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正行进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后半程，需要牢牢把握不断变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把握战略机遇期的核心是清醒准确判断所处时代的主要特征，及时有效因应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不断塑造出新的内外平衡状态，最大限度利用好各种积极因素，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并寻求与世界发展的同频共振。在民族国家的视角下构建“时-势-变”的分析框架，有利于深入分析当下和今后一段时间内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主要特征，讨论中国拥有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探求创造内外新平衡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重要战略机遇期 “时-势-变”分析框架 内外新平衡 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5.003
杨雪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理论、全球化。主要著作有《国家治理的逻辑》《地方治理的逻辑》《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等。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梳理新世纪以来党的重要文献，针对“重要战略机遇期”，可以归纳出三方面要求，即不断认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的变化；紧紧抓住和利用好战略机遇期；维护并延长战略机遇期。中国正行进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后半程，所谓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核心就是能否清醒准确判断所处时代的主要特征，及时有效因应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及国内国际社会的期待，维持好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同步互动，从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和平繁荣进步事业。
本文以民族国家为视角，通过构建“时-势-变”三元关系的分析框架，分析国家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主要特征，探讨中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中所面临的“时”“势”“变”，以更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时与势在我们一边”的判断；并讨论中国如何提高国内国际两个层次的治理能力，以自身的主动之“变”，顺应时势、把握先机，塑造内部互动的新平衡。之所以选择民族国家的视角，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化时代的基本治理主体，并且在当下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民族国家的地位将更为巩固。各个民族国家将利用其作为制度综合体和治理边界划分者的地位，更主动地识别、把握和利用“时”与“势”，实现自我之变。战略机遇期的存续时间及其变化，在本质上是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者互动的结果。
“时-势-变”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一批中国学者基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分析局限性，尝试运用中国传统概念，分析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1]“势”就是其中的概念之一。
“势”有多重含义，法国学者余莲在《势：中国的效力观》一书中对这个词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势”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适用政治、艺术以及历史认识论等多个领域。在政治学领域，“势”有“局势的可能性结果”和“位势的决定性”等含义；在历史认识上，“势”指演变趋势或者决定性方向。[2]杨国荣在考证了“势”在中国典籍和传统文化中的使用后，认为“势”在本体论上包含多重向度的存在形态；在实践层面，“势”包含现实中不同的方面、趋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互动，因此“势”既是实践活动展开的现实背景，也是人们对现实背景发展的判断，归属于客观的场域和主观的视域。[3]相比之下，通过翻译似乎更能充分展示“势”的多重含义，例如白乐日（Etienne Balazs）建议将“势”翻译为“优势条件之力”（power of prevailing conditions）、趋势（tendency）、动向（trend）以及必然性（necessity）。[4]
在本文中，“势”被界定为不能为个人、国家以及其他组织力量所左右，但能被其识别并利用的条件、状态和趋势，具有方向性、复合性和不均衡性等特征。在全球化时代，“势”具有多重维度，既可以根据治理范围分为全球性、区域性、国家性，又可以根据治理领域分为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文化性、科技性等，这些不同维度的“势”不是孤立而行的，而是相互交织，进一步加深了“势”的复合性和不均衡性。
从民族国家的视角，本文将全球化时代的“势”分为三类：力量格局、基本矛盾、发展动力。力量格局指的是当今各国力量的对比和组合，具体表现为东西关系、南北关系、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以及围绕不断产生和变化的全球问题形成的各种国家间组合；基本矛盾指的是各国共同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具体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国家治理主权与全球性交往及风险的矛盾以及自身发展与国际责任的矛盾；发展动力指的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因素和主体，具体表现为资本实力和流动、科学技术创新以及主要国家推动共同发展的意愿和投入。
与“势”相比，对“时”的认识更为清晰统一。所谓“时”，不是自然时间，而是社会政治时间，因此也具有多维度特征，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时间。[5]本文将“时”分为三类：时代、周期、时间节点。
时代是长时段的、更迭向前的，是“势”在时间上的表现，每一个时代都与前一个时代有明显差异。时代的命名有多种方式，但都要突出一定时期内的显著特征，比如事件、技术、矛盾等。尽管如此，时代是总体性的、涵盖性的，正如列宁所说，“时代之所以称为时代，就是因为它包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和战争，这些现象和战争既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既有大的也有小的，既有先进国家所特有的也有落后国家所特有的”[6]。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是复合式变革和转型，具体体现在社会、经济、技术、制度以及国家间关系等多个方面，全球化时代、风险时代、转型时代、创新时代等说法，都是对当今时代不同面向的刻画。
周期就是相隔一段时间定期出现的现象，具有重复性（但不是简单的重复）和一定的规律性，周期可长可短。在政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中，都有对周期的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有四种周期性波动最为引人注目，它们分别以其主要发现者的名字命名，即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长度通常为3～5年；尤格拉周期（Juglar cycle），长度通常为7～11年；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长度通常为15～25年；康德拉捷耶夫周期（Kondratieff cycle），长度通常为45～60年。四种周期波动都反映了投资的波动即资本积累的波动，或者说是由积累的波动所引起的。[7]在政治学和历史学方面，周期通常指的是国家、帝国、王朝等政治组织或者国家制度的兴衰。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都是对于政治兴衰周期的形象描绘。历史学家图尔钦在解释世界历史上的帝国兴衰时，提出历史具有三个循环或曰周期，即40～60年的“父子周期”、200～300年的“百年周期”以及长达千年的“阿萨比亚周期”，三个周期环环相套。其中的百年周期（Secular Cycles），依据“人口结构理论”（the demographic-structural theory）得出。[8]投资家达里奥2020年3月在linkendin上发表的长文中，对过去500年中11个大国的兴替作了分析，认为这些大国的兴替周期就像人类的生命周期一样，在80年左右。教育、竞争力、经济产出、世界贸易份额等是造成大国兴替的主要原因，但它们发挥作用的时序不同。[9]
时间节点，指的是时代或周期中某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段时间，可以用某个事件的发生、某个人物的出现、某个决策的实施等来标注。与时代和周期相比，时间节点更短，更带有主观色彩，可以被识别和捕捉。如果行为者能够在时间节点出现前后采用相应的合理措施和有效行动，就能够把握住“势”，“乘势而为”占据有利位次，达到孙子兵法说的“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时-势”的变易会对个人、组织等所有行为者产生冲击和影响，而民族国家作为基本治理单位首当其冲，必然需要进行主动或者被动的调整，这就是“变”。“变”是“时”与“势”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各个行为者的“变”形成互动合力，就会产生“势”、塑造“时”；当各个行为者的“变”是分散乃至对抗的，则只有少数行为者能够把握“时”、顺应“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其针对“时-势”所作的调整，有三种类型化选择：“外向的选择”，即通过深入参与外部事务，强化或重组外部关系，获得更多外部资源，来解决内部问题，或缓解内部矛盾；“内向的选择”，即将自己与外部世界尽可能地隔离开，通过塑造外部对抗关系，来强化内部团结，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缓解国内矛盾；“内外互动”，即在维持内外互动关系的前提下，根据“时-势”的新变化，努力形成新的内外部平衡关系，在内外互动中，推动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的互相促进式解决。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构建出“时-势-变”的三元互动关系，三者相互内嵌、相互影响，形成一定的时空场域，既划定了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每个行为者的选择边界，也塑造着它们的认知和选择行为。在三者中，长时段的时代和周期更具有稳定性和结构化功能。无论是力量格局、基本矛盾、发展动力等“势”的体现形式，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多种类型的“变”，都是在时代背景下，沿着时间维度展开的，赋予了“时”丰富的内容和具体的特征。“势”也是在民族国家“变”的能动过程中形成并转化的，“势”在“时”的规定下，既客观存在，也能通过发挥能动性实现可把握，甚至可利用。
根据这个三元互动结构，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性就不单是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一定时期内由“时”“势”“变”的组合达成的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在全球化背景下，战略机遇期具有双重涵义：一是对于具体的行动者来说，指的是有利于其实现突破性发展的“时-势-变”结构；二是对于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来说，指的是关系到整个世界前途命运的“时-势-变”结构。理想状态下，二者是重合的，对于个体行动者有利的条件，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发展，反之亦然。但在现实情况下，囿于各个行动者的利益和认知差异，个体行为者往往会维护或争夺有利于自己的条件、机会、地位等，无视乃至破坏有利于整个世界发展的条件，进而形成恶性竞争，以致兵戈相见，造成世界性灾难。历史经验证明，尽管战争可能成为个别行为者的战略机遇期，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行为者以及整个世界来说，和平才是维持战略机遇期的前提。
当下“时-势-变”的主要特点
当下“时-势-变”主要有以下八个特点，这些特点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从而为各国发展提供了各自不同的时空场域，并随着各国的“应变”，不断促成局部场域和整体场域的调整改变。由于处于全球化平台期，因此，这种整体的时空场域会保持相当长的时期，这也为各国的“应变”和改变局部场域的状态提供了机遇。
第一，这是一个多种变革同步发生的“叠加”时代。全球化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叠加进程。相比之下，除以互联网推动的信息化具有崭新性外，其他的发展都不是新现象。但正是在互联网发展的推动下，这些变动有了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且由于同步推进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互动关系，多重变革不断释放出革命性影响，推动了各民族国家内部与国际的互动交融，导致了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问题的“国内化”。这些变革叠加的核心效果就是推动了全球范围交往的扩展、深化和分化。一方面，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集中化，各类信息的获取途径更加丰富便利，相互认知有了更多渠道的支持；另一方面，在不断多样化的交往过程中，人们利益、观念、认同之间的差异也在被放大，并产生新的摩擦、隔阂乃至冲突。所谓的“信息茧房”“信息孤岛”“认同政治”“文明冲突”等现象或言论都是对这些差异不断扩大的反映。
第二，现在进入了持续较长时间的全球化平台期。2008年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曾经高歌猛进30多年的全球化进程放慢了脚步，西方经济进入萧条长波周期[10]，大国的地位也进入了更替阶段[11]，全球化开始了速度放缓的“平台期”。在这个时期，全球化的推进速度将放缓，前期在各个领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逐步释放，但因为各国在解决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而被搁置，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全球合作无法达成，重要国际机制运行缓慢，由此造成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尽管“逆全球化”“去全球化”言论频出，但是全球化并不会终结，也不会被根本逆转，因为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已经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形成了稳定的形态，获得了一定的制度支持以及社会观念的支撑，全球化的基本结构没有打破，全球化的前进方向没有改变。[12]现在出现的各类热点难点问题，根源在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说则是不断扩展深化的人类交往方式与规范人类交往的核心组织——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13]
第三，现在进入了代际更替加速的时期。得益于教育普及和信息生产传播方式的变革，年轻人的成长更为迅速，代际差异更加明显；代际的划分时段进一步缩短，从原来的每三十年，缩短到每十年，出现了所谓的“N世代”（互联网一代）。在“N世代”中，也会由于群体接触的游戏、流行元素等不同，出现明显的内部差异以及多种形式的“亚文化”。更重要的是，与以前的财富积累速度和方式迥然不同，借助互联网与资本的结合，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一批通过互联网高速完成资本积累的超级互联网企业以及富裕群体。
第四，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去西方中心化”。冷战后开始变化的东西关系、南北关系加速调整。新兴国家快速崛起的同时，西方大国的力量相对下降；新兴国家之间联系加强的同时，西方国家之间的裂痕加深，西方主导、北方优势的局面正在发生改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德国《明镜》杂志总结新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时候说，这是西方“失落的10年”，因为西方制度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期望中的财富、和平以及民主，反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快速发展，使西方人对自己的制度产生了更大的怀疑。[1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国家更热衷于炒作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民主国家带来的制度竞争。2020年，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题为《西方的缺失》的报告，对西方社会内部认同感降低、外部吸引力下降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而2021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全球趋势2040：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15]以及英国内阁办公室发布的题为《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国防、发展与外交政策综合评估》的国防评估报告[16]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类似忧虑，尤其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带来的制度性竞争会动摇西方国家构建和主导的国际秩序。
第五，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在应对基本矛盾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尽管各国依然存在着发展差距，但是面对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国家治理主权与全球性交往及风险的矛盾、自身发展与国际责任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交织互动，普遍缺乏足够的经验、资源和能力。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危机，出现治理超载[17]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危机。即使是具有制度先发优势的西方国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上也没有表现出比其他国家更明显的优势，反而暴露出深层次的问题。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学者就认为西方治理模式进入了明显的无效期。原因有三：一是全球化已经使这些国家的许多传统政策工具失灵；二是西方国家民众要求政策解决的许多问题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三是国内社会公众情绪低落并且分裂严重，无法形成有效的公众参与，社会竞争以及制度制衡。[18]有报告指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各国治理绩效的竞赛不能再继续沿用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意识形态模式——以“自由”和“不自由”来衡量各国的治理绩效。一方面，国家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另一方面，不能单纯依靠国家，必须进一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协调配合，这是提升国家治理绩效所必需的前提。[19]
第六，世界发展的动力组合在发生深刻改变。尽管资本依然是最为活跃的发展要素，但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领域的出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社会、个人力量的增强，使得世界发展的动力要素有了新的组合形式，世界发展的动力分布更为均衡。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组织形态、国家治理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各项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和叠代速度以指数级展开；另一方面，大量新型科技成果进入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深刻影响着人类思想、文化、生活和对外交流模式，进而深度影响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社会等层面。相比前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本质上是全方位的交往革命，“互联网+”不仅加速了资本、物质等要素的流动，也为知识价值的传播、思想观念的交流交融交锋提供了新的平台和空间，加深了人们对于自身、他人、共同体以及整个人类的认识，带来了认识和观念的变革。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拉动力。据统计，从2001年到2010年，“增长八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韩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对世界GDP的贡献率与“七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持平。而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为18%，美国则为14%。2000年以来，新成立的25个主权财富基金中，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目前，来自亚洲和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分别占世界主权财富基金的40%和35%。[20]IMF最新研究显示，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上调到8.4%。“从现在到202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将超过四分之一”[21]。在互联网的支持下，各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也在提升，社会组织和个人发展进一步国际化，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新世纪初，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就达到了4.4万个。[22]一方面，国内公众逐步了解国际社会的发展，对于本国政府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另一方面，他们也会通过国际化的组织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内社会的国际化才导致或者加剧了众多国内问题的“国际化”。近年来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是这些变化的典型案例。
第七，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的显性化，对如何更有效实现国际责任以及展开全球性治理提出更为紧迫的要求。本世纪以来，连续发生了一系列的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有学者认为，我们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2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使得全球风险更为显性化。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加速以及各个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增强。这必然导致原来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彼此间还可能产生互动关系，产生新的风险源，加大风险发生的几率。另一方面，全球化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风险影响的放大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实现的。一是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增加了风险后果承担者的数量。二是发达的现代通讯技术使更多的人意识到风险的潜在后果，也容易因为信息的不完整导致过度恐慌。有效应对全球风险，需要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提升现有国际制度的约束力以及各国在全球问题上的协同力。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全球治理机制的深刻变革和全球治理协同力的提升，反而看到由于一些国家的“干扰”造成的各治理领域的“全球僵局”。[24]面对全球治理的失灵，我们可能更需要从地位稳固的民族国家那里寻找解决路径。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那样，推动其成为与外部世界频繁互动、高度依存的“全球化”国家。[25]
第八，治理的“内向化”作为国家的应变方式正在成为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的选择。如何处理内外部关系，将是对各国治理的考验。[26]随着各类全球风险的爆发，国际因素对国内社会经济问题的影响日益深入和复杂，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面临着如何平衡国内与国际问题的严峻挑战。一方面，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各国之间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交往的内容不断深入，相互依存度大大提升，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宣称自己能够脱离国际社会而“独立”生存或发展；另一方面，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必须发展的基本职能。
遗憾的是，“本国优先”正在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处理国际事务时公开或者隐藏的主张，并借此为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寻求国内民众的支持。民粹主义在欧美的勃兴实际上反映出全球化已经深刻地影响到这些国家国内公众的就业和生活，他们的情绪和诉求也成为这些国家对外政策“内向化”的社会基础，为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选择提供了“国内理由”。因此，在欧美的政治图景中，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是相伴而生的，这也折射出欧美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位阶的退化。
西方国家治理的“内向化”说明，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国家合法性来源的日益偏狭化，正在从提升治理绩效、改进制度体系这样的制度性来源向对外塑造敌人、对内依靠强人这样的手段性、个人化来源转化。[27]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合法性依靠的不是国家的制度能力，而是政治立场的对错。因此，强人政治、对抗政治、分裂政治以及政治的非理性化成为当下世界政治的突出现象。这些现象已经引起许多理性人士的忧虑和警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19年9月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必须尽一切力量避免“大分裂”，维持普遍制度，即普遍尊重国际法的世界经济，拥有强有力多边机构的多极化世界[28]。
塑造内外关系新平衡是运用好战略机遇期的核心
随着“时-势-变”的三元互动，中国的国内国际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特征也随之改变。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期，也是爬坡期，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与主要大国的差距在快速缩小，同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产生竞争，在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上需要发挥更大作用，与外部世界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局部会出现摩擦和矛盾；从国内看，中国距离自己设定的发展目标越来越近，全民积极性和热情高涨，但也面临着各类风险高发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阵痛期的考验，多个重要时间节点同时出现，需要未雨绸缪、统筹兼顾。无论是在国际舞台还是国内场域，中国的国家角色都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尽管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占据了“时”“势”“变”的相对优势，但由于进入关键阶段，须臾不能懈怠，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挑战、转瞬即逝的机遇，更要积极作为、大胆开拓，同时也要精心谋划、精准施策，绝不能犯任何颠覆性错误。
要积极构建内外部关系的新平衡。一方面，坚定不移推进国内改革和制度化建设，保持全社会活力，充分发挥创造力，提升全社会的整合性，为制度优势的发挥夯实更深厚的社会基础，提升战略持久力，更好地运用重要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要全面考虑外部环境的各种变化和各种新挑战，逆势出击、主动谋划，尽最大努力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维护和推动外部环境向好发展，清醒辨别和及时把握发展的新机遇，顺势而为、构建优势，努力寻找与国际社会更多领域、更多维度的同频共振，实现与更多国家发展的相互嵌入。
首先，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凝聚战略信心，提升战略持久力，将战略机遇期有效转化为发展时机。当前，在部分领域悲观情绪弥漫，冲突性、挑衅性言论迭出，各种观点纷杂，极不利于为世界和平、发展、安全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心态环境以及认知环境。中国是一个有理想和信仰的国家，其已经成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的重要支撑力量，要继续坚定地捍卫这项事业，在更多的领域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构建国际议程，团结更多的力量，争取占据道义制高点。在国内发展上，要凝神聚力，激发各种积极因素，凝聚全社会各群体共克时艰、长期斗争的共识；立足当下、着眼长远，清醒辨识、及时把握转瞬即逝的发展窗口，充分利用已经积累的综合优势和制度优势，将优势转变为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的胜势、动荡时代的治理效能。
提升战略持久力，就是要平衡好政治与治理的关系。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因此，要努力塑造社会共识，增强各种力量的协同。社会越多元、观念越多样，就越需要以制度化、法治化方式调节社会分化、化解社会矛盾、畅通诉求表达，就越需要主动塑造社会共识，增强社会认同，从而把全社会力量凝聚在一起。这既是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也是中国走好民族复兴之路后半程亟需回应的挑战。因此，在政治实践中要增强民主思维、协商思维、法治思维。当下的核心是补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治理旨在利用更为丰富的机制和方法有效解决问题。在各领域治理中，尤其要密切关注哪些社会群体更为脆弱，哪些问题人民群众更为关心，认真分析国家治理体系还存在哪些缺陷，国家治理能力还有哪些不足，跟踪研判国际环境中哪些变化会成为“黑天鹅”事件，哪些会产生“蝴蝶效应”、“灰犀牛”效应。要常怀忧患意识，培养系统思维、同情共理思维，提高预判能力、回应能力、应变能力，及时补齐短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既暴露了各个地方和各个领域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说明了补齐短板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体制机制、工作方法、意识能力等各个方面着手予以完善，给我们上了一堂代价高昂的短板思维课。任何一块短板、任何一处塌陷，都会影响整个体系的效能发挥。因此，在治理中要提升风险思维、系统思维、大局思维，全面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其次，面对“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现象，要坚定不移捍卫和平发展安全这个新的时代主题。要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事业的共同发展。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在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历史证明，许多危机不会导致全球化的式微，而是更强，因为挑战激发出新的创造力、更有效的沟通以及相互学习的更强意愿[29]。在当今时代，共同发展的核心是基于各国发展道路选择权的发展，不仅要鼓励各国探索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更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推动各国共同探索适合世界情势变化的发展路径，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发展解决好各国的国内矛盾和国家间的矛盾，形成全球发展合力。中国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结合本国探索和国际经验，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同时，坚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做法，不搞排他性、碎片化小圈子，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缔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将本国的发展与周边区域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提供了动力，形成了双赢、多赢、共赢的发展局面。
要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倡导建设全球健康安全共同体，为共同发展提供安全条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已经成为“去全球化”的“领唱”，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企图逆转经济全球化行进的方向，破坏全球健康安全治理机制，将中国隔离出去、孤立起来，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以形成新的全球力量分布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坚决捍卫经济全球化已经取得的包括全球生产链、治理制度机制等在内的各项成果，积极推动健康安全共同体建设，着眼长远，努力控制好一时一事的消极影响，以实际行动回应美国的“甩锅”行为、“脱钩”措施以及西方媒体的抹黑行为。同时，进一步利用好我国在全球生产链中积累的优势，积极维护和改善具体领域的全球生产秩序，巩固全球经济互联互通的基本格局，以维护共同利益来争取、团结国际社会更多的力量，形成捍卫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阵营。要深入研究和挖掘利用区域内的比较优势，依托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动区域性分工合作，繁荣区域发展，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夯实区域化基础。在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的物资生产方面，要主动发挥引导作用，进一步提高产能，支持疫情防控能力薄弱的国家和地区加快疫苗研发，履行疫苗作为全球公共品的供给承诺，推动构建全球健康卫生共同体。
最后，要充分认识并利用好中国市场广阔、空间多样、回旋余地大、产业完备、自主性强等综合性优势，推动国内均衡发展的战略转移，提高自身发展韧性，为世界的共同发展提供支持。比较而言，我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拥有庞大的消费群体、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拥有充足的成熟产业工人、领先的物流服务体系以及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拥有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已经发展起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拥有勤劳勇敢、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绵延不绝的民族精神，凡此种种，构成了我国的综合优势。这些综合优势是有效应对各类风险的客观支撑。[30]要富有创造性地利用这些优势，推动新业态的产生，构建发展的新动能，形成规模效应，产生示范效应，对冲外部环境恶化带来的影响，在更多的发展领域争取更大的自主性、主动性。
我国目前的发展格局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机制，但也造成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类资源利用的局部不均衡。随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需要加强国内市场和资源更有效的动员和利用，以国内的均衡发展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加大力度推动地区、城乡、不同人群之间的均衡发展，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价值导向。同时，通过持续扩大国内需求，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区域发展等措施，将资源、政策等要素投入到更需要快速发展的领域，以局部的不均衡投入实现整体的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注释
[1]代表性文献有：张志洲：《国际政治中的“势”》，《国际观察》，2008年第5期；杨洁勉：《论“四势群体”和国际力量重组的时代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潘忠岐：《“势”及其对于理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的独特价值》，《国际观察》，2020年第1期。
[2]［法］余莲：《势：中国的效力观》，卓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9～49页。
[3]杨国荣：《说“势”》，《文史哲》，2012年第4期。
[4]［法］余莲：《势：中国的效力观》，卓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50页脚注1。
[5]杨雪冬主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和时代问题的基本观点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8～52页。
[6]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7页。
[7]［荷兰］范·杜因：《经济长波与创新》，刘守英、罗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7页。
[8]Turchin, P., War and Peace and War: The Rise and Fall of Empires,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7, Introduction.
[9][11]Dalio,R.,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March 25, 2020,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changing-world-order-ray-dalio-1f.
[10]高峰：《论长波》，《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1期。
[12]作者在2015年曾针对各种“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说法和做法提出，全球化现在进入了平台期，在这个阶段全球化发展速度趋缓，热点难点问题凸显，但全球化的基本面不会被逆转颠覆。参见杨雪冬：《全球化未逆转，它进入了平台期》，《环球时报》，2015年5月7日。
[13]杨雪冬：《全球价值的生成机理初探》，《东北亚评论》，2020年第4期。
[14]Kurbjuweit, D.; Steingart, G. and Theile, M., "The Lost Decade: What the World Can Learn from 10 Years of Excesses", Dec 28, 2009,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zeitgeist/the-lost-decade-what-the-world-can-learn-from-10-years-of-excesses-a-668729.html.
[15]The Strategic Futures Group,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40: A More Contested World", March 2021, https://www.dni.gov/files/ODNI/documents/assessments/GlobalTrends_2040.pdf.
[16]Cabinet Office, "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July 2, 202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lobal-britain-in-a-competitive-age-the-integrated-review-of-security-defence-development-and-foreign-policy/global-britain-in-a-competitive-age-the-integrated-review-of-security-defence-development-and-foreign-policy#overview.
[17]杨雪冬、陈晓彤：《风险超载、治理“辖区化”限度与善治的空间路径》，《治理研究》，2021年第3期。
[18]Kupchan, A. C., "The Democratic Malaise Globalization and the Threat to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2012(January/February).
[19]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不要在“摇摇欲坠世界”中丧失理智》，《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4期。
[21]IMF：《未来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将超过1/4》，中国新闻网，2021年5月30日，http://intl.ce.cn/sjjj/qy/202105/30/t20210530_36601325.shtml。
[22]［加］安德鲁·库珀：《重新建构全球治理：八项革新》，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王生才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23]［德］乌尔里希·贝克：《“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2期。
[24]赫尔德等人认为，“全球僵局”由四种机制造成：不断扩大的多极化；更加艰难的问题；制度惰性；治理的碎片化。对于“全球僵局”而言，尽管可以区分出这四种机制，但无法找到哪种因素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它们通常都是同时出现，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See Hale, T.; Held, D. and Young, K., Gridlock: Why Global Cooperation Is Failing when We Need It Most, MA: Polity Press, 2013。
[25]乌尔里希·贝克称之为“世界主义化国家”（cosmopolitanized nations）， see Beck, U. and Levy, D., "Cosmopolitanized Nations: Re-imagining Collectivity in World Risk Socie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3, 30(2)。
[26]杨雪冬、杨靖旻：《治理绩效、国家合法性外部化与全球化进路》，《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27]国际民调机构益普索2016年针对全球22个国家开展民调显示，除了瑞典、德国和日本，其余19个国家都有超半数受访者认同政治强人可以带领国家重新富强。即使在瑞、德、日三国，对强人政治表示反对的民众也仅占31%、39%和32%。强人政治在欧洲有相当的民意基础，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五国受访者对政治强人寄予厚望的比例分别达到67%、70%、67%、72%和72%。数据显示，不仅在发达国家，在秘鲁、南非、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民众对现行政府和政治体制的失望也正转变为对敢于“打破常规”的政治强人的支持，对政治强人寄予厚望的比例分别占74%、60%、68%和71%。
[28]Guterres, A., "Address to the 74th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4, 2019,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peeches/2019-09-24/address-74th-general-assembly.
[29]James, H., "Globalization's Coming Golden Age: Why Crisis Ends in Connection", Foreign Affairs, 2021(May/June).
[30]James, H., "Globalization's Coming Golden Age: Why Crisis Ends in Connection", Foreign Affairs, 2021(May/June).
责 编／张 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