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解放的号角，延安的新闻火种播撒四面八方，形成燎原之势，新闻业作为文化战线最活跃的力量，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事业，涌现出一大批《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万里神州驯水记》等新闻经典作品，以及一大批如魏巍、穆青、郭超人式的新闻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传播也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基础建设，发挥了提升人民素质、保障人民权利、塑造政治主体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建设性”功能，形成了新闻业的新格局。一方面，国家通过广泛深入的扫盲运动、普及工农兵通讯员制度、遍及城乡的广播电视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灵活运用基层读报组、工农兵写作小组、俱乐部、广播站、文化站、文化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等形式，不仅使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在最大范围得到满足，而且尽可能实现党的声音与群众诉求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作为新闻业发展能动要素的新闻工作者赓续延安传统，也实现了从“创造者”到“工作者”的主体角色转换[30]，配合党的工作大局，回应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召唤，以又红又专的工作姿态与数不胜数的公开报道、调查报告以及内参等新闻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国家建设、政治决策和社会治理。[31]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无疑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从而也体现了非同寻常的建设性”[32]。
虽然我国的新闻业与新闻学发展难免经历种种艰难曲折，包括“左”和右的各种干扰，但在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新闻事业始终统揽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伟业，并逐步凝聚成一脉相继的道路与道统。同时，这条道路涵盖了丰富的新闻实践与社会政治蕴涵。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我们不但为“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33]，也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及其新闻业与新闻学的大道之行。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党的新闻工作不仅是这一伟大进程的忠实记录者，而且也是积极参与者、切实推动者和不可或缺的建设者。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新闻事业及其新闻工作者只是高高在上的批评者、观察家或局外人，那么建设性新闻原本急于处理的结构性矛盾就无从谈起，它作为一套解决方案也自然难在中国立足。
总而言之，中国新闻业之所以具有突出的革命性、实践性以及建设性，说到底是与中国道路相伴相生，风雨同行。因此，新时代发展“建设性”的任何美好设想，都离不开这一历史主线，离不开中华民族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80余年屡挫屡奋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10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正道沧桑的发展史，以及其中蔚为大观的新闻与传播实践史，包括中国新闻学的道统、传统与学统。如果离开了这条思想脉络，所谓“建设”在中国便成了莫名其妙的概念：谁来建设？建设什么？为谁建设？
螺蛳壳里做道场——建设性新闻的“术”与“道”
同西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新闻理论及其概念相比，建设性新闻与中国道路新闻学看似不无重合，如强调积极情绪、提供解决方案、记者介入社会的姿态等，这也是一些学者引介“建设性新闻”的初衷，这一初衷无可厚非，建设性新闻从“术”的层面，对完善和发展我们的新闻业与新闻学也不无参考。然而，回归历史语境、新闻语境和政治语境，在“道”的层面，欧美一些人设想而非践行的建设性新闻，与涵盖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正面报道为主、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等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诚然，当前中国媒体与传播领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之前“自由化”媒体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旗，假舆论监督之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加剧了政治价值与新闻生态的纷乱，且不说虚假报道、作风浮躁、“勿忘精英”甚于“勿忘人民”等普遍问题；另一方面，新闻界一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两面人”、以权谋私等作风和现象根深蒂固，正面宣传、正确舆论导向、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等中国新闻事业的“建设性”内涵几近被抽空。但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不在于祈盼欧美及其建设性新闻，而在于立足中国大地，以人民为中心，方方面面真懂、真信、真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时切实解决各路“开明绅士两面人”等问题。
按照麦金泰尔等人的观点，作为欧美新闻界一种对“冲突报道范式”的替代方案或“救世方案”，建设性新闻继承了公共新闻的理论内核。[34]公共新闻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于美国，以新闻记者介入公共事务、寻求解决方案为基本主张的新闻运动，后期由于社交媒体广泛应用，还发展了“参与式新闻”“公民新闻”等衍生概念。[35]无论是公共新闻，还是建设性新闻，抑或其他新闻主张，出发点与落脚点都不离、也不可能背离资本主义道路及其新闻模式，核心都是将新闻事业作为私有制基础上的所谓独立机构，据此提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良方案、参与路径、责任担当，以缓解新闻业及其公共性在资本为王体制下不断面临的、根深蒂固的危机；并在各种利益集团你争我夺、纵横捭阖之中，维护媒体的专业权威和专业壁垒，无法跳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利益结构。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无不表明，欧美新闻业及其新闻学只能小修小补，而无法解决自身的致命问题，从新闻专业主义到建设性新闻同样如此。“对建设性新闻的追求成为西方新闻自我纠偏的一种努力，也说明既往的新闻范式已经不再灵验，无力推动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各式各样的问题。”[36]因此，新闻专业主义的流行，挡不住《纽约时报》等集体鼓噪伊拉克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弥天大谎；建设性新闻的兴起，也挡不住BBC等公然造谣所谓新疆的“种族灭绝”。实际上，面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自由民主和新闻范式双重危机和各种改良方案，加拿大学者罗伯特·哈克特和华人学者赵月枝1998年就在《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中指出，这些改良和媒介民主化方案不仅会遭到既得利益精英的强力抵制，而且只有“作为更广阔（相互制约和构建的）社会转型方案才更有意义”。[37]
将建设性新闻的“积极心理学”导向，与“正面报道”“舆论引导”等类比，进而谋划中国新闻学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总体方案，既似是而非，又势必误导新时代新闻学的守正创新方向。积极心理学本是回应以研究心理障碍为目标的“消极心理学”及其造成的对人类积极品质的认知缺陷，旨在培植“人性中的优点”，以治疗心理疾病、促进人的健康成长。[38]戈登斯特和麦金泰尔将积极心理学通过叙事、采访等五种技巧[39]用于新闻报道，也旨在表达积极情感、消解负面情绪。[40]换言之，建设性新闻的“积极”是一种心理状态，属于心理学范畴，如同心理疏导。而中国新闻业的“正面报道为主”，虽强调鼓舞人心、激浊扬清等，但由于奉行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宗旨，始终致力于家国天下的政治理想与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所以，新闻舆论工作的首要关切是政治，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无论“建设性”，还是“批判性”——批评报道、舆论监督等，均为政治家办报的题中之义。
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由动因分析，欧美建设性新闻对积极情感的强调，也旨在解决自身推动的资本化、商业化、市场化等媒体困境与乱象，这里的“建设性”需联系其新闻实践的“破坏性”以及“暴露性”、“批评性”（如“扒粪”“人咬狗”“坏消息是好新闻”）等传统方能彰显本义。从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欧美主流媒体的表现，尤其是充满种族歧视与政治偏见的报道看，建设性新闻的良苦用心显然不足以遏制这种破坏性。与之相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以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历史使命，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终极目标，归根结底在于打破建设性新闻等意识形态所维系的旧制度与旧秩序，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世界（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此而言，西方一些人设想的建设性新闻不仅在道义上与中国道路新闻业及其本质特征格格不入，而且根本不在一个层次。充其量，欧美建设性新闻在“术”的层面或为我们提供参考，而在“道”的层面则与中国道路南辕北辙、形格势禁。
了解西方新闻学术者不难理解，诸如建设性新闻等即使不说如过江之鲫，也如北洋时期的中国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公共新闻、参与式新闻、解决方案新闻、建设性新闻……新世纪以来欧美新闻理论新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即使将各种问题剖析得头头是道，但在现实困境面前往往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在日益内卷化或“内眷化”[41]的学术体制下，伴随后冷战时代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市场规则进一步反噬学术研究，概念往往成了学者获利的终南捷径，围绕概念的逐新趋时迫使新生代不断跑马圈地，导致理论在不断细分、快速迭代之际，内涵也渐趋狭窄，乃至沦为自娱自乐的学术游戏，既无法深刻地解释世界，更难以根本地改变世界。
螺蛳壳里做道场，用西方自救不暇的学术概念包括“建设性新闻”为中国道路及其新闻业擘画前程，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究竟何在，不能不令人存疑。面对既缺乏中国新闻学历史与理论基础，又热衷于拥抱西方“最新”理论的年轻学子被“新潮”“西潮”所误导，用建设性新闻等标准对中国新闻实践量化衡量的情景，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好在嘈嘈切切错杂弹的“新潮”“西潮”概念大多限于“学术圈儿”，对新闻宣传部门以及新闻媒体的实际工作往往形同虚设。同时，一批新生代学人及其守正创新的研究，又让人看到新时代新闻学的正道沧桑。[42]
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
建设性新闻舶来中国，流行东土，并非偶然，也非个案。在坚持“四个自觉”“四个自信”的新时代，新闻学界对舶来概念和理论依然热情高涨，始终乐此不疲，既有两百年来“西学东渐”的社会背景，又有“四十年来家国”的精神气候。
大略说来，近代国人“睁眼看世界”，历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西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认识阶段。其间，一方面不断增广见识，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对世界大势与中国前途日益理解深刻，认识清晰；一方面西方“精神殖民”的企图也在一步步加剧。虽然延安整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民族复兴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最高法则，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成为共识，“文化大革命”后又进一步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中国道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又始终面临古今中西问题，包括“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因此，体用问题自然挥之不去，西方对失去自信的部分国人更如梦魇一般的存在，就像胡适及其朋友们的“事事不如人”心态。近四十年来，面向西方全面开放之际，“西天取经”更是名正言顺，从科学技术、管理模式、股票证券、市场运营等“做法”，到哲学思想、价值观念、精神文化包括新闻传播等“想法”，自觉不自觉地对标欧美，“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世界观、认识论自然弥漫开来，形成上世纪八十年代《河殇》及其精神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