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广东、江苏两地近600家企业的创新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企业技术供给端的创新仍是突出短板，信息化技术的支持成为新时期影响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企业创新最突出的障碍是关键人才缺乏和过高的创新成本，而技术信息的缺乏是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重要障碍。本报告建议，我国应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引导企业加强技术供给端的创新。加强环境政策、产业投资政策、人才政策与创新政策的协调，为企业创新活动营造更加柔性、包容的创新生态。
关键词:创新政策 企业创新 创新生态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为准确识别我国企业创新的短板与难点，以及创新政策存在的突出问题，2021年上半年，我们对广东、江苏两地584家典型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这次调查既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行业企业，也包括服装、钢材、机械等传统工业企业，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为183家，规模以上企业为121家。参与此次调查的企业中，超过95%的企业有创新活动，45%的企业有独立的研发机构（或研发部门）。此次调查的数据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创新发展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广东、江苏两地企业创新调查的主要结论
此次问卷调查重点选择了两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企业创新能力相对较强的省份，主要包括企业创新活动的类型、影响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因素、创新面临的障碍性因素、企业创新资源的获取途径、企业创新成果的转化路径和支持企业创新政策的实施情况等六个维度45类因素性指标，调查企业根据各类因素对企业创新的重要性（分为高、中、低和无影响四个等级）进行选择，并分别赋予1、0.75、0.5和0.25的权重，加总折算后比较不同因素对于企业创新的相对重要性。从调查的结果来看，我国企业创新仍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企业普遍重视需求端的创新，对技术或新材料、新的中间产品的创新重视不够
如图1所示，此次问卷调查将企业创新活动划分为六类，即主营产品创新、新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创新、技术或工艺创新、组织创新、营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对于主营产品创新，大约近70.0%的企业选择了“高”和“中”，是六类创新活动中占比最高的一类，其次是商业模式和营销创新，占比均超过了65%。与之相比，只有大约1/3的企业认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性高于商业模式和营销创新，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企业和规模以上企业，而新材料或中间产品创新则是最不受企业重视的创新活动。由此可见，我国企业创新主要是以降低成本或扩大市场规模的“效率改进”式创新为主，而具有更高价值的技术创新或引领市场的“颠覆式”创新仍是“短板”。这种企业创新格局更适合于传统工业化时期的经济活动，很难满足我国应对全球新一轮技术竞争，实现创新发展的战略需求。
人才、资金和信息化（IT）技术的支持是企业创新成功最为关键的三大因素，一些传统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的有效性下降
如图2所示，在问卷所比较的十大类影响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因素中，超过40%的企业认为人才和充足的资金是决定企业创新成功最为关键的两大因素，其次是信息化技术支持和设备智能化，对企业创新成功的重要性已超过了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等市场因素；生产设备的支持在所比较的十类因素中重要性相对最低，但规模以上企业除外，该因素对此类企业的创新仍具有一定影响，与“政策激励”因素相当。这一趋势反映出部分传统工业化时期的政策已不符合新发展阶段企业创新的需求。
从高新技术企业来看，超过50%的企业认为新市场的开拓相比现有的政策激励更加重要，另有超过1/3的企业认为关键原材料或零部件保障对于企业创新成功也非常重要，反映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潜在的风险，如美国等技术领先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短期可能会影响到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活动的正常进行。对于规模以下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而言，超过半数的企业在“政策激励”因素中选择了“高”和“中”，同比高于“信息化技术支持”和“设备智能化”等两类因素，企业占比也比其他类型企业更高，表明中小企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创新需求与其他类型企业显著不同，我国现行创新政策对此类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仍较为薄弱。
人才缺乏和过高的创新成本是当前企业创新中最为突出的障碍性因素，技术信息的缺乏是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中的重要障碍
企业创新面临的障碍性因素中，在“缺乏合适的人才或人才流失”中选择“高”和“中”的企业所占比重最高，约为63.5%；其次是“企业创新费用成本过高”，选择的企业比例约为58.6%。大约1/3的企业认为受政府环境治理的限制和产业投资政策的限制，企业无法进行创新，这两类因素对于规模以下企业的影响相对更大，选择“高”和“中”的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为33.1%和34.7%，说明我国环境政策、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之间的协调仍需进一步改进。在“缺乏风险投资支持”和“缺乏银行贷款等其他外部资金支持”等融资类因素中，选择“高”和“中”的企业比例分别为43.7%和40.2%，同比要低于市场信息、市场需求等市场因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可见“融资”并非当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主要瓶颈。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高新技术企业和规模以上企业中，对于“缺乏技术信息”因素选择“高”和“中”的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为61.7%和65.3%，成为仅次于人才问题的另一个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障碍。这一障碍的凸显一方面与全球技术竞争环境的变化、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管制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企业创新与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缺乏有效的融合，并未建立起获取先进技术信息的渠道。随着企业创新不断向更前沿领域的推进，这一障碍还可能被进一步强化，政策层面需引起足够重视。
公共研发基础设施利用率偏低，针对企业创新的税收减免等支持性政策的有效性亟须提高
如图3所示，我们重点对企业研发平台（主要包括实验室、工程中心、技术中心、检测中心等）、关键人才、创新活动的税收减免、政府其他对接服务（政策申报、项目补贴等）和金融机构的相关服务（融资担保、增信等）等四类创新资源进行了调查。其中，55.8%的企业选择“缺乏关键人才”，但只有42.8%的企业引进过关键人才，非高新技术企业中引进过关键人才的企业占比最低，约为34.7%。拥有各类政府支持的研发平台的企业占比为11.8%，其中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企业和规模以上企业，这两类企业的占比均超过了20%；使用过非本企业拥有的各类政府支持的研发平台的企业占比非常低，仅为3.3%，反映出我国公共研发基础设施对企业创新的支持作用并未有效发挥。
再从创新政策资源来看，在参与调查的近600家企业中，研发活动享受到税收减免的企业尚不足1/4，非高新企业和规模以下企业的比例更低，分别为6.7%和16.0%；企业享受到银行金融机构对接、提供担保或者增信等服务的比例约为27.1%，非高新技术企业的占比相对更低，约为19.0%。政府针对企业创新提供的对接服务覆盖面相对更广，总体占比约为53.8%，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和规模以上企业占比接近80%。总体来看，我国创新政策的有效性仍需进一步改进，尤其是对非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要加强。
我国企业科研成果转化过度依赖于传统路径，更具专业化的渠道亟须拓展
无论是高新技术企业还是规模以下的中小企业，在创新成果转化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与其设备、原材料、组件或软件供货商和客户或消费者进行合作，选择“高”和“中”的企业占比约为43.4%和52.7%，在此次调查所比较的11类合作对象中占比最高。企业通过与市场分析或中介机构和风险投资机构等更加专业化服务机构合作进行成果转化的比例相对最低，全部参与调查的企业中，选择“高”和“中”的企业占比尚不到1/3，只有7%左右的企业选择“高”。对于高新技术企业，与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是除了与上下游企业合作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成果转化路径，选择“高”和“中”的企业占比大约为45.9%；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和规模以下企业，与行业协会合作进行成果转化相对更加重要，选择“高”和“中”的企业占比分别为34.9%和36.0%。由此表明，我国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的路径主要还是依赖于传统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与我国现阶段企业创新能力较低、创新主要集中在需求端有关，这种转化路径最大的弊端在于缺乏行业间和不同技术体系之间的融合，很容易陷入低水平、封闭的技术循环，创新空间受限，对国家整体经济的技术溢出效应也较小。
针对企业创新的短板与难点，加快推出匹配性更强的系统性政策
尽管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经过多年的发展显著增强，但此次问卷调查暴露出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领域仍存在突出“短板”，政策层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新一代技术进步和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企业创新模式滞后于发展阶段转换要求，相关政策又与企业新的创新需求不相匹配。因此，亟须面向国家创新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需求，聚焦新发展阶段企业创新的需求，调整政策着力点，建立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生态。
第一，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引导企业加强技术供给端的创新，为增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长期创新能力奠定基础。正如问卷调查数据所显示，目前我国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更多是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商业模式或营销等需求端创新，而能够创造更多增加值和新市场的技术创新能力却较低。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这种创新格局将很难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转向以创新为核心动力。企业之所以不愿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根本原因是由于技术创新风险更高、创新周期更长，企业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收益。因此，需要针对新一代技术革命背景下企业技术创新的需求，建立以明确技术需求为核心导向的创新政策体系，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更长周期、更包容的政策扶持；避免过度泛化企业的“创新活动”，将更多的政策扶持聚焦于企业技术创新领域；进一步细化支持企业创新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产业投融资等政策，引导企业将更多的创新资源投入到技术供给端，尤其是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之中。
第二，提高政策的有效性，通过更多渠道来缓解我国企业创新面临的关键人才短缺问题。此次问卷调查主要针对发达地区的企业，所反映的人才短缺问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人才，更多是关键领域“顶尖”或“领军”人才的缺乏。这是决定我国创新能力的关键，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政策加以应对。重点包括：一是面向未来产业变革和新兴技术的发展，加快我国人才培养体系的结构化改革，促进更多劳动力资源向更高技能水平的人力资源转变；二是优化国内人才成长环境，通过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重点企业以“人才订单”定向委托培养急需关键岗位的高层次人才；三是支持企业或研发机构在国外布局研发基地，建立与国际创新人才沟通平台，以企业合作、联合研发、留学访问等方式，带动更多全球高层次人才流向我国企业，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四是加快推进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根据战略性新兴技术的创新需求，培养领军人才的同时还要重视培育更高技术水平的工程师队伍和高技能型人才，为企业创新提供完整的人才支撑体系。
第三，在对我国现行有关企业创新政策全面评估的基础上，推进系统性改革，降低企业创新的综合成本，多方面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暴露出我国一些传统创新政策工具（如：当前支持企业设备的投资、公共研发设施的建设布局、税收减免、环保政策和产业投资等）并不能充分满足新发展阶段企业创新的需求。因此，需对相关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更加精准地确定政策的着力点。具体建议包括：一是加大企业信息化或智能设备投资的税前扣除，逐步替代目前一般生产设备投资的支持政策，适应数字化时代企业创新的基本需求；二是对公共研发设施建设使用的情况要进一步评估，有效控制各地区、各部门以支持创新为由建设各类创新平台，防止创新资源被低效利用；三是弱化以行业标准对企业创新活动支持的政策工具，建立以创新链不同环节为主体的创新政策体系，使更多非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能够得到更多政策支持；四是加强环境政策、产业投资政策、人才政策与创新政策的协调，为企业创新活动营造更加柔性、包容的创新生态；五是政府要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加强科学基础领域与技术基础领域的贯通，为企业获取先进技术信息建立更畅通的渠道。
【本文作者 孙志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郑江淮，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旧动能转换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批准号：18ZDA077）和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暨区域经济转型与管理变革协同创新中心联合招标重大项目“长三角区域世界级产业集聚培育和协调发展”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编：李 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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