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中国现代新闻业与新闻学也随着西潮不断发展，从而与西学在道与术、体与用等关系上同样剪不断理还乱。虽然延安时代确立了以马列主义为旗帜、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为根基的新闻业与新闻学，清除了旧中国遗留的西方资本主义新闻残余，但新闻领域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不可能落花流水春去也，加之其中道与术、体与用的关系并非楚河汉界，新中国的新闻业与新闻学也难免在不同程度遗留诸如此类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而且随着社会政治气候变化往往似曾相识燕归来。[43]所以，1982年，美国冷战传播学“大师”施拉姆登抵大陆横扫京沪，新闻学的“美学”被奉为科学，“国学”则被视为政治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也开启了新闻学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西学东渐”，建设性新闻无非是又一波新潮。春花秋月何时了，“美学”知多少。数十年来，西潮新潮前赴后继、争先恐后，由于固守“西方理论”加“中国经验”的学术理路，一事当前，越来越难从实际出发，探究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及其新闻业的历史与逻辑，总是不由自主地先听美国人怎么说、先看西方人怎么做。正如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初期对“自由化”的批评：“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44]更有甚者，在数十年对标“美学”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过程中，积淀雄厚并丰富多彩的中国道统、传统与学统一步步消解，并一步步陷入失语、失踪、失声。
失语、失踪、失声的关键，也在于失去评判学术真善美的标准。如今，什么是“好”的学术，什么算“高大上”的理论，我们已经基本没有定义权、发言权，机制体制学术生态处处以西方标准为标准，视欧美评判为评判，就像中国电影总是以戛纳、好莱坞为标杆。无怪乎时下新闻学的核心期刊、博士论文、学术会议等“言必称希腊”[45]，“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进学解》）；“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得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红楼梦》）。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青年学子与学者想在学界安身立命，更是不得不遵循这一无所不在的明规则与潜规则。如此学风与学术，再同学术腐败、追名逐利、“开明绅士两面人”等问题相叠加，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学陷入空转。虽然多年来上上下下一直倡导并力图结合中国实际，破除“党八股”“洋八股”，但“美国普世理论”与“中国特色实践”的思路已经根深蒂固，撼山易，撼此难：
中国知识界长期以来尾随西方理论的习惯，让我们无法清晰且自觉地认识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学术生产的日益制度化、规范化虽然在学术界建立起基本的规则，让知识积累得以可能，同时却导致学术研究和写作越来越“八股化”，越来越远离正在发生的生活实践。这一切都在呼唤重拾朴素的文风和实事求是的学风，重建面向现实问题和自身历史文化的知识生产和公共对话机制。[46]
如前所述，在一些“术”的层面，我们并不否认西方理论包括建设性新闻的研究价值与借鉴意义，更不排斥中外学术交流与思想互鉴。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新闻业无不面临重重困境之际，虚心学习他人理论，认真借鉴各方经验，包括第三世界的经验而不限于欧美甚至只是美国经验，乃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也谈到，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应当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才是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新闻学的人间正道。[47]与此同时，学习借鉴国外成果的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坚持实事求是的真理观和人民主体的价值观，立足中国大地，为人民著书立说。一句话，任何学习借鉴都应坚持以我为主，都不能忽略中国道路及其大本大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结尾处说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48]如果说国人学习西方经历了以中国为问题、以西方为方法的中体西用，以西方为问题、以中国为方法的西体中用，以西方为问题、以西方为方法的西体西用，那么如今，以中国为问题、以中国为方法，则随着中国崛起日益成为民族复兴的大势所趋。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的前景也寄托于此，寄托于大道之行以及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认知品格，寄托于成千成万正心诚意、奋楫笃行的人民知识分子，就像甘惜分先生一生“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同样，对西方建设性新闻的观察、理解和分析，也应充分把握中国的历史文化与新闻实践，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源流中，构建立足大地、面向世界的中国新闻理论。
（本文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新闻学中国方案”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A201101；这项专题研究源于清华大学2021年博士生课程《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讨论，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丁远哲、王达、刘宣伯和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张立榕参与了课程讨论和文章撰写，本文得到赵月枝教授和王君超教授的悉心指点）
注释
[1]王辰瑶：《论“建设性新闻”适用性与可操作性》，《中国出版》，2020年第8期。
[2]常江、田浩：《建设性新闻生产实践体系：以介入性取代客观性》，《中国出版》，2020年第8期。郭毅：《建设性新闻的认识误区与学理再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刘自雄：《范式转换抑或东西合流？——探析欧美建设性新闻运动的理论身份与价值》，《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11期。
[3]胡百精：《概念与语境：建设性新闻与公共协商的可能性》，《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S1期。漆亚林、刘静静：《建设性新闻的生成逻辑与现实困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1期。
[4]如“介入性”和“客观性”的平衡问题。详见徐敬宏、张如坤：《“介入性”与“客观性”共生：建设性新闻生产实践体系研究——兼与常江教授商榷》，《中国出版》，2021年第2期。
[5]陈成：《必要的连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建设性新闻》，《编辑之友》，2020年第6期。
[6]陈作平：《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建设者”范式》，《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12期。黄斐：《建设性新闻的中国思路》，《青年记者》，2020年第9期。
[7]邵鹏、叶森：《疫情报道中我们需要怎样的新闻与新闻业——兼论中国建设性新闻理论的构建》，《当代传播》，2020年第3期。
[8]Bro P.,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Proponents, Precedents, and Principles", Journalism, 2019, Vol.20(4): pp504–519; Aitamurto T., Varma A., "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2018, Vol.12(6)；史安斌、王沛楠：《建设性新闻：历史溯源、理念演进与全球实践》，《新闻记者》，2019年第9期；郭毅：《建设性新闻：概念溯源、学理反思与中西对话》，《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9]史安斌、王沛楠：《建设性新闻：历史溯源、理念演进与全球实践》，《新闻记者》，2019年第9期。
[10]唐绪军、殷乐：《北欧四国媒体：寻求解困方案》，《建设性新闻实践——欧美案例》，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
[11][12]Haagerup U., Constructive News: How to Save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with Journalism of Tomorrow,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8.
[13][21]唐绪军：《总序》，《建设性新闻实践——欧美案例》，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3页；绪论，第7页。
[14]分别是2010年出版的《建设性新闻学》与2017年出版的《建设性新闻：如何用明天的新闻挽救媒体与民主》。
[15]Nyhedsdirektør Ulrik Haagerup stopper i DR efter en række kritiske sager, Politiken, 2017-03-02. https://politiken.dk/kultur/medier/art5855205/Nyhedsdirekt%C3%B8r-Ulrik-Haagerup-stopper-i-DR-efter-en-r%C3%A6kke-kritiske-sager.
[16]刘自雄：《范式转换抑或东西合流？——探析欧美建设性新闻运动的理论身份与价值》，《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11期。
[17]韩德勋：《重访建设性新闻：概念特征、中西语境与现实意义》，《新闻界》，2021年第5期。
[18]晏青、凯伦·麦金泰尔：《建设性新闻：一种正在崛起的新闻形式——对凯伦·麦金泰尔的学术访谈》，《编辑之友》，2017年第8期。
[19]例见唐绪军、殷乐：《西方媒体“好新闻”的实践、理论及借鉴》，《对外传播》，2015年第11期；杨建宇：《基于方案的新闻：一种建设性实践》，《编辑之友》，2015年第7期。此外，2014年，张艳秋在国际会议“中国与非洲：传媒、传播与公共外交”中发表一篇英文论文，借用“建设性新闻”概念来阐释中国媒体在非洲的传播实践。
[20]关于公共性以及相关的公共传播、公共领域、公民新闻、公民社会等概念，与我们讲的党性以及人民性、人民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社会等概念的理论问题，宫京成在博士论文中已作出实事求是而不乏深刻的全新阐述，见《党性与公共性再认识》，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21。
[22]唐绪军：《建设性新闻与新闻的建设性》，《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S1期。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2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25]《列宁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页。
[2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27]向芬：《范式裂变：延安新闻观的兴起》，《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28]李海波：《党报、列宁主义政党与群众政治参与——延安新闻业群众路线的运作机理分析》，《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3期。
[29]王维佳：《“党管媒体”理念的历史生成与现实挑战》，《经济导刊》，2016年第4期。
[30]路杨：《从创作者到工作者：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主体转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
[31]尹韵公：《论中国独创特色的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期。
[32][36]黄斐：《建设性新闻的中国思路》，《青年记者》，2020年第9期。
[3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34]Mclntyre K., Gyldensted C., "Positive Psychology a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2018,Vol.12(6): pp. 662-678.
[35]蔡雯、郭浩田：《以反传统的实践追求新闻业的传统价值——试析西方新闻界从“公共新闻”到“建设性新闻”的改革运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
[37]［加］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修订版）》，沈荟、周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
[38]苗元江、余嘉元：《积极心理学：理念与行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39]五种技巧指“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介入”（engagement）、“关系”（relationship）、“意义”（meaning）和“成就”（accomplishment）。
[40]晏青、舒镱惠：《建设新新闻的观念、范式与研究展望》，《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41]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书城》，2014年第2期。
[42]例如：潘祥辉：《宣之于众：汉语“宣”字的传播思想史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4期；沙垚：《社会主义与乡村：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点》，《全球传媒学刊》，2020年第3期；王洪喆：《从“赤脚电工”到“电子包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与劳动政治》，《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王维佳：《社会发展视角下的健康传播——重访20世纪“第三世界”的历史经验》，《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向芬：《新闻学研究的“政治”主场、退隐与回归——对“新闻论争三十年”的历史考察与反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43]比如，1957年新闻界的理论争鸣可以说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据张威教授最新考察研究，即使范长江，当年在《人民日报》也曾试图引介新记《大公报》的模式，结果遭到报社老同志的抵制。
[4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页。
[45]与此相对，另一种普遍情形与倾向同样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学陷入空转，即多谈理论，少谈实际；多谈历史，少谈现实；多谈应然，少谈实然；多谈理想，少谈问题等。
[46]《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的理论创新”研讨会综述》，《文化纵横》，2021年第3期。
[4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4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责 编／张 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