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形容指挥顺利、政令畅通、组织严密，从上到下步调一致，中间没有制约阻碍。此典原出自贾谊的《治安策》。贾谊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在远任梁王太傅时，他心念朝政，居安思危，多次上疏陈奏政事，这些疏奏以“如何长治久安”为主题集中起来，便形成了西汉第一雄文《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
（一）
贾谊所处的时代危机四伏，《治安策》充分表现了作者深切的忧患意识和赤诚的拳拳之忠。文章开篇就振聋发聩：“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针对“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的谀论，作者认为情况紧急危险，已经到了“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的地步。“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如不加紧治理，马上就会天下大乱。
乱之最大隐患在诸侯。天子与诸侯的矛盾，自周以来就有。秦废封建而设郡县，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汉兴之后，由于宗亲功臣割地称尊的强烈诉求和斥责废分封是“贪吝之举”的舆论诱导，汉初实行“郡国并行”的双轨制——即在地方上，既有归属中央管辖的郡县，也有由诸侯王控制的封国。朝廷能够以郡县制直接控制的地域，大概只有战国后期秦国辖地的范围，原六国之地则封立诸侯国。诸侯王占有广土众民，握有强兵重器，尽收一地之财赋。而其国制类同京师，拥有完善的官僚体系，除封国太傅、丞相为中央委派外，其他官员任命皆出自诸侯王。诸侯王位代代世袭，家臣只认其主，不知朝廷，形成了对诸侯王的人身依附。中央对诸侯国的控制极其有限，而诸侯王则积极在朝中安插亲信、贿赂大臣，窥伺中央，刺探情报。长此以往，一旦诸侯王决定举兵抗命，很快就会出现动乱甚至大分裂。
从汉高祖时起，诸侯王叛乱便此起彼伏。至汉文帝时，诸侯王与中央的矛盾愈发尖锐，譬如淮南王刘长“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诸侯王的骄纵狂妄无疑包含着觊觎皇位的野心。贾谊认为，目前诸侯王大多羽翼未丰，尚且蠢蠢欲动，一旦羽毛丰满，肯定会出现天下分裂的局面，大抵强者先反，而弱者后反；疏者必危，而亲者必乱。
（二）
贾谊深感忧虑，认为君弱臣强的颠倒关系是汉室的心腹大患，这就好比一个人得了肢体浮肿之病：小腿粗过腰肢，手指肿如大腿。如不当机立断，立刻治疗，恐怕要命不久矣。必须要确立起中央对地方的绝对优势才能保证绝对权威，诸侯王才能不生异心、安分守己。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细分、分解——“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由朝廷将那些跨州兼郡、连城数十的大诸侯国，划分成若干小国，分给诸侯王的子孙。这样，宗室子孙“莫虑不王”，而分割出来的小国势寡力弱。诸侯“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无）邪心”，最终实现“下无倍畔（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贾谊主张建立严明的政治秩序，中央对地方必须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地方对中央的命令必须完全服从。“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
贾谊的这种思想，被之后的董仲舒总结为“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对解决西汉前期诸侯王势力坐大的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贾谊死后四年，汉文帝试行其策，将齐国分为六，将淮南国分为三，有效地缓解了强藩对中央的威胁。此后，汉景帝推行“削藩策”，汉武帝推行“推恩令”，均是承接这一思想的继续实践。“强干弱枝”理论，实际上解决的是权力分配问题。权力归属中央还是地方，这关系到国家是统一还是分裂、天下是太平还是动荡、百姓是安居乐业还是朝不保夕。贾谊的立场明显偏于前者，他主张一切权力归于中央。
在封建时期，君与臣、中央与地方、中央王朝与边地民族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君与臣的权力关系。“强干弱枝”，就是加强“干”的权力，削弱或分解“枝”的权力，从而实现权力的集中与统一。这样的理论是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从地理形态来看，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民族众多。三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若不依靠中央权力的强大管理，则极容易产生依山川之险、坐地为王的分裂势力，把社会拖入无休无止的混战；从自然形态来看，中国地大物博，同时也多灾多难，正是由于有中央权力的至高权威，才能保证各地方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号令的无条件服从，正是有了中央至高权力的坐镇，各地才能在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保全平安；从疆域环境来看，中国四周强国林立，非中央权威不可组织起强大军队，非强大军队不可保家卫国。后来的历史也无声地证明了这一点：“强干弱枝”，则安稳太平；“强枝弱干”，则天下动荡。权力下移的情况下，猛将谋臣们对地方权力的依附取代了对国家政权的忠诚，人心不齐而各为其主，由此将社会推入大分裂、大动荡、大毁灭。唐代藩镇权力坐大，从而爆发安史之乱，把一个鼎盛时期的文明拖向深渊，大唐从此由盛转衰。事实证明，尾大不掉必养虎成患，旁枝过盛则主枝不生，必须及早剪除。
（三）
除了提出削弱诸侯的主张外，《治安策》还仔细分析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及解决办法。贾谊指出国家之所以似安而未安，除了地方诸侯的威胁，社会秩序的错乱也是一大痼疾。汉初以黄老之学治世，无为而治，失之于宽。这种自由松散的管理模式，在短期内能刺激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增长的后果则是牺牲了社会秩序与道德风气。在政府干预的缺位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广蓄奴婢，巧取豪夺，逐渐形成了称霸一方的豪强势力，奢靡无度，横行乡里，甚至胆敢窝藏要犯，形成一股几乎不受政府控制的强大力量，企图与官府分庭抗礼。这种“无为”政治产生的“暴发户”，以其强大的财力威胁经济稳定，构成挑战国家权威的隐患。贫富悬殊，自然会激发强烈的社会矛盾与对抗，而这种愤懑不满，如不能得到有效的化解，则容易危及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无）为奸邪，不可得也。”贫富悬殊，不患寡而患不均，希望那些贫者不在强烈的贫富对比下仇恨社会，这又怎么可能呢？
世风日下是“无为”政治带来的第二个弊病。世风日下，甚至到了为了利益不惜杀害父兄的地步。针对如此恶劣风气，执政者必须以“有为”政治强力整顿。以礼法改变世风民风，“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依靠法律保证道德下限，依靠教化提升道德境界。“定经制”，倡礼义，以国家的核心理念凝聚民心，打造社会共识，以共同的价值观念塑造沟通的共同话语。这样，则民众有信而各得其宜，“群臣信上而不疑惑”，风清气正，海晏河清。
《治安策》一文，前部分讲如何“治理”诸侯，后部分讲如何“安定”社会，总而言之，就是讲如何让江山长治久安。然“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既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也要建章设制、久久为功。《治安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论文之一，尤其是它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反对诸侯分裂的思想，对巩固社稷乃至延绵后世国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