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著名的考据学家、金石学家，是乾嘉学派的强有力殿军。阮元毕生勤于著述，治学广博，“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而尤以发明大义为主……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海内学者将其奉为山斗，萧一山评价他为“清代羽翼经学之功臣”，钱穆誉其为“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阮元皓首穷经，坚守学与仕合，济于世用，成就了在多领域的颇高造诣。
训诂明理的治学原则
阮元出身武宦世家，父亲德孝仁慈，母亲知书识理，他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教诲阮元读书治学要注重“明体达用”，对其一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成长的道路上，曾与凌廷堪、焦循相与问学，其为学趣向渐趋明确，开始走上了经学研究的道路。
阮元亲历乾嘉学派的鼎盛时期，自幼便受到考据学的风气熏陶。阮元主张“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他宗法顾炎武、戴震，尊奉以训诂明义理的治学原则。在他看来，“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他明确指出：“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他将训诂比作通明圣人之道的锁钥。“训诂不明则圣贤之语必误，语尚误，遑言其理乎”，“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也”。是故阮元力倡通过训诂探究文字的本义，明晰义理。
阮元认为“训诂之学，必自形声始”，他对文字、音韵颇有所长。阮元专作《释心》《释且》《释颂》《释矢》等一系列文章，以究文字之本义。他还援引《说文》《尔雅》《释文》《五经异义》《史记》等典籍史料，论证了“义从音生也，字从音义造也”的观点，认为古人造字，字出乎音义，义皆本乎音，成为训诂学中的一个重要见解。这些研究成为阮元倡导“训诂以明义理”的奠基之作。
阮元秉持治经必通训诂的原则，对“性”“仁”“敬”等儒学核心概念进行考释，清除了汉以降尤其是宋明儒者对典籍的曲解臆说。宋学家专注于义理探求，而汉学家则着力于训诂考据。阮元实则倡导了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治学原则，将训诂作为探寻义理的基础，具有调和宋学与汉学的意味，避免了走入因考据而考据的死胡同。此一原则贯穿他一生的治学研究，至其晚年，他仍言：“余多讲文字训诂，非迂也，凡字不究其来源，则每误矣。”
阮元坚持训诂以明义理的治学原则，校勘、考证诸多典籍，他博采众家之长，贯纂群言，为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将清代经学推向新的境界。他编纂的《经籍纂诂》将唐朝之前的训诂资料几乎网罗殆尽，被誉为“经典之统宗，诂训之渊薮”。阮元多次言说：“余之学多在训诂。”他还汇刻了1400余卷的《皇清经解》，这部巨作将在此一时期前有关经学研究的精华囊括殆尽，被誉为“汉学之巨观，经生之鸿宝”。
以训诂明义理的治学原则有助于加深对典籍的正确理解，提高学者辨别正误的能力，是深刻了解传统文化与古代历史的桥梁，在继承和发扬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
“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阮元崇奉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辩证看待“古”与“是”的问题，他“崇古”却不拘泥于古，秉持“崇古”与“求是”的统一。阮元继承清代学者治经之余绪，表现出“崇汉”倾向，他认为“训诂必宗汉人”，因为两汉学行醇实，距圣贤最近，后来的经学研究渐入玄虚之境，缺乏理论依据。在他看来，圣贤经典中无虚空之言，治经当以求真、求实为务。阮元认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阮元认为治经应实事求是，在文献编刻中制定了“非实事求是者不录，武断附会者亦不录”的经籍取舍原则。对于古人的注疏，阮元认为不可完全不读，也不可臆想空言，亦不必株守旧注，而应有所取舍。所以他主张不立门户，对诸家之学广采博取，这一治学方法使得阮元的才识呈现出广博通达的气象。他所校勘的《十三经注疏》唯求其是，析各家精校之言，择其善者而从之，实为古今经传集大成之作，被赞誉为“经学之渊海”。
为详勘前人正误，阮元并不拘泥于考据书本之中的文字，他还倡导以“实”说经，即通过对测算、图示等古代名物制度的考究，以及对古代的典制、地理、金石等广泛考释，还原先秦儒家典籍之本义。他所撰《考工记车制图解》，运用算学知识准确画出复原图，考释了郑玄对于牙围与漆牙之度的注解，指出了其中的错误之处。阮元对金石学有着颇为精深的研究，他广泛搜集金石，孜孜不倦地用其考经证史。相较于竹简、纸张类书籍，金石文字的保存更为完好，具有重要的考据价值。尤其是在上古时期，铜器仅为少数贵族所有，铜器铭文蕴含着深刻的政治与法律意义，是对相关领域进行研究的珍稀资料。阮元充分认识到金石的意义，他在金石学研究上成绩斐然，正是其求真、求实治学方法的生动体现。
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
阮元推崇实学，力图还原经书本义，他以通经致用为宗，努力将经义推及于日用之间，实现“求实”与“致用”的结合。阮元广泛征引，“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圣贤之道本在国计民生，学者应当“所行事功及于家国”。所谓“学而时习之”，学与习相得益彰。阮元释“习”为“行”义，认为学者不仅要融通圣贤经典，还当以所学付诸实践，致力于经国济世才可谓真正的“学”。
作为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官员，阮元主张“稽古以为资治”，将学术与政事相结合，以学术为政治服务。在他看来，“盖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为政者必须学史、明史，以古鉴今。阮元处于清中后期，繁荣稳定的社会表象之下实则矛盾与危机四伏。阮元以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为基础，提出“天下虽大，州县之积也”。若官员能把治学与治事相结合，从圣贤典籍中汲取经验教训，针砭时弊，通经以济于实用，则天下归于治大有可望。
阮元以自身实践生动诠释了学术何以经世的问题。在治理水患工作上阮元颇有建树，他以考证为手段，对于古文献中有关治水、治淤的资料进行研究，结合实地勘察，因地制宜制定出修治方案，收效斐然。在搜集资料过程中，他又发现治河有书，而治海专书尚缺。他经过研究发现治河与治海虽不尽相同，然“皆能发明水理”，遂嘱其门生撰《海塘揽要》一书，极具实用价值。在改革盐政方面，阮元同样取得瞩目成就。他往往在实地调查、取得显著治绩后，撰专文对此过程进行总结。他所作《云南井盐议》，分析了云南井盐政策导致民众苦不堪言的原因及其对策。除此之外，他还从经世致用出发，在兵政、科技、教育等多领域取得丰硕研究成果，颇具资政意义。
阮元以博大宏通的学术造诣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他始终坚守学与行的统一，以训诂、求实、致用为治学特点。他将为学与为官统一于经世致用的宗旨之中。他亦仕亦学，以民为本，成就了在为官上的政绩与为学上的造诣，其治学之道于当代学人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