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多次说过，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手段是减税，而减税有两种选择：全面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前者是供给学派提出的主张，美国在里根执政时期推行的是全面减税，特朗普执政时期也是全面减税。事实表明，全面减税能扩大企业投资，但同时会加剧结构性过剩。中国与美国不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也启动减税，但重点却是结构性减税。
我国之所以实施结构性减税，目的在扩投资与调结构并举，一石二鸟，显然是棋高一着。不过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要比较两种减税方案，而是讨论怎样让结构性减税更合理。从再分配角度看，减税是财政让利给企业，也可看作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现在要研究的是，结构性减税要通过怎样的安排，才能让企业和消费者同时受益。
减税让企业与消费者同时受益，绝非天方夜谭。不知读者是否了解2009年我国实施减税的背景？2007年底，国家颁布了“新劳动法”，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升高了20%。如此一来，工资势必挤占企业利润。可不巧的是，次年又遇上了国际金融危机。内外交困，当时不少企业喊救命，为了救企业，于是政府启动减税。
表面上看，那次减税是在补贴企业，但若想深一层，其实也是在补贴员工（消费者）。设想一下，假若政府不减税而任由工资挤占利润，长此以往有些企业是否会关门？而企业一旦关门，不仅最低工资无法兑现，而且还会有大量员工失业。由此看，那次政府减税是为了避免工资挤占利润，一方面为企业减轻压力，同时也是为了惠及消费者。
当然以上只是特例。事实上，消费者并不总是减税的受益者，比如出口退税就与国内消费者无关。问题是，我们能否找到一组判据，可以明确判定谁是减税的受益者？我的思考是这样：政府加税，企业有可能会转嫁税负，那么政府减税，其“补贴”是否也可以转移？我的答案肯定。何以见得？我们不妨先弄清楚税负转嫁是怎么回事。
所谓税负转嫁，是指政府对企业加税，而企业却将税负转嫁给了消费者。企业是怎样将税负转嫁出去的呢？要明白这一点，需借助“需求弹性”作解释。一种商品价格变动带动需求变动，两者变动率的比值为需求弹性。如某商品价格上涨10%，需求减少了20%，其弹性系数是2。经济学说，弹性系数大于1，需求富有弹性；反之则缺乏弹性。
需求弹性与税负转嫁有何关系？让我再举一个例子。若政府对生产酱油的企业增加征税3%，由于消费者对酱油的需求缺乏弹性，酱油降价不会多买，涨价也不会少买。这样企业将酱油价格提高，销售却不会减少，于是增加的税负就转嫁给了消费者。相反，若某商品需求弹性大，价格上涨令需求大幅下降，此时税负就转嫁不了。
由此可见，企业税负能否转嫁，关键在于商品能否提价，而商品能否提价，又决定于需求弹性的大小。若把角度倒过来研究减税，道理也一样。前面说过，减税可看作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这种“补贴”会否转移，则取决于商品会否降价。若降价，企业与消费者皆为受益者；否则受益者只是企业。而商品会否降价，也决定于需求弹性。
是的，假如某商品缺乏需求弹性，降价后需求不增加，企业自然不可能降价。但若某商品需求弹性大，比如降价5%，销售可增加10%，企业就有可能降价。不过也仅仅是一种可能，企业是否降价，最终取决于商品的供求状况。这是说，减税（补贴）会否转移，要从“供求状况”与“需求弹性”两个维度分析，对此我们可将不同行业分为四种类型：
类型一：供给短缺、需求弹性大。一般来讲，供应短缺的商品不会降价，从短期看，减税（补贴）的受益者是企业。但从长远看，却会让消费者受益。由于商品供不应求，而且需求弹性大，政府减税必推动企业扩大生产。随着供给增加，商品迟早会降价。商品一旦降价，补贴就会向消费者转移。
类型二：供给短缺、需求弹性小。政府对此类行业减税，受益者当然也是企业，补贴不会转移。一方面，由于商品供不应求，企业不会降价；同时由于需求弹性小，即便降价，商品销量也不会增加。但要指出的是，为此类行业减税可以推进和改善供给，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类型三：供给过剩、需求弹性大。在此情况下，说明市场对这类行业的商品有需求，只是由于消费者不接受当前的“价格”而造成了产品积压。只要企业产品愿意降价，供求便可自动平衡。此时政府若能减税为企业降成本，让企业有降价空间，一定会对消费者有利。
类型四：商品过剩、需求弹性小。毫无疑问，政府对此类行业减税，补贴的只是企业。而且与类型二不同，不仅消费者不能受益，而且对经济有百害而无一利。读者想想，既然商品供给已经过剩，需求弹性又小，此时减税怎可能减少过剩？相反，只会加剧生产过剩。
最后再说结构性减税的安排。推行结构性减税，是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当下的问题是应该怎样减？据上文分析，要兼顾企业与消费者利益，并考虑到国家现有财力，我的建议是：政府应优先加大对第一类行业的减税力度；对第二类、第三类行业也可适当减；对第四类行业则完全不必减。减税作如此安排，读者以为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