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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身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亲历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实践，既有更好条件、也有更大责任总结好中国经验，丰富和创新发展经济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适应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现实需要，发展经济学逐步兴起。然而时至今日，机械地按照西方理论推动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并未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数众多的经济体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先后于1999年和2010年跨入下中等和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相当于高收入国家门槛线的83%左右；我国技术和产业水平快速提高，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我国这样的超大型经济体在如此短时间内取得奇迹般的巨大成就，研究其中的经验和规律无疑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中国学者尤其是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身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亲历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实践，既有更好条件、也有更大责任总结好中国经验，丰富和创新发展经济学，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发展的内涵及发展经济学的核心任务
发展的直观表现是规模的扩大，但其根本内涵则是一系列结构的变迁和升级，如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和经济增长主动力结构、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结构、居民消费结构、对外贸易结构等。同时，不同技术水平产业的规模经济性、风险特性、市场交易范围、交易方式不一样，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也会不同，政府制定政策的重点也不一样。发展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揭示结构变迁和升级规律，并提出使结构升级得以顺利和持续推进的战略和政策体系。
结构升级和变迁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要素禀赋结构会由人均物质资本短缺和人力资本低下的状态，升级为人均物质资本丰裕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状态；产业结构会由以农业和初级原材料产业为主，升级为以轻工业、重工业再到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要素投入和增长主动力结构会由以简单劳动推动为主，升级为以技术研发和内嵌着日益复杂技术的资本品推动为主；人口和产业活动在国土空间的分布结构会逐步城镇化；居民消费结构会由以食物为主，升级为以耐用消费品再到以服务消费为主；对外贸易结构会由以初级原料出口和初级设备进口为主，升级为以复杂制造品和设备为主。在这些结构升级过程中，各行各业会成长起不少大企业，交易范围日益扩大，交易复杂程度日益提高，金融和法律体系复杂程度和精细程度日益提高，对政府推动发展和协调多元利益关系的能力也会提出更高要求。从这些维度出发，可以观察到发展进程所呈现的比较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上述方方面面的结构，相互之间并非独立，而是有着内洽的关系，一些结构是因，另一些结构是果。比如，要素禀赋结构是因，决定着产业结构的最优状态。而产业结构升级又决定着城镇化速度，决定着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消费结构的升级，决定着在什么样的价值链环节参与国际经贸往来，决定着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和法律以及体制和政策支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的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两波大的思潮，但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均以失败而告终。一波以结构主义为代表，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结构性差异，并把发展中国家一系列“落后的结构”归因于市场失灵，于是主张政府全面干预，力图发展超越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体系，结果导致一些国家经济在经历短暂的由投资拉动的高速增长后陷入停滞，且危机不断。另一波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把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政府失灵，主张政府应该彻底放手，激进地推进私有化和市场化，认为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结果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比推行结构主义的60年代和70年代更低，而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却更高。这两波思潮之所以都以失败而告终，第一个原因是没有深刻认识到，发展不仅是市场竞争下的资源最优配置，更是一个结构变迁过程；第二个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前文所述各方面结构的内洽性；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结构升级和变迁有别于既定结构下的资源配置，前者涉及许多单个企业甚至单个产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既需要产业之间的协调，也需要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相应完善，因而既需要发挥市场作用，也需要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因势利导创造产业升级的基础条件，能够使产业升级更顺更快。
正是基于对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发展经济学本身发展的总结，我们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我们认为，发展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推动结构转型升级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只有两者协调配合，才能有效地推动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这也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得出的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动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和经验
改革开放后，中国立足国情，循序渐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同时注重发挥好政府作用，因势利导地推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加快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经济快速发展和资本积累提升了要素禀赋结构、改变了比较优势，为产业升级创造了条件。以这样的方式，中国较好地平衡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并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理念，在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后平稳而快速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
围绕发展进行有效社会动员。党中央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后，各级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迅速响应，形成了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社会共识。务实渐进地从改善微观主体激励机制入手启动改革，保证了改革取得比较明显的普遍获益效果。
积极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大幅度提升了农业生产率，为经济起飞和劳动力流入非农部门和地区奠定了基础。
构建富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顺应物质资本不断积累带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态势，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引进、消化、吸收并再创新国际先进技术，同时加强自主创新，梯次孕育出以轻工业、重化工业、服务业为主的富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在这个产业结构攀升的工业化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关于增长、发展、创新和相互协调的社会知识。
经济起飞带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经济起飞时的轻工业和从事简单制造的小微企业发展，带动了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之后随着重化工业和复杂程度日益提高的制造业发展，大量劳动力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口跨区域流动到大中城市，进而带动了服务业发展。这样的发展节奏保证了流入城镇的劳动力与城镇就业吸收能力相匹配，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贫民窟现象。
逐步融入世界经济，扩大技术来源和市场空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来料加工且产品出口的方式扩大对外贸易，既发挥了劳动力丰富的优势，也避免了对国内原有产业造成较大冲击。随着国内部门竞争力的提升，我们通过内外合资、引进外资等方式，先沿海后内地逐步扩大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在金融开放特别是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我国保持了谨慎态度，避免了热钱大进大出对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可能带来的冲击。
始终注意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政府以务实态度平衡好改革、开放、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出包括要素市场体系在内的整个市场体系，逐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注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从实际出发，对宏观经济加以有效管理；积极作为，组织建设基础设施体系，联通国内大市场，促进要素流动和产业发展；随着发展阶段提升，不断提高监管标准，引导绿色环保产品和工艺研发推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发展可持续性。
兼顾效率和公平。通过转移支付安排和富有自身特色的帮扶政策，努力控制并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有效推进减贫事业，提高发展包容性。
注重保持发展的安全性和发展进程管理的自主性。得益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平稳运行。在面临外部经济危机冲击时，政府有很强能力推行逆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予以应对，进而避免了为获得国际金融机构援助而被迫推行其惯常主张的结构性改革或紧缩性政策方案。
在分享中国经验、促进共同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创新发展经济学
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旧国际关系体系下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验相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经验更贴近当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的作用，遵循比较优势循序渐进推进产业升级和城镇化进程，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也应看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从内部看，在临近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时如何更好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保持和提高社会流动性，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创造更公平的条件；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改善二次分配，实现人人享有和共同富裕等等，都需要经济发展理论作出科学解答。从外部看，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过程中，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和延续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落实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促进形成各国共同发展的格局；如何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高端产品、服务和生产要素；如何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等等，都需要经济发展理论加以前瞻性研究。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推动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实现更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国许多经济学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在总结中国经验、推动经济发展理论进步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后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进一步总结提炼好基于中国经验的发展经济学知识，作为重要全球公共产品贡献给世界，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