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提出“携手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的重大倡议，期待各国深化团结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四个共同体”的提出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将进入历史新阶段。十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不断深化并被逐渐接受的过程，彰显着这一理念以全人类为本的价值逻辑。中国应加快对“四个共同体”的价值传播和话语创新，借助历史记忆形成共同体的内聚力；通过仪式性活动强化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阐释中国方案；调整舆论斗争策略变“阵地战”为“运动战”，让全球民众充分体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关键词】卫生健康共同体 安全共同体 发展共同体 人文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自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提“命运共同体”，中国政府不断丰富和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2020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携手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下文简称“四个共同体”）。迄今十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一种新的全球治理视角，到一种新的理念，再到一种新的实践，彰显着这一中国方案从思想开掘、理论建构到话语提升、实践推进的逐步深化过程。
从全球治理理念到全球治理实践
中国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近十年，这一中国方案最初是作为探寻人类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全球性挑战的一种新视角而提出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这是向世界郑重宣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富民强国的战略抉择，是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党章和宪法，并以之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举措。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倡导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此后，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郑重阐发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3年3月23日，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期间发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这些演讲充分彰显了中国着意深化双方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密切人文交往，构建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在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11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上海合作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携手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实践探索”。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肆虐、国际格局持续动荡调整的现实背景下，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重申中国方案、倡议全球行动。从一种探索视角，到一种治理理念，再到“四个共同体”的实践方案，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日渐清晰、深刻和更有内涵。“四个共同体”的提出，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将进入历史新阶段。
回顾人类对于“共同体”的思考和阐释，这一理念显示出相对稳定性和长期动态性结合的特点。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中，多次提到“自然的共同体”（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本源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以物的依赖或资本的依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共同体）。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对共同体的思考是基于对人类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考察，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实践特征的判断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正式研究了“共同体”这一概念，认为共同体是指人类群体生活中一种有机的生活形态，它是与社会、与机械的公共生活相对立的生活形态。在滕尼斯看来，基于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和友谊，人们缔结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①滕尼斯关注的焦点在于从社会改造的角度提出对现实批判的理论参照系，显然滕尼斯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论断的影响。从共同体本身而言，滕尼斯所指称的共同体只是一种小范围的共同体，仅存在于族群或国家之中。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社群主义在西方兴起。社群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来源，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深入到历史发展进程之中，进一步发现共同体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最终阶段。在社群主义者看来，共同体是一种具有情感联系和共同信念的构成性群体，在当代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真正的共同体往往存在于种族和宗教团体之中。②他们的关注点停留于抽象的政治哲学范畴，视政治自由为追求目标，认为应该对共同体有更多尊重，以此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马克思主义关注共同体中人的主体性不同，社群主义者停留于人能动的生产力对于社会秩序的作用，忽略了人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作用。
从19世纪中期至今，人类对共同体的向往有增无减，其中蕴含的是人们对和谐共存、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的美好追求，虽然历史车轮滚滚前行，共同体理念的这一核心内涵却始终如一。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相呼应，历史上每个时期的共同体理念都拥有不同的内涵，体现出长期动态性。全球化4.0时代，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共同体理念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断丰富发展这一理念，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建设等举措，积极践行共同体理念、深化共同体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被各国了解、接纳，并与中国一道加入到对这一理念的实践中来。
“四个共同体”的价值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难题，它的理论视野是全球治理，实践范畴是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价值追求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立足点是全球化，实现路径是共商、共治、共建、共享。③“四个共同体”重视从实践层面解决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其价值在于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
其一，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我们把生命健康问题置于最紧迫解决的地位，而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国际社会的中心任务。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大流行传染病，全球经济严重受挫，国际关系急剧变动，中西舆论战烽烟再起。西方一些媒体和政客无视中国在抗疫中的努力和贡献，通过污名化中国或捏造谣言等手段，炒作“病毒阴谋论”、蓄意将疫情政治化，丑化中国国家形象，遏制和阻挠中国崛起。面对这股历史发展逆流，中国认为“必须把合作和团结放在应对疫情的中心位置”，倡导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主动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克时艰，充分彰显了以全人类为本的价值理念。中国用实际行动推动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在国际援助、疫苗使用等方面提出一系列主张，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协调、领导全球抗疫行动，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两批共5000万美元现汇援助；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应对疫情，用好上合组织、G20等现有合作机制，深化疫情监测、疫苗研制等领域交流合作。当前，世界各国团结协作、构建全球卫生健康共同体，是战胜这个人类共同敌人的最有效途径。
其二，安全是人类发展的前提，严防“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借疫生乱是构建安全共同体的核心内容。人类对于理想社会的憧憬，离不开人类共同安全。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互联网传播成为主流的时代里，非传统安全（或称“新安全”）已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严重威胁和挑战。近年来“三股势力”通过互联网传播，严重威胁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信息安全。中国提出构建安全共同体，旨在呼吁各国“要坚定支持有关国家依法平稳推进重大国内政治议程，坚定支持各国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坚决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成员国内政。要深化团结互信，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化解矛盾和分歧，巩固本组织发展政治基础”，“平衡处理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④，以为旨归，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同向而行。
其三，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及各国发展战略，构建发展共同体是维护世界稳定的迫切需要。21世纪以来全球已进入风险社会，金融危机的暴发让人们认识到经济共同体的重要价值；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人们认识到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意义。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者、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的自反性在于全球风险不是必然酿成灾难，“风险向来是自我制造的未来挑战，风险动用新的创造力，架起了通往进步的阶梯”⑤，风险也可以为制度转型提供契机。中国素有“利可共而不可独”的文化传统，提出构建发展共同体就是要携手各国化风险为挑战，系统进步、改善民生，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繁荣。中国将依托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区域经济畅通循环，扩大相互投资规模，加快实现复工复产，引领全球各国走出发展低谷。
其四，防范文明冲突，超越文明隔阂，构建人文共同体，是促进民心相通的民意基础。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是打破隔阂、消除误解的正道。人文交流是建立互信机制的前提和基础；人文纽带是凝聚精神、促进文明和谐共生的内驱动力。在相互尊重、平等包容的前提下，不同特色的文化相互借鉴、取长补短，通过文化交流激发文化生产力，进而实现文明的再生和复兴。中国提倡开展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推动教育、艺术、旅游、体育、医疗等领域交流合作，形成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人文合作机制，以文明交流打破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替代文明优越。
命运与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衷共济、天下一家思想的内在追求；“四个共同体”为新型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的合作观、安全观、发展观和文明观提供了路径指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探索提供了理论遵循。
“四个共同体”的价值传播路径
宏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构在具体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之上的。基于这种由微到巨、由小到大的共同体认知，中国提出了中非共同体、亚洲共同体等理念，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表面上是国家政府间的合作；本质上是世界各国人民一致性或共识性的身份认同。“四个共同体”从实践层面上，明确了构建世界发展共识和身份认同的路径。中国外宣媒体应加快对“四个共同体”的价值传播和话语创新，让全球民众充分体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一，借助历史记忆形成共同体的内聚力。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是激发和再生共同体意识的源泉。中外友好交往故事和经典事例是中国人民和其他民族共同分享和纪念的过去，是中外人民自我解读和自我理解的重要方式。中国外宣媒体可通过挖掘和传播中外友好交往故事和经典事例，构建出人们关于和谐社会或理想社会的“记忆之场”，进而加强中外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通过历史记忆强化共同体成员身份。
其二，通过仪式性活动强化共同体意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把仪式视为社会活动的关键行为，认为意识是表现和再造社会信仰并得以达成社会团结的重要方式。节日庆典或政治仪式建构起一个符号空间，在这个符号空间中仪式行为和象征符号能够唤醒和激发所有参与者和观看者的集体意识和情感，从而产生凝聚力和价值承诺。⑥中国政府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世界媒体峰会等全球性的经贸、外交和人文交流活动，中国外宣媒体要把这些活动转化为媒介事件，通过这些活动的直播报道激发、维持或重塑各国民众的共同体意识。
其三，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阐释中国方案。长期以来，西方话语对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的批评，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国家形象、消解了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价值。同时，自五四运动西学东渐，西方话语及其思维方式对中国影响深广，中国对外传播缺乏立足于本土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当前亟待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以破除西方话语霸权，有效阐释中国方案。从过程论角度来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设要经历话语意识的觉醒到话语核心的确定，再到话语核心的开发与传承，最后上升到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对外传播。理论界和公众要对中国话语核心形成共识，中国话语核心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围绕这一话语核心构建多元并存、一元主导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破除西方的“制度单一论”“制度优越论”，坚持“制度多样论”“制度自主选择论”。⑦
其四，调整舆论斗争策略变“阵地战”为“运动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些西方国家借力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以带有引导性的模糊性宣传或谣言，分散本国民众注意力、打击中国民心士气，不断通过官方渠道和不明消息渠道抛出各种虚假信息，抹黑中国。舆论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要求中国调整策略，结合新的舆论斗争形势，借鉴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将以中央级媒体为主的“阵地战”转向吸纳民众广泛参与的“运动战”，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借力民众广泛参与，积极塑造真实、客观、全面的中国国家形象，介绍构建“四个共同体”的中国行动，以事实击碎谎言。
正如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所言：“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⑧借由“四个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中国将引领全球走向自由、平等、和谐的理想社会。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冷战后全球主流媒体意识形态演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舆论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8ZDA320）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媒新冠肺炎舆情分析与中国外宣策略转型研究”（项目编号：SYL2020ZX002）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德]裴迪南·滕尼斯著、张巍卓译：《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87—89页。
②姚大志：《正义与善——社群主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③张三元：《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逻辑》，《理论探讨》，2019年第5期。
④《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新华网，2020年9月8日。
⑤[德]乌尔里希·贝克著，张文杰、何博闻译：《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288页。
⑥马敏：《政治象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⑦唐爱军：《掌握中国制度的话语权》，《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14日。
⑧王同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性公共产品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7日。
责编/张忠华 美编/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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