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文体融合，具体到散文，则是其叙事的不断增强，用以弥补单纯抒情的空疏之感。李修文的散文集《诗来见我》就有着强烈的叙事意识，这是为了更好地与古人对话所进行的密集文化书写。而这种书写，则以中国旧体诗词为载体。
《诗来见我》虽然有着文体融合的特征，却又不仅体现在散文的叙事手法上，它还融汇了古代的诗话和笔记。试看书中作家对一些诗人诗作的评价，比如对元稹和白居易的关系，作者说“这二人之交从未凌空蹈虚，所有献给对方的狂喜、绞痛和眼泪，都诞生和深埋在烟火、糟糠、种种欲罢不能又或画地为牢之处。”他认为李白将生前身后的全部都交付给了鹏鸟，通过这只大鹏，将孔子、八裔与万世交融在一起。此外，对于屈原、宋之问、柳宗元、罗隐、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人，他也有人诗合一之论。虽不似学术研究般严密，但却是以诚唤诚，以心交心，在诗中见到了想见的古人，也见到了想见的自己。
如此密集的评点，知人论世又超脱，像极了本事诗，像极了诗品诗话，又像极了《世说新语》。因此，这部作品的文体意义，远非小说、散文两个大类所能概括。可以说，在以散文为形的前提下，李修文力图不断向内挖掘，通过内心的沟壑与脑海中的繁星，完成一种波澜不惊的、静态的文体探索。
《诗来见我》中的诗对李修文的意义，就好比科学对于众人是一种万物理论（一切事物的理论）一般，诗就是这个“痴人”的万物理论。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化，但这种“文化”，并不是盲目复古，也不似当下许多人对古诗的解读，非要用跨越时空的玄语，来作现实的鸡汤，最终落得一个心安。
李修文反其道而行之，别人以古语的幽玄来化现实的沉疴，他却以自身的仓皇去回应古诗中那些客子书生的仓皇。书中的20篇散文，主题有友情、旅途、怀古、自遣、针砭、故里、亲情、离别、饮酒等。这些主题又有一个基调——沉郁。沉郁要求不能有太多路数，也不能太浮动于尘世，最关键的，沉郁还要求虔诚。
他选择了一种颇为寂寞且危险的写法，一种有“套古”嫌疑的古典作派来作为构思的模具。他的敏感随处可得，又遍览山川有着更多的壮游经历。这就使得他常常能想到一些诗句，并且在这些诗句中藏身，等来自己的知音，再回到现实世界，以看似无奈但却坚定万分的态度来对待下一步的生活。他在古诗中寻找的，往往是遍经崎岖、方见真我的人生轨迹。
在与古人心灵的对话中，李修文用情至深，而且这种情是一种中国情愫。《诗来见我》涉及到当代散文如何处理古典文学经验的问题。它启示我们，要真正赓续中国诗歌的传统精神，还需要当代有活力的作家对于古典知识进行内化，遂心应手地应用到日常写作中来，也即通过学习古典诗歌的智慧，来寻找我们民族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
中国的写情传统，有一种对集体的信任和维护意识，一种高洁与忠诚的超拔之气，这也就促成了个人情感的节制与突破。重要的是，正是在这种节制与突破的双重变奏之下，才出现了一些深情婉转、铿锵有力的作品。因此，适当地借鉴古人的写作机心，其实反而是从文学本体的层面学习一种似旧还新的表达方式。
李修文有这样的修养和性灵，所以他遇见古人，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所写下的不仅是我的审美对象，更是我自身命运的一部分。”《诗来见我》中有着无奈的离别、浮世的喧哗等一系列众生皆有的困境。但是他在这种种困境中有着最好的栖居之所，那就是古典诗歌。所以当思念友人的时候，他能从元白的唱和联想到与友人的通信，从而更加领会缘分的珍贵与外物无关；当身在异乡，孤寂难言时，他又能与李商隐、罗隐、宋之问、寇准、刘禹锡、柳宗元等“命中犯驿”的人进行交谈，并且比较他们对待艰苦旅途的态度，从而找出自己的同道。诗歌给他一种特殊能力——明明认清现实，却还能在跨越古今的酬唱之中得到前行的力量。
“也许，一觉醒来，到了明早，到了真正的别离之时，我也能够像他一样，写出一首诗，再身怀着信心与作证之心，奔跑着，成为无数无名氏中间的一个。”这是在波澜涌动之后，通过与古人对话而找到的对生活的平常心。他知道，拥有这一瞬间的喘息，才是一个人存在过的最好明证。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