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需求
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众所周知，但若没有和平与安全，就根本谈不上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和地区面临复杂的政治、安全和经济风险，所经地区多处于地缘政治“破碎地带”，国家林立、民族众多，宗教繁乱、矛盾丛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
中亚地区既是全球经济塌陷区、国际政治破碎地带，也是大国博弈势力重合区。中亚地区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一度成为大国施加影响和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争夺这块“战略要地”的战争从未间断，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把占领和统治这一地区作为统治整个世界的前提。中亚也是强国之间的冲突前沿地带。19～20世纪的英俄争霸时期，20世纪后半叶的美苏争霸时期，中亚及邻近的阿富汗都是霸权国争夺的前沿地带，地缘政治重要性达至历史高点。苏联解体后，中亚出现了地缘政治权力真空，内部专制、腐败等问题影响政权稳定，加上外来势力的介入，隐藏巨大的冲突危机，呈现出“破碎地带”的各种典型特点。
中东原先的主权国家在美国反恐战争及“阿拉伯之春”的冲击下逐步弱化，中东开始陷入种族、教派和国家力量相互争斗的漩涡和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地区格局呈现出碎片化、教派化、阵营化和冷战化特征；美俄在中东的博弈以及沙特、土耳其、埃及政治集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动荡不安。
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与战略安全地位历来是世界大国争夺的重点区域。东欧一直是早期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及后来的俄罗斯人争斗的地区，文明无法得以积累和延续，以至于广大东欧和斯拉夫地区被视为“欧洲沦陷区”。苏联时期，中东欧更是成为冷战的前沿。近年来，中东欧受到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巴尔干动荡局势和宗教极端组织、民族分离主义等不稳定因素影响，地区安全形势日益恶化。中东欧内部的波罗的海国家和黑海国家处于美俄与欧俄冲突的最前沿，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海洋争议，中、美、印等大国海上战略竞争和非传统安全等方面。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中，与邻国存在海域主张的重叠和管辖权的争议，其中尤以钓鱼岛和南海诸岛问题最为敏感。美国的强势介入及推波助澜，使中国周边海上安全形势更加复杂。而印度视印度洋为后院，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使印度战略与安全利益受到影响，故对中国疑虑重重，从而引发中印关系的波动和起伏。与此同时，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困扰国际社会，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安全问题。马六甲海峡航道拥挤，海盗活动猖獗，严重威胁着过往商船的安全，一直是中国进行能源供应、远洋运输的瓶颈和软肋。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也门、阿富汗等国安全失序及治理失调，滋生的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和跨国犯罪集团蔓延整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从气候方面来看，2004年12月的印度洋大海啸造成22.6万人死亡，仅马尔代夫就有至少42个岛屿在此次海啸中遭受没顶之灾；此外，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马尔代夫等岛国也面临消失的命运。综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聚集了冷战以后绝大部分的地区性冲突与对抗，同时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大国施加影响、扩展势力的竞技场，也是化解当今世界主要矛盾、对抗、冲突、战争、纠纷的关键之所在。对沿线地区及国家人民来说，安全是其最大期盼及呼唤。能否维护沿线地区及国家的安全，是“一带一路”最终能否走向成功的关键。
健康需求
健康是发展的先决条件和结果，是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指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除了饱受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困扰，还有传染病和瘟疫扩散的烦恼。古丝绸之路在促进贸易往来和人口流动，给沿途国家带来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为传染病的远距离传播和蔓延提供了便捷通道。部分疾病原本是地方性流行病，但最终随着商队传播到了很远的地方，并一下子暴发为大规模的瘟疫。研究表明，炭疽、麻风和鼠疫等古老传染病的传播都与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相关。[3]其中，通过对不同来源鼠疫菌基因组测序的比较研究发现，鼠疫在历史上曾致数千万人丧生。而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三次大流行，也成为唯一改变了人类历史文明进程的传染病，这也侧面反映了丝绸之路可能为古代鼠疫的传播提供了通道。[4]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指出，在人类文明的古典时期，欧亚大陆上形成了四处辉煌的文明：中国、印度、中东与地中海，并在与疾病和瘟疫的抗争中逐步形成了对应的四大“疾病圈”，且在圈内达到了某种平衡。但是，每个疾病圈内的传染病，“一旦越出固有的边界，肆虐于以前没有患病经历或免疫力的人口，都将是致命的”[5]。
公元前100年左右，东西方两大“疾病圈”——罗马和汉帝国开展了第一次大联结。古丝绸之路在推动商品互通有无、传播文明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疾病与瘟疫的流行。天花、麻疹和淋巴腺鼠疫跟随着商队，传播到了东西方两个文明世界。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丝路两端的两个大帝国——中国和古罗马都形成了灾难性的瘟疫。严重的流行病是2世纪以后罗马和中国人口下降的主要因素，[6]瘟疫破坏了古代丝绸之路的交往和贸易，并加速了罗马帝国和中国汉王朝的灭亡。
东西方两大“疾病圈”的第二次大联结是蒙古西征。蒙古建国后，在公元1219～1260年的40余年时间，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征服了西亚和东欧地区，建立了史无前例的蒙古帝国，使得欧亚大陆第一次实现“一体化”。蒙古人的征服行动尚不足以毁掉这个世界，而随之而来的看不见、摸不着却杀人于无形的瘟疫——“黑死病”却几乎毁掉这个世界。连接欧洲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变成了传播黑死病的死亡之路。大约在公元14世纪40年代，黑死病迅速从中亚草原扩散到整个亚欧大陆：欧洲、中东、埃及和阿拉伯半岛。这场被后世称作“黑死病”（Black Death）、“大灭绝”（Great Dying）或“大瘟疫”（Great Pestilence）的浩劫使欧洲损失了2500万人，导致人口下降1/3。由于其造成的人口损失要150年才得以恢复，进而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地位。欧洲文明在中世纪历经千年黑暗，突然被这个“上帝之鞭”折腾一翻后，终而转身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引擎。
第三次大联结是新大陆与旧大陆的联结。大航海在造就欧洲霸权的同时，也编织了一张全球疫病网络。16～19世纪，在西方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天花和其他外来疾病毁灭了美洲和大洋洲、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居民，为欧洲人提供了建立殖民地并在遥远的大陆上建立欧洲式社会的条件。1520年，西班牙侵略者科尔特斯只带了不足600名的随从，就征服了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大量消灭新世界土著的并不是侵略者的枪炮，而是他们从旧世界欧洲带去的瘟疫——天花。正是天花的流行让阿兹特克近一半人口丧生，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7]
全球化时代，各国都在步入越来越密切的国际交流中，现代交通工具的普遍使用，人、植物、动物和货物的快速跨境流动，也加快了病原微生物的扩散及新型流行疾病的广泛传播。即使在今天，传染病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相反，全球化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传染病传播得更快。我们曾经或见或闻的SARS、口蹄疫、禽流感、埃博拉病毒，莫不如此。西非埃博拉疫情、中东呼吸综合征以及寨卡病毒疫情一次次给各国政府敲响警钟，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的肆虐业已成为各国面临的潜在重大公共安全问题。欧洲每年死于传染病的人口仅占总死亡人数的5%；但在非洲，60％以上的死亡人口是因为传染病。此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再一次暴露了全球卫生体系的脆弱性。有鉴如此，深化和创新“一带一路”卫生交流与合作，打造“健康丝绸之路”非常必要。
打造“健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需要携手加强在传染病疫情通报、疾病防控、医疗救援、健康产业、传统医药领域的互利合作，以促进全面提升中国和沿线国家人民的健康水平为主线，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推动相关国家卫生事业共同发展；不断深化沿线国家间的卫生人文交流，推动卫生政策优化完善及合作对话的长效机制，推动沿线国家建立起有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和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发展“一带一路医院联盟”，共享优质医疗资源和健康科技成果。在实践层面，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于2017年1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对双方合作提高沿线国家健康卫生水平具有里程碑意义。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为战胜突如其来的疫情，与世界各国在多条战线并肩战斗，汇聚起全球抗疫的强大正能量。中国以万众一心的意志和扎实有效的行动，与疫情顽强斗争，中国行动、中国速度，为构筑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推进“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贡献了“中国力量”。
打造“健康丝绸之路”，也为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严酷事实告诉我们，疫情不分国界、不分种族，所有国家无论贫富、强弱、大小都面临疫情的严峻威胁与挑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再次表明，筑墙于事无补，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各国惟有团结协作、着眼长远，提升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水平，才可能在与病毒的战斗中赢得先机。因此，在打造“健康丝绸之路”的同时，还要与沿线国家一起，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和规范，推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共商共建共享，为生命护航，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综上，打造“健康丝绸之路”不仅能够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向着更深和更高层次发展，而且在整体发展布局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卫生、医疗合作的需求相一致，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愿望、责任与基本需求。
绿色需求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不仅应是满足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公共需求品，还应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产品。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代表着当前世界潮流与发展方向。但遗憾的是，一直到现在，人类面对气候变化及生态灾难仍充满无奈，难有大的作为。
古丝绸之路及沿线国家的兴衰与气候变化及生态环境有着极大关系。“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科学研究发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巴比伦文明、地中海地区的米诺斯文明的相继衰落和消亡，主要是气候变化、土地退化、森林衰亡、生态环境破坏导致的后果。森林密布、气候湿润的尼罗河流域孕育了古埃及文明，但最终由于森林的消失，96%以上的土地逐渐被沙漠所覆盖，埃及6000年的文明由此衰落，随之而来的是长达3000年的荒凉和贫穷。与此相类似，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上起殷商、下至北宋，在长达3000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中，西安是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是丝绸之路东部起始点。历史上，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本是森林茂盛、土地肥沃的“八百里秦川”，古人称之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但由于秦汉以来大规模的移民戍边和垦荒，导致土地过度开垦，植被大面积破坏，水土流失日益严重，随之而来的是黄河下游的决口和改道。也因此，唐以后的西安就不再为一国之都，国都位置逐渐由西向东转移，黄河文明也因生态恶化而痛失昔日光彩。
气候、生态变化直接影响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兴衰。罗马帝国晚期和汉朝末年，都出现了气候异常变化，气温下降、持续干旱，导致农业欠收、流民迁徙，同时也带来了瘟疫的暴发和传播。正因为如此，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在公元3世纪不约而同地走向衰亡。气候和生态变化直接导致了东西方世界第一次接触中断。4世纪中叶，从匈牙利到蒙古国的广袤草原上发生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迫使以草原为生的匈奴人不断西迁，并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在匈奴人的压迫下，日耳曼等民族开始了向罗马境内的民族大迁徙。外族入侵以及高卢地区政治和经济混乱不堪，最终使得危机四伏的西罗马帝国走向了衰落。
气候条件恶化在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期间发展到最糟糕的程度。在公元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出现了大量火山喷发活动，为过去数千年所未见。剧烈的火山活动引发了“晚古小冰川时代”，其低温状态至少持续了150年。公元800～1200年是一个温暖期，但从14世纪起，地球又进入了一个小冰期，气候变得寒冷，风暴变得频繁，在这段时间，出现了十字军东征、黑死病和百年战争。所有的这一切，与瑞士国家森林、雪和景观研究所乌尔夫·邦特教授的团队通过研究树木的年轮所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
人类的经济发展或繁荣通常是以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人类一次又一次重复着过去的错误；反过来，气候与环境变化又给人类带来巨大、惨痛的灾难，甚至是文明的消失。今天的中国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于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在投资贸易中要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2015年3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明确提出，必须从全球视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国的优势，还在于在区域内较早借鉴并探索了绿色发展。“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通过中国得到先进的环保技术和实用理念。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就采纳了由中国政府牵头提出的倡议，建立亚太经合组织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利用采购方的力量，实现环境绩效改善。这一设想有利于区域内利用市场手段，帮助各国实现绿色转型。
共富需求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势，在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日益密切。同时，全球化也造成了国家间、地区间、阶层间、人与人之间的两极分化与贫富悬殊，政治极化、社会不公平及多元文化引发的文化碰撞和文明冲突日益剧烈，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反全球化是为了推进更好、更公平的全球化，对全球化进行纠偏与调整，促使全球化朝着更公正、合理、透明的方向发展。因此，反全球化与全球化是同一进程，且这一波反全球化浪潮亦会从根本上改写未来的国际格局。[8]
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将是影响国际政治走势的长期因素，解决反全球化的根本在于解决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地区或国家导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这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也同时决定了这一任务的长期性。通常，我们过多地讨论和关注发展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财富创造过程中的发展不充分问题，却较少关注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世界上最富裕的个人的财富超过了很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极端贫穷和极端富裕现象并存。世界银行于2018年10月17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现时全球近一半人口每日生活费少于5.5美元，即34亿人仍在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苦苦挣扎。[9]据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的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世界上富人的财富每天增加25亿美元，而最富有的26人所掌握的财富相当于最穷的38亿人（相当于全球人口的50%）的财富总和。[10]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已是当前全球诸多问题的根源与关键所在。
当前全球发展面临的发展失衡问题，我们称之为发展赤字、发展失衡。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在国内，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当中，我们仍然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改善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改进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中国同联合国及非政府机构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化与众多影响力日渐增强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推动全球化的再平衡，让各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从更加包容、均衡、普惠、共赢的全球化进程中获益。
结论
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告诉我们，生存需求、安全需求是人同时也是国家的基本需求，但发展和开放是生存与安全的根本之道。封闭不可能发展，更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安全，通过开放才能实现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健康发展、绿色发展与共同发展才能实现有效及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发展、安全、健康、绿色与协同发展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基本需求，同时也是他们的共同期待。
有希望，就会有行动；拥有梦想，就拥有前进的动力。开放之路、发展之路、安全之路、健康之路、绿色之路和共富之路，为“一带一路”建设描绘出了美好愿景和前进方向。共同的梦想将广泛凝聚合作共识，激励我们携手前行；沿线国家希望和梦想相互激荡，“一带一路”的建设才能激发出无穷的力量，迸发巨大活力；全面提升合作水平，打造新型合作平台，才能让“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沿线国家和人民的基本需求并更好地造福于他们。上述才是“一带一路”可以成功并最终能够成功的背后深层动力及根本保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竞合主义与安全研究的转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0FGJA002）
注释
[1]［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40～53页。
[2]［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杜建平、松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页。
[3]杨瑞馥：《丝绸之路与传染病传播》，《中国基础科学》，2013年第6期。
[4]Cui, Y. J. et al., "Historical Variations in Mutation Rate in an Epidemic Pathogen, Yersinia Pesti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 110(2).
[5]［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8～76页。
[6]［美］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394页。
[7]［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208页。
[8]储昭根：《当前西方的反全球化浪潮:成因及未来走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3期。
[9]World Bank. "Nearly Half the World Lives on Less than $5.50 a Day", October 17,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8/10/17/nearly-half-the-world-lives-on-less-than-550-a-day.
[10]乐施会：《公共服务：普惠全民还是偏待私利？》，2019年1月，https://www.oxfam.org.cn/uploads/2020/03/121623417256.pdf。
责 编／张 贝
