理“大僵局”
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发生了空前巨变，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面临改革困境，全球多边秩序陷入混乱和失序状态，全球合作文化受到冲击，全球治理观念发生断裂。
总体来看，当前在需要解决的全球问题与全球多边机构解决问题的能力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鸿沟，全球合作几近崩溃，二战后初步形成的全球治理机制渐趋失效，甚至成为推动全球合作的障碍，从而出现全球治理的“大僵局”。“大僵局”之说出自于英国杜伦大学教授、全球化研究专家戴维·赫尔德，他认为多边跨国合作日趋失效，出现了核扩散、轻小武器激增、恐怖主义、失败国家、全球经济失衡、金融市场波动、世界贫富不均、生物多样性丧失、水资源匮乏、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现象，这样的“大僵局”不是某个领域的特有现象，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普遍症结。
“大僵局”之说并非耸人听闻，人们普遍认识到全球治理的原有规则体系不能适应新的全球性挑战，而全球性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最终导致世界秩序失调、全球治理失灵。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加速发展，人们对全球化和全球问题越来越关注，对全球治理的未来普遍持乐观态度。但2001年“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等事件，对这种乐观情绪造成巨大打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原本已深陷困境的全球化出现停滞，全球治理不进反退。当前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呼吁全球团结抗疫、合作应对全球化挑战，依然是世界多数国家的期盼，探寻走向全球治理的进路，已成当务之急。
全球治理进路
新世纪之交，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认识分歧主要体现在需求侧，争论的问题在于世界是否需要全球治理。如今，各国在观念上的断裂主要发生在供给侧，即谁来进行治理、怎样进行全球治理。世界各国争论不休的新问题包括：全球治理的推进主体是谁？根据什么原则、使用什么方式推进全球治理？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未来？导致这些新问题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全球治理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出现了巨大鸿沟。解决这些新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在于找到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模式。
西方学者观点
西方学者重视理性国家观念，倡导从改造国家理性入手，重塑全球治理。西方学者认为，造成当前全球治理困境的一大原因是，国家数量的增加，特别是大国数量越来越多，多极化加深，而核心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相互协调与合作的成本增加，大国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显著下降，从而导致僵局。因此，他们主张从转变大国利益诉求入手，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大国的核心利益关切，只有在全球问题关系到大国切身利害，大国有强烈意愿解决并且没有其他大国反对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全球合作。这与西方霸权稳定论的逻辑密切关联，仍然着眼于破解“金德尔伯格陷阱”，即主要大国无意承担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之责，导致世界陷入领导权落空、危机四伏的状态。
西方学者认为，全球治理“大僵局”的导因还包括全球问题日益复杂尖锐，而现有国际制度设计却存在制度惯性，国际机制多元化、碎片化，决策分散，全球合作失去效率和效力。对此，西方学者提出的改进建议有：增强现有多边国际机构的自主性和适应性；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组织机构应当携手同行，分享相同目标，遵守共同规范；动员各国国内力量，促使国内力量走向全球合作；民间社会协助政府厉行改革，寄望于富有规范创制精神的领导者。这些政策建议建立在国家理性和规则理性基础之上，主张维护和加强既有西方主导的制度体系和规则规范，倡导自下而上的改革，重视国内政治和民间社会的能动性与个体创制规范的领导力效应，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色彩，局限性更大。
我国学者观点
相比之下，我国学者更重视全球整体利益，倡导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着手，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主张综合西方的规则理性和东方的关系理性，创建更加多元而和谐的全球秩序。具体来看，我国学者在全球治理进路上主要有以下两类主张。
一类主张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实行多元普遍主义或深度多元主义，以充分包容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最终推动形成一个体现这种理念的新的“复合”世界秩序或“多元”世界秩序。这条进路倡导突破传统国际关系理念，呼吁改变全球治理的规则和路径，提出融合各种文明的治理思想，重建世界秩序的理念原则，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建构起能够有效应对全球挑战的命运共同体。这条进路主张与党和国家在新时代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高度一致。和西方学者的主张相比，这类主张不满足于改良现有的制度规则体系，要求创建新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
另一类主张破除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践行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这条进路倡导在国家利益合理化的基础上实现人类整体利益的优化，推动全球治理从割裂的治理转向整体性治理；倡导深度、有效、理性而和谐的全球治理，主张制定统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整体性政策与方案，敦促加强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融互动；主张实现更为有效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以克服当前世界秩序的明显缺陷。这条全球治理进路重视理想目标与现实利益的统一和协调，与党和国家“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治国理政总体思路，以及当前全球疫情危机条件下提出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谋而合。这条进路更加重视以全球整体性来弥补分散的国家利益，实现自上而下的统筹和协调。
相比西方学者具体而微的主张来看，中国学者的主张更为宏观、更重视顶层设计，也具有更高的理念意义和实践价值，但从全球治理进路设计的角度看，尚有可以延伸思考的空间。
全球治理的地区转向
设计全球治理进路，需要立体、全面地看待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既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或“两分法”，也要吸取中国传统智慧的“三点论”或“三分法”。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设计，也应从“两分法”过渡到“三分法”，既要统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也要充分重视地区治理的桥梁和阶梯作用，全面兼顾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和国家治理三者的互动。
理论上，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重视两层次问题的治理，一个是全球化的治理，一个是国内问题的治理。只不过有些理论偏重前者有些偏重后者，但都看重规则和规范的事前建构，且习惯从内外两层次相悖的立场上看待问题的根源，认为全球治理的“大僵局”起源于二战后“治理有方的全球化”，从治理僵局本身出发去寻找进路，这种看法容易割裂全球治理。
中国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则强调辩证地看待世界，综合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习惯于借助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内外兼修”思维，却忽视了传统中国哲学思维中的“三点论”和“执两用中”思维，容易导致不够全面和综合。“两点论”符合西方现代理性，重视深度治理，强调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但难免陷入两极对立思维，一极是坚守民族国家主权绝对不可侵犯、不可让渡、不容干涉，另一极是承认全球必将走向一体化、世界大同。由“两点论”提出的治理策略常常是两者各取所需、各为所用，而并不在意是否还有第三条进路。从中国传统逻辑来看，这样的思维显然不够完整，虽然历来讲究“一分为二”地看待事物，但更主张“合二为一”“执两用中”。“执两用中”里的“用中”，正如当代中国哲学家庞朴先生所说，“所谓的中，就是第三者；承认二分又承认中庸，也就在事实上承认了一分为三”。这种“三分”哲学观，也恰如毛泽东以昆仑想象世界，“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实践上，如果只考虑如何统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主张厘清并深刻认识两者的互动，从而在战略谋划和政策安排上予以统筹和协调，就显得不够全面和综合。客观来看，当今世界依然是民族国家的世界，但也必须尊重世界由一个个地区组成的现实。构建未来全球秩序的努力中，全球性的“大国协调”虽不可或缺，但“一统天下”的局面却遥不可及，反倒是“地区世界”的模样已初现端倪。
全球治理终究有一个渐进实现的过程，其中蕴含着分片渐次实现和平的逻辑，也符合近年来广受理论界重视的多层治理逻辑。多层治理理念和实践启发我们，全球治理是一个包含众多层次的治理系统，既包含全球层次的治理，也包含地区间、地区、国家和地方等多个治理空间的治理，其中，国家和地方层次的治理属于国家治理的范畴，而地区间和地区层次的治理则是全球性地区治理的题中之意。关注地区和地区间层次的治理，并把它们与全球层次和国家层次等更多层次的治理结合起来，实现更为立体化的治理，可以更好地体现全球治理的整体性，实现真正的全球整体治理。
早已有学者认识到，地区治理有着比全球治理易于取得成效的优势，欧盟道路和东盟道路提供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如今，对全球治理的认识有必要进行一次“地区转向”，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两者统筹兼顾的“两点论”扩展成“三分法”，真正架起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和国家治理三者互动沟通的桥梁和阶梯。在政策设计上，应更加重视发挥全球性地区治理的功能和作用。如对“一带一路”的定位除了是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还应将其看作是一项面向全球的“地区治理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早已提出，要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这一周边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核心工程——互联互通建设——已成为推动亚洲地区合作进程的澎湃动力，并扩散到全球各地，引领着全球治理的方向。因此，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不仅要统筹兼顾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还需要重视地区治理阶梯，三个层次的治理要统筹设计、缺一不可。
【本文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
责编：程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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