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建设性新闻成为新闻学界的热词，通过专著专刊、学术会议、课题研究和培训课程，俨然形成某种学术新潮，乃至成为探究中国新闻未来路径的首选概念，呈现出为中国新闻业发展奠定总体基调的趋势。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新闻业的源流和本质，建设性新闻在中国的概念存在错位。应深入分析此类学术现象的深层次问题，探究引领新时代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之“道”，为建设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新闻学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辨章学术，正本清源。
【关键词】党的新闻事业 建设性新闻 新闻理论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718.016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全球传播历史与现状、传播批判理论。主要著作有《新中国新闻论》《中国新闻社会史》《全球新闻传播史》《中国道路新闻论》《传播符号论》等。
近年来，源于丹麦的“建设性新闻”一说在中国新闻学界日入日深，不仅成为一个热词，而且通过专著专刊、学术会议、课题研究和培训课程，俨然形成某种学术新潮。[1]其间，有试图用建设性新闻框架囊括我国新闻业及其发展路径者，有面对现实问题特别是数字技术触发的媒体困境与新闻失范而寄希望于建设性新闻引领中国的新闻实践与未来媒体转型者，更有将建设性新闻作为某种总体性方案以回应新时代对十一门支撑性学科之一的新闻学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命题者。对此，已有学者提出种种质疑：建设性新闻在西方的理论影响范围和实践范围均有限[2]；概念本身存在结构问题和理论风险[3]，在实践中其价值主张时而遭遇困境[4]；这种引介如不结合现实、“不加审视的移植”，反而妨碍中国新闻学和新闻业的健康发展[5]；应当注重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建设性”及其实践价值[6]，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理念[7]，等等。这些反思都是必要的、清醒的、有益的，本文拟对此做进一步的探究与辨析。
概念及其流转
尽管有人把西方新闻理论中的建设性源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美国报业巨头普利策的“行动新闻”[8]，但作为一种学理思考，建设性新闻则属于当下概念。按照清华大学史安斌教授等学者的研判，西方兴起的“建设性新闻”，是解决当下西方报道困境的新范式，作为冲突报道和负面新闻的一种平衡策略，继“客观性新闻”对19世纪党派新闻的纠偏之后，成为西方新闻范式面临的第二次转型。[9]
2008年，丹麦广播电视台新闻部总监乌瑞克·哈根洛普（Ulrik Haagerup）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传媒市场化浪潮带来的冲击，提出用“建设性新闻”作为“公共新闻”的替代方案，以解决该台的转型压力与信任危机[10]，并着重强调了记者的介入姿态、积极的叙事风格和主动解决问题的导向等（详见下表1）[11]。
这里，“积极”与“参与”是集中体现“建设性”理念的关键词[12]。所谓“积极”，指以正能量报道为主，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在揭露问题时注重提供解决方案；所谓“参与”，指媒体及其从业者不再置身事外，而是与其他社会成员一起共同行动，共筑美好社会与生活。[13]此后，哈根洛普在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创办“建设性新闻研究所”，推广其新闻主张，还出版了两本专著。[14]但就在第二本著作付梓之际，丹麦广播电视台发生了一系列违背职业伦理的事件[15]，他本人也卷入其中，不久宣布辞职，建设性新闻的初始方案昙花一现，无疾而终。
除了哈根洛普，建设性新闻之所以成为欧美学界的新一波流行语，在五颜六色的理论画图中又添一道学术笔墨，则离不开戈登斯特（Catherine Gyldensted）和麦金泰尔（Karen McIntyre）。2010年至2011年，戈登斯特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项目，受到“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影响[16]，2015年出版了《从镜子到推动者：建设性新闻中的积极心理学的五个要素》。她借助积极心理学的理论，确立了建设性新闻的核心价值和基本方法。同年，麦金泰尔完成博士论文《建设性新闻：新闻报道中积极情绪和解决方案信息的影响》，将“建设性新闻”明确为一种新的新闻类型。就是说，一个硕士，一个博士，加一个电视台记者，构成了建设性新闻的原班人马。
在我国，麦金泰尔的博士论文被视为引介最多的文本，国内学者通过学术对谈与之建立密切联系[17]，一些访问学者的推介也发挥了作用。[18]2015年以来，新闻学界开始跟踪相关动态[19]，有的高校成立专门机构，有的研究院所在“公共传播时代的新闻实践研究与传播理论创新”项目下，推进一系列同建设性新闻和互联网治理相关的研究。依据此类“创新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建设性新闻引入中国被视为有助于探寻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环境和所谓公共传播[20]时代的发展方向，可以使中国的建设性经验与西方理论案例共振、互鉴，从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21]
沿此思路，建设性新闻被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闻业”之愿景[22]，在媒体融合、公共治理、国际传播等研究领域相继亮相，承担了主流媒体转型发展并桥接中西方新闻理论的使命，仿佛默认建设性新闻同中国道路及其新闻实践具有天然的亲近性与内在的耦合性。从2019年起，重要新闻学刊先后推出专刊，相关研究持续增长，有的新闻院系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也增加了相关内容。可以说，建设性新闻已经被视为探求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出路，以至于呈现出为中国新闻业发展奠定总体基调的趋势。
这里需要深究的是，在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及构建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学术话语之际，建设性新闻的目标和价值即所谓“建设性”，同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宗旨、原则等有多大关系，有何关联？在一百年来的革命、建设、改革语境下，究竟怎么理解“新闻”与“建设”等问题？又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有机统一的新时代新闻学？
革命建设的中国语境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回望历史，深切领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之际，有两句话尤其意味深长。一句是《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一句是毛泽东同志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说，一百年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一脉历史大潮中，摧毁了旧世界，开辟了新天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掷地有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断涤荡一个旧世界，同时不断建设一个新世界。这里的“建设”是有明确社会理想和政治方向的语汇，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辩证过程，而不是只求量变、不求质变的线性堆积，其内涵包括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也是人类历史上改天换地的伟业。过去一百年，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格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各方进步力量的不懈奋斗中发生巨大变革。而这一切无不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宏愿、科学理论、远大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3]
也正是在这一契合中华数千年大同理想的“主义”感召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批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把一个积贫积弱、凄风苦雨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新中国，并一步步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4]同样，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共产党与共和国的新闻业以及新闻学也形成了一种新道路与新形态，即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道统、传统与学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新闻业自诞生伊始就离不开革命伟业，成为理论宣传和组织建设的前沿阵地。党的新闻事业的建设性，首先体现在服务组织工作和思想动员的各项现实斗争中。从为建党奠定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的《新青年》《共产党》《向导》《热血日报》等，到根据地、解放区的机关报或理论报刊，广泛的动员与传播网络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25]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报原则，以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博古、陆定一等为代表的一批新闻理论家，结合中国实际与新闻规律，在不断摸索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与新闻理论。从这时起，新闻事业同党的其他事业一样，真正发展为一种“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6]的最普遍、最广泛的人民事业。
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在不断自我革命中，也不断推动新闻业的革新与发展。延安整风运动标志着党的新闻事业与古今中外的“商人办报、文人办报、同人办报”等分道扬镳，而代之以崭新的、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闻业与新闻学。与此同时，新闻工作者争当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新闻战士与人民公仆，成为立足大地的人民知识分子或有机知识分子[27]，在做人民的先生与做人民的学生相统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过程中，实现自身革命化与无产阶级化。[28]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深入实际、不尚空谈、唤起工农千百万等，构成了锻造革命主体的政治目标和动员人民大众广泛参与的鲜明底色[29]，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与世界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坐标。自此之后，党的新闻事业不断打破专业壁垒，新闻机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单元，而是广泛参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建设伟业的有机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